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说起来这个人的名字可能无人知晓，知道他事迹的人可能并不多，但以他为原型拍摄的电影却早已家喻户晓。

1958年上映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影片讲述了中共地下工作者李侠，潜伏在敌战区，为革命事业无私奉献的故事。

和电影完全不同的是，真实事件中的主人公不叫李侠，而叫李白。

老红军变身地下党成员

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原本设在上海的中共地下电台被日军破坏，没有了电台，上海的党组织一下子就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

为掌握战局情报，架设党在上海的千里眼、顺风耳，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重新设立秘密电台。

三个月后，一位头戴学生帽，身着深色学生装的年轻人住进了上海的一家旅社，在登记簿上留下了李霞这个名字，职业是小学教师。

他风尘仆仆的样子，像极了刚从乡村来到大城市的乡下人，不过从他的言行举止中，流露出了博学的感觉。

他就是刚刚从延安抵达上海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李白，此行的任务就是受中共中央委派，潜伏上海重新架设秘密电台，当时的李白年仅二十七岁。

李白，原名李华初，湖南浏阳人，十五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了毛泽东发动的秋收起义，三年后正式加入红军担任宣传员。

在红军第一次反“围剿”中，缴获了敌人的一部办公电台，借此机会红军创办了无线电训练班，李白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参加了训练班，开始了与红色电波事业间的故事。

可以说，在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眼中，李白是忠诚可靠，业务精湛，是前往上海重建秘密电台的最佳人选。

1937年7月，刚刚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已经做好了开赴前线的准备，李白也在出征的人员中。

就在开赴前线的前一天，中央军委三局局长王铮找到了李白，他带来了中央的一项命令，要让李白去完成一项特殊的使命。

就这样，在中央的委派下，李白化名李霞，来到了上海一家约定好的旅社住了下来，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李克农指派了专人与李白见面。

李白在向上级报告中说道：“希望早日展开工作，争取以最快的速度，完成电台的架设。”但是在各国军队、警察、特务横行的上海，建立完整的电台不是说话那样简单。

当时的上海已经对所有的能组装电台的零部件严格管控，李白只好通过黑市和其他渠道一点点的积累，另外还选择了一个地方隐蔽，邻居可靠的房间架设电台。

为了快速融入上海这个大城市，过惯了热血生涯的李白，开始踏入上海的十里洋场和各种灯红酒绿的场所。

但李白的内心是煎熬的，他多次和李克农表示：“我的战友都在前方流血牺牲，可我明天却在过着灯红酒绿的生活，我的良心不安呐！”

李克农用他深邃的目光注视着李白，告诉他这也是党组织交给他的一项任务，就是在花花世界里保持自己的初心和使命。

这时的李白明白了，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架设电台打基础，他开始每天抄收新华社的电讯，为熟练抄报做好准备。

1938年的春天，电台的零部件终于搜集完毕，架设电台的任务也就要完成。

到了晚上，一切喧嚣都归于平静，李白拉起窗帘，打开发报机接通电源，轻轻按下电钮，一道红色的电波中传回了延安，当他从嘶嘶的电流声中分辨出来自延安的信号后，李白开心地笑了起来，上海和延安之间的秘密电台在这一刻宣告建成。

凭借秘密电台，党中央的指示及时传递给上海和华东的党组织，上海和华东各地的军事社会情报，也源源不断地传给延安。

从此，在上海与延安之间，一道道往返的红色电波，架设了一座无形而坚固牢靠的空中桥梁。

可是新麻烦接踵而来。由于李白总是独来独往，身边从没有家人朋友，他经常遭到房东的盘问，甚至租房子也有了困难。

在隐蔽的工作中找到了自己的爱情

在了解到李白面临的尴尬处境后，没过多久他的身边就出现了一位女助手，她的名字叫裘慧英。

裘慧英的到来极大地消除了李白的后顾之忧，组织上让她和李白假扮夫妻，一同展开工作。

刚刚来到大上海的裘慧英根本不习惯这里的生活，在得知和一位不认识的男同志生活在一起，这让裘慧英心里很不是滋味。

在多番的头脑风暴下，为了党组织的工作，裘慧英还是坚持留了下来，但她依旧和没有和李白形成统一的思想和作战理念，这是极其危险的。

李白将裘慧英的表现都看在眼里，他也知道让一位女同志深入到敌人后方是多么的不容易。

所以，他开始用实际行动来感化裘慧英，李白每天在工作时故意不让裘慧英看到，这就引起了裘慧英的注意。

在长时间的生活下，裘慧英终于按捺不住自己好奇的心，走向了李白工作的房间，在她进入这个几乎密闭的空间后，她几乎被热的喘不过气来，而李白依然稳稳的坐在那里发着电报。

裘慧英从这这一刻转变了对李白的态度，之后两人的配合是越来越默契，感情也开始快速升温。

经过一年多的共同战斗和生活，李白和裘慧英之间产生了感情，一九四零年，经党组织批准，他们结为革命伴侣。

为了庆祝新婚，两个人到一家照相馆照了一张结婚照，虽然两个人曾照过一张结婚照，但假的结婚照里，两个人都十分拘谨。

而新拍摄的结婚照，两个人放松多了，连彼此之间挨着的距离也近了不少。

为了安全，李白想方设法降低电台功率，从七十五瓦降到了十五瓦，但还是被日军特务机关侦测到了。

敌人冲进了李白的房间，在房间里搜查时发觉收音机很热，立即引起了他们的怀疑，敌人恶狠狠地向坐在那里的李白问道：“这个收音机怎么是烫的？”

坐在收音机旁抽烟的李白平静地回答道：“我刚刚在听广播呀，股票最近又跌了！”

日本宪兵和特务们也没发现什么异样，就准备打道回府，就在要走的时候，一个日本宪兵脚一踩，将李白夫妇藏设备的地板踩断了。

这个地板下面正好是一个发报机的零部件，敌人一看的目光和一下子全都聚集了过来，对于敌人来讲，这是一个重要的证据，李白也被敌人逮捕了，当晚就被押送到日本宪兵队监狱。

日本宪兵反复查看着李白的双手，最后笑着对李白说：“看来你也是个老资格了！”二话不说开始用刑。

妻子裘慧英也受尽了折磨，敌人在她的双腿上压了两块大铁板，不说出他们想要的，就再加两块，在腿骨几乎被压碎的情况下，裘慧英依旧什么都没有说。

为了让她说出秘密，敌人开始让裘慧英“观看”丈夫受刑罚，这时的李白被绑在老虎凳上，下架砖头在一层层地加高，汗水已经打湿了头发。

但李白通过日本人的询问中，他发现敌人对自己什么都不了解，因为日本侵略者反复心思问他：“你的电报是发给谁，到底是发给延安还是发给重庆。”

听到敌人的问话，李白的心中就有了自己的想法，原来敌人对自己是一点也不了解啊！

想到这里的李白和敌人说道：“我既没有给重庆发报，也没有给延安发报，我是发给一个朋友，是他叫我发的，我这个朋友是做生意的，他来去无踪但十分有钱，他给我钱我就发了。”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敌人也拿不出证据，最终被捕了八个月的李白被日军释放，因为他们判定这个收音机是没有收报功能的，只有发报机而没有收报机，无法做电台使用。

当时的上海，确实有很多私自设立的商用电台，这件案子最终成为“无头案”

而且在正常情况下，这个所谓的电台只有十五瓦这么小的功率，它的信号是传不到延安的。

日本的电报专家经过仔细地研究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发报机的讯号抵达不了延安和重庆，所以才选择相信李白说的话，这才是他被释放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事实是李白的收音机恰恰就是收报机，只不过是她自己改装过的，这个绝活是李白从无线电专家涂作潮那里学来的。

涂作潮，绰号木匠，中共隐蔽战线上的一位杰出人物，杰出的无线电通讯专家。

而且单纯的发报机没有收报机的，比较符合这种商业电台的特性，况且李白所使用的发报机的功率很小。

这也是涂作潮和那个李白两个人共同研究出来的，从发报的时间，使用的波长、天线的摆放，等等几个方面应该怎么相互配合，使得功率很小的电台依然能够把讯号清晰的传到延安

在涂作潮的指导下，李白把收音机改装成了收报机，中秋节前一天晚上发布以后，在被捕之前，李白就将收音机当中的铜丝拿掉，就恢复了收音机的原状，所以日本人在他家里没收到任何有关的收报机的东西。

在被囚禁了八个月之后，获得释放的李白回到了家中，地下组织也派人来征求李白的意见，问他是想回到根据地，还是继续留在上海工作，李白义无反顾地选择继续在上海开展工作。

因为在李白刚刚参加红军时，大部分时间在通信站工作，一九三一年六月的一天，在瑞金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学习期间，毛泽东主席还亲自给他们上了一堂政治课。

在这次特殊的课堂上，毛主席用李白熟悉的乡音说：“无线电通信是千里眼、顺风耳，无线电可以帮助我们侦查千里之外的敌人情况，打仗时我们可以互通情报，调动部队消灭敌人。”

这番话李白一直牢记在心，从那时起，李白就把“电台重于生命”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虽然敌人释放了李白夫妇，但对他的监视一点也没有放松，最后在党组织的帮助下，夫妻俩进入到一家糖果店开始当起了员工。

到了一九四四年的秋天，潘汉年领导的中央华中局情报部与李白对接上了关系，这下李白心里踏实多了。

爸爸，我要你抱我

随着潘汉年的到来，李白的领导关系也转到了潘汉年领导的华中局情报部，还给自己重新改了名字，现在叫做李静安。

一九四八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但依旧在作垂死挣扎。

国民党在国统区对人民的镇压和管制更加残酷，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设在上海的秘密电台也被国民党盯上了。

为了破获电台，国民党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不惜重金从美国进口了当时最先进的无线电监测仪器，甚至聘请美国专家指导使用，还从各地抽调熟悉监听任务的特务，开始昼夜不停的监听侦测。

随着情报的增多，设立在上海的电台发报就越来越频繁，发报时间越来越长，电台暴露的风险也就越来越大。

为了提高反侦查技术，李白向上级建议，由另外的同志建立预备电台，在得到上级同意后，李白还承担了组装预备电台的工作。

没过多久收发报机配备齐全，电台进入调试阶段，李白还不止一次地到预备电台协助报务员排除故障。

1948年的秋天，解放战争进入到战略决战的阶段，为了配合全国的局势，为了夺取全国的最终胜利，潜伏在国民党心脏中的华东情报人员获取了大量的军事情报。

那段时间里，李白手中每天都会接到无数标注着“十万火急、万万火急”字样的密电，这些绝密的电报都通过李白的手，传递到了千里之外的西柏坡。

当时的上海已经遍地都是国民党的特务，大街上的警车比行人都勤快，所有人都被笼罩在一片恐怖压抑的气氛中。

一天晚上，李白像往常一样开始发报，但电台上的小灯泡突然熄灭，耳机里的信号声也随之中断，警惕李白悄悄看向窗外，过了一会儿小灯又亮了起来，电台也能开始正常工作，可没一会小灯又灭了。

李白心中猛地一惊，这是敌人在进行分区停电，凭借着多年来的经验，李白知道敌人通过开关电源的方式在搜索可疑电台的目标。

然而李白并没有惧怕，他继续将国民党陆军的部署、序列、海军驻防图，长江江防计划等重要消息，伴随着电波飞往了党中央。

其实在几个月前，李白就预感到自己被捕的可能，为了保持中央和上海的联系，李白向上级建议设立预备电台。

就在预备电台即将设立成功之际，北平地下电台的报务员突然叛变，最后在敌人的带领下，来到了上海开始侦测我党的地下电台。

1948年12月29日的深夜，在李白居住的小房子中，李白正在发送一份十分重要的电报，但他不知道的是，国民党的特务已经在叛徒的帮助下，侦测到了李白的具体方位。

在外面放风的裘慧英发现了情况，连忙返回房间告诉丈夫，听到这个惊人的消息，李白并没有起身撤离，而是继续低头发报。

裘慧英明白，这时的丈夫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在看到丈夫终于把最后几组密码发完后，悬着的心才慢慢放下。

做完这一切，敌人也到了面前，在搜查中发现了发报的电钮后，特务们二话不说就将李白夫妇逮捕。

在各种审讯中，李白始终没有说出我党的秘密，敌人没有得到一点有用的情报，就开始对李白实施各种惨无人道的酷刑，刑讯逼供了长达三十多个小时。

在各种招数用尽的情况下，敌人只好将裘慧英和他们的孩子释放了。

1949年4月22日，李白被关押到蓬莱路警察看守所，在抵达看守所以后，李白拜托一起在监狱中的狱友写了封信给裘慧英。

在信中李白对妻子说：“我现在已经被关押在南市区蓬莱路看守所，离你住的地方比较远，你如果要来看我的话，就叫一个亲戚陪着你来。”

刚一开始，看守所的警察还允许裘慧英去探视李白，可到了后来连看望都不允许了。

面对这样的情况，李白发现在监狱的旁边有个老百姓的阳台，在信件中再次告诉裘慧英，她站在那个阳台上就能看到自己。

妻子根据丈夫信中的指示，每天都抱着孩子来到这个特殊的阳台，就是在这个阳台上，裘慧英和孩子才能见到身在牢狱之中而遍体鳞伤的丈夫。

1949年5月7日这一天，裘慧英再次来到监狱对面的阳台看望李白，但这一次李白对妻子讲道 ：“以后你们不要再来看我了”

裘慧英不解地问丈夫：“为什么，是不是要判决了”，李白并没有直面回答，他说道：“不是，天快亮了，我想我希望看到的东西已经看到。”

由于受到严重的酷刑，一直趴在窗口的李白，眼看就要滑落下去，这时候站在对面的儿子说话了：“爸爸，你来我这里，我要你抱我！”

李白听到儿子的话，眼眶顿时湿润了，他那颗一直坚强的心，在这一刻软了下来，但随即又忘记了一切，他强忍着悲痛对儿子说道：“过两天，等过两天爸爸来抱你！”

就在和儿子见面后的当天晚上，国民党特务头子毛森，根据蒋介石“坚不吐实，处以极刑”的批令，将李白押到浦东戚家庙秘密杀害。

二十天后，在解放大军隆隆的炮声中上海宣告解放，但在当时并没有人知道李白已经牺牲。

陈毅得知此事后立即展开调查，并指定专人找到并联系了李白的妻子裘慧英。

查找了无数的地方，还是没有找到任何有关李白的情况，最后找到了蓬莱路看守所的门卫才得知了李白的去向。

根据门卫回忆，在五月七日的晚上，有一批犯人被送到了浦东路戚家庙。

方向搞清楚后，调查人员赶到了戚家庙附近，而附近的老百姓在那天深夜，也听到了口号声和枪声。

在多番打听下，终于找到了埋葬革命烈士的地点，在挖掘工作中，一共找到了十二具烈士遗骸，所有人的都被绳索紧紧地绑着，面部都已经看不清了。

在挖出的十二具尸体中，裘慧英一眼就辨认出了自己的丈夫，并将他重新安葬。

敌我分明的正面战场残酷无比，但隐蔽斗争的智勇同样可歌可泣，正是有无数像李白这样的孤胆英雄深入敌腹，我们弱小的革命火种才能在一次次危难中安然无恙，才让胜利一天天地来到我们面前。

红色的电波代表着共产党人不屈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同李白的名字和无数默默为新中国隐姓埋名的英雄们，让红色的旗帜在广袤的中国上空永远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