面对日本在我国东北成立的“伪满洲国”，国际社会当时普遍采取了不承认的态度。当时苏联的态度则极为暧昧。

关于苏联在当时到底是否承认了“伪满洲国”一直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

九一八事变后苏联的第一反应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苏联领导层的反应非常迅速，9月22日，政治局的重量级人物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加拉罕和李维诺夫联手，他们利用这段时间收集了来自各国媒体的报道以及苏联驻东北领事官员的详尽报告，综合分析了形势。

他们迅速整理出一份详尽的情况简报，这份简报被送往正在契索休养的斯大林手中。

9月23日，斯大林在接到这份简报仅一天后便作出了迅速反应。他的判断是，日本军队的行动极有可能是与其他帝国主义列强的秘密协议有关，旨在扩大或巩固其在华势力范围，并且可能还得到了一些反对张学良的老奉天分子的支持。

斯大林基于这一分析，认为苏联当前不宜进行军事或外交干预。

遵循斯大林的这一指示，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迅速下达命令，要求其驻日本和中国的使领机构保持克制，不得擅自对中日冲突发表任何公开看法。

苏联如此反应的原因

从1928年10月起，苏联开始了它历史上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这种背景下，苏联政府极力避免任何可能扰乱国内稳定或分散资源的外部冲突。如美国《世界电讯》当时报道的那样：“如果俄国卷入战争甚至是稍有卷入，它便不得不放弃五年计划。”

不过除了这一国内原因外，其实苏联考虑更多的还是其要攫取在华利益。

1921年到1922年，世界的政治版图在美国的主导下经历了重大变革。在华盛顿，来自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日本、比利时、葡萄牙以及中国的代表齐聚一堂，签署了《九国公约》和《四国条约》。

然而，这个体系在构建时就已经植入了矛盾的种子，因为在会议召开过程中，苏联——一个在亚太地区同样占据重要地位的国家——被明显排除在外。

结果在东北亚，美、日、俄之间原有的相互制衡关系被打破，转而形成了以美日合作为主的新格局。

对日本而言，尽管暂时接受了华盛顿体系的限制，但其内心对美国试图抑制其扩张野心的不满日益增长，渐渐形成了摆脱这些限制的决心。与此同时，苏联对于自身被西方国家封锁和孤立的现实感到极度不满，迫切希望打破这种围堵。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日本的“九一八”事变不仅是对华盛顿体系的挑战，也暗合了苏联突破西方围堵的需求。

这种看法虽然具有一定的推测成分，但不可否认，苏联的不干涉政策确实在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中留下了多重解读的空间。

“伪满洲国”成立后，苏联对日本的步步妥协

到了1931年10月底，日本关东军参谋本部制定了《满蒙问题解决方案》，该方案详细规定了建立一个“新国家”的蓝图。

这个计划的核心是将宣统帝重新扶植为领导人，统治的领土将包括东北四省及内蒙古东部。

溥仪上台后的第四天，伪满洲国首任“外交部长”谢介石便向包括日本、美国、英国、苏联等17个国家的外交部发送电报，宣布新国家的成立。

尽管苏联政府在这一事件中未作出公开的政治表态，其官方媒体《消息报》却发表了一篇社论。社论中明确宣称，尽管形势复杂，苏联仍将坚持其与和平政策相联的绝对不干涉政策。

当国际联盟派遣调查团，前往东北以调查伪满洲国的成立真相时，调查团希望得到苏联在该地区的官员提供的信息和证据。

但苏联以其并非国际联盟的成员国，也未参与对中国事件的讨论，因此无法确定其提供的信息是否会被适当地利用，故苏联不能承担调查团依此做出结论的责任。

国联调查团由于无法从苏联获得希望的支持，随后尝试与在海伦抗日的马占山将军会晤，希望通过他获取一手资料。

然而，由于日伪势力的阻挠，调查团无法直接前往海伦，因此转而向苏联申请过境签证，希望能够经由苏联境内前往。

但苏联担心允许调查团过境可能会激怒日本，也拒绝了。

自沙俄时代以来，苏联在中国东北拥有诸多特殊权益，尤其是在中东铁路的运营和管理上。为了维护这些权益，苏联政府起初尝试与伪满洲国当局开展某种形式的“合作”。

伪满洲国成立后不久，重新任命中东铁路的督办官，为了显示苏联对新政权的基本接受态度，中东路苏方理事长库兹涅佐夫专门前往拜访新任督办官。在这次会面中，他们代表苏联政府承认督办官的就任，并同意中东铁路沿线及其各个附属机关可以挂用伪满的旗帜。

1932年6月，苏联向伪满洲国的“外交部”发出通知，同意其在赤塔、新西伯利亚等苏联城市开设领事馆。

随后的9月23日，苏联政府更进一步，正式同意伪满洲国向莫斯科派驻领事官员，甚至还对伪满官员在莫斯科从事的反对中国政府的外交活动持沉默态度。

根据曾是伪满洲国外交官员的王替夫的回忆，他和同行的领事李恒在出使赤塔时，当地苏联相关部门组织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在火车站，他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日常起居也得到了较高规格的接待。赤塔市市长及各级党政军要员甚至在领事馆开馆办公的第一天亲自前往祝贺。

面对苏联的妥协，日本却没给面子

苏联虽然在初期对日本和伪满洲国做出了一系列的妥协与退让，但日本方面的野心远不止于此。

关东军一方面修筑军用备战铁路，直接指向边境并与中东铁路交叉，将其截成数段，另一方面通过特务活动破坏中东铁路的运营，包括制造各种事端、禁止国际直通货运，并割断中东铁路与苏联西伯利亚大铁路之间的联系。

面对日伪的持续破坏和挑战，中东铁路的营运系统已处于半瘫痪状态。这种情况促使苏联向日本提出将中东铁路出售的建议。

在随后的一年零九个月里，三方围绕中东铁路的让售问题进行了复杂的交涉，最终达成协议：苏联将中东铁路及其全部所属资产转让给“满洲国”，对价为1.4亿日元，这个价格仅相当于苏联在铁路建设上投资总额的十分之一，大大低于苏联最初的要价。

随着中东铁路的权利转移，隶属于铁路管理局的众多企业、学校和医院等附属机构也迅速落入日伪之手。其中包括哈尔滨中俄工业技术学校，这所学校后来发展成为世界闻名的哈尔滨工业大学。

但日本的野心还不仅于此。

1936年8月，日本政府首次在其《国策基准》中明确提出了“北进”和“南进”战略的同等重要性，此举意味着日本的侵略目标同时指向了苏联的远东地区和东南亚。

1937年7月，随着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苏联的远东安全也遭到了严重的威胁。作为回应，苏联确立了“援华制日”的远东政策。

随后到了1939年，伪满洲国将东宁、密山、饶河、虎林、抚远、同江、绥滨、珲春等地的警察改编为国境警察队，并在佳木斯和通化设立了第七和第八军管区，这些举措都是为了加强对苏联边境的威胁。

面对伪满洲国的这种咄咄逼人的边境政策，苏联也没有坐以待毙，随后便是诺门坎事件了。

这一事件将苏“满”之间的军事冲突推向了顶峰，根据清朝雍正年间的界线划定，苏联与外蒙古认为哈拉哈河是外蒙古境内的内河，诺门坎地区也属于外蒙古。而伪满洲国则依据1918年中国北洋政府绘制的外蒙古地图，认为哈拉哈河是外蒙古与满洲国的界河，诺门坎地区位于满洲国境内。

1939年5月11日的一个事件点燃了这一冲突。那天，外蒙古骑兵越过哈拉哈河进入了东岸地区进行巡逻，被伪满的国境警备队视为非法越境。伪满警备队开火，蒙古骑兵被迫撤回。次日，外蒙古骑兵再次尝试进入东岸，与伪满警备队发生了激烈的交火。

从五月末开始，日本关东军与伪满军在甘珠尔庙和阿穆古朗附近迅速集结兵力，展现了一副决战的姿态，冲突迅速演变为苏日两国之间的武装对抗。

经过近一个月的激战，日伪军力逐渐疲软，开始转入防御。8月20日清晨，苏蒙联军对哈拉哈河东岸的日伪军发起了全面进攻，日伪军虽然全力抵抗，但终究大部分被歼灭，仅少数突破重围。至9月3日，面对苏蒙联军的压力，日本政府通过其驻苏使馆主动向苏蒙方面提出停战请求，而苏联则接受了停战提议。

虽然这时苏日两国已经有了一战，但加下来发生的事，却使得两国关系再次微妙起来。

苏联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伪满洲国”

1939年8月23日，苏联与德国签订了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互不侵犯条约，这一行动首先违反了德日之间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秘密补充条款，从而在德日两国之间制造了裂痕。

此外，同年的诺门坎战役中，日本军队遭遇了严重失败，这一事件显著降低了日本军方在政府内部推动对苏联的“北进”政策的能力。随着战略重心的逐步向“南进”转移，日本开始重新考量其在远东的战略布局。

1940年秋，日本政府通过其驻苏大使，首次主动向苏联提出缔结苏日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

然而，在随后的谈判中，由于日本拒绝归还先前从苏联夺取的领土，包括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谈判遭遇了阻碍。

苏联选择了签订一个中立条约。这样的条约不涉及领土问题，但这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北库页岛。

随着国际局势的快速变化，双方都感受到了缓和紧张关系的迫切需要。到了41年4月11日，当日本外相松冈洋右访问莫斯科时，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将苏日中立条约草案及取消租让权议定书草案交给了他。

经过讨论，松冈在北库页岛租让权问题上作出了让步，从而为谈判的进展打开了僵局。

在之后的谈判中，两国围绕各自在东亚的势力范围进行了深入讨论。松冈洋右提议签署一份关于两国势力范围的秘密议定书，其中明确指出日本的势力范围包括内蒙古、满洲和华北，而苏联的势力范围则是蒙古人民共和国与新疆。

对此，莫洛托夫在《苏日中立条约》草案中明确提到了满洲国与外蒙古的问题，强调双方有义务维护和平与友好的邦交关系，相互尊重领土完整与不可侵犯。

然而，日本方面对条约文本中提及满洲国的措辞感到不满，担心这可能破坏其长期宣扬的“满洲独立”的形象。因此，松冈要求保留条约的原始措辞，并建议关于满洲国与外蒙古的问题以“宣言书”的形式作为中立条约的附件发布。

他提出，苏联应在法律上完全承认满洲国，并建议双方互设驻在使节以改善三国之间的关系氛围。

莫洛托夫回应称，苏联在中立条约草案中已特别提到了满洲国，这表明苏联在法律上没有回避满洲国的存在。因此，苏联已经在实质上回应了松冈的提议。

4月13日，苏日代表在莫斯科举行了《苏日中立条约》的签字仪式。条约附带的宣言中，苏联政府和日本政府庄严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而这些领土，其实都是中国的。

随着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中国东北地区已成为日本军事战略的核心，充当了日本“南进”战略的重要基地和补给来源。在这一背景下，盟国领导人意识到削弱日军在东北的军事设施对于整个战争的进程至关重要。

然而，由于技术限制和航程的挑战，盟军飞机执行轰炸任务面临极大风险，不少飞机在任务中损失，要么被日伪军俘获，要么因油料耗尽而坠毁。

面对这种困境，英美两国决定寻求苏联的协助。他们希望苏联能够提供位于东西伯利亚的临时起降场，以支持其对日军的空中打击行动。然而，这一请求反复被苏联拒绝。

苏联的主要考虑是其正面临的苏德战争，这场战争对苏联来说是生死存亡的斗争。斯大林及其军事顾问团坚信，维持苏联远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是对抗纳粹德国、确保对德作战胜利的关键。

为了利益，苏联最后出兵中国东北

不过，当事件来到44年，随着战争天平的转向，苏联对日本已经不是最初的态度了。

在1944年12月14日的一次会谈中，斯大林向美国驻苏联大使提出了苏联参与对日战争的条件。

他指出，苏联对于仅获得一个国际自由港已不再感兴趣，而是希望能够长期租借旅顺和大连，并力图恢复对中东铁路以及南满铁路的控制。此外，外蒙古的现状在战后必须维持不变，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也应归还苏联。

苏联提出的这些条件，其实有斯大林的特殊考虑。

在苏德战争初期，苏联遭受了巨大损失，不得不中断对中国的军火供应并召回在华军事顾问，这使得苏联在中国的影响力大幅下降。与此同时，美国则加强了对亚太局势的关注，并开始积极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美国迅速成为支援中国的主力，并不断扩展自己在华的势力和影响。蒋介石政府对美国的依赖和服从也日益加深。斯大林，作为一个精通国际政治的领导人，清醒地认识到战后美国很可能会在中国取得主导地位。

因此，斯大林在与哈里曼的会谈中提出的条件，不仅是为了确保苏联在战后东北亚的战略安全，同时也是在为苏联在中国东北、新疆和内蒙古等地区谋求更多权益做准备。这些地区当时尚未被美国势力渗透，提供了苏联扩展其影响力的机会。

由于英美急需苏联的合作以抗击日本，因此对斯大林提出的政治条件几乎全面予以允诺。

为了保持战略灵活性，并防止日本向西方盟友寻求和解，苏联决定在出兵准备完成之前采取拖延策略。马立克受命执行这一战术，以维持对日战略上的模糊态度。最终，在1945年8月8日，苏联正式对日本宣战。

至此，存在了近十四年的伪满洲国彻底瓦解，标志着苏联在东北亚的战略部署圆满完成，结束了长期以来对日本的“世仇”的清算，并巩固了苏联在远东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力。

如何评价苏联的“伪满洲国”问题

在苏联与伪满洲国的复杂关系中，承认问题无疑是最敏感、也是最具争议的一环。

伪满洲国成立于1932年，是在日本的直接介入和支持下建立的。国际联盟调查团在1932年9月4日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伪满洲国的成立主要依赖于日本军队的存在和日本官员的活动，这不是一个由真正的民族独立运动产生的政权。

报告还强调，当地的普通中国民众并不支持这个政府，而是将其视为日本的代理工具。

换句话来说，就是国际普遍不认“伪满洲国”。

但苏联则不一样，由于苏联与中国东北存在特殊的地缘政治关系，即使在坚持“不干涉主义”的外交框架下，苏联对伪满洲国的存在也不可能完全视而不见。

从伪满洲国成立之初，尤其在日本全面侵华前夕，苏联不得不与伪满政权就中东铁路、大豆采购等一系列经济和政治问题展开交涉，这些行为在无形中就暗示了对伪满洲国的事实上的承认。

为了为这种事实承认提供某种“正当性”，苏联采取了一系列策略来规避可能的法律责任。例如，在1934年苏联决定加入国际联盟时，提出了一个前提条件：不承担国联之前作出的所有决议的任何法律责任，这是苏联试图规避国际责任的明证。

总的来说，苏联的政策表明了一种复杂的外交行为：为了避免给自身带来不利，苏联在事实上和法律上默认了伪满洲国的存在，导致了外界视之为对伪满洲国有所承认。

抗日战争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对我们的帮助这是历史。

当面对日本扶植起来的“伪满洲国”，苏联默认了，这也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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