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对江青一直有着明确的定位，但这个定位也一直不被江青所“认可”。夫妻多年，江青有什么缺点毛病，毛主席十分清楚。毛主席三番两次提醒江青，“人贵有自知之明”。这句话在1966年7月8日毛主席给江青写的信中有，在1974年11月12日的信中也有。

1974年的信比较起1966年的信，语气更加严厉、话语更加直白。1966年的，只是要江青“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要她自己多注意一下自身的问题。1974年的，则点出她“积怨甚多，没团结多数”，毛主席用上了“至嘱”两个字，即极恳切嘱咐的意思。

1966年开始，毛主席就有意识地限制江青“插手”，不允许她参与过多的事务，无论是重要的，还是不重要的；对内、对外都是如此，不许她参加。到1974年，还明确批示她“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并让周总理等人互相传阅。

据毛主席曾经的机要秘书高智回忆，毛主席曾无奈地对他说：“江青，我只能管半个。”在1966年以前，江青就常跟身边的服务人员发生矛盾和冲突，闹得相当不愉快，毛主席对此很是无奈，总是想方设法弥补那些受到伤害的人。

江青跟身边人都处不好、弄不服，更别说1966年后来自全国各地各方各面的新人、旧人了。所以毛主席常批评她：“你这个人呐，跟谁也合不来！”“你跟什么人也搞不到一起，你这个人就是到处树敌！”

江青这种情况，简单来说就是拎不清自己几斤几两，认为拥有的一切都是凭自己本事得来。

1974年3月20日，为了收拾江青弄出来的烂摊子，毛主席费了不少功夫。江青想见毛主席，毛主席没有同意，并发出了严厉的警告，或者说是进行最后的“挣扎”。“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你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

就这二十几个字，我们能深深感受到一位年过八旬的老人的愤懑、烦躁、凄苦之情。也是在这个月，毛主席有意让邓公率团出国，参加在美国举行的联大特别会议。当时毛主席的身体极度不适，咳嗽得很厉害，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但是他还忧心国事，稍微恢复，就让秘书传话给周总理和王洪文，自己有意谁出国参会；称若是政治局的众人都不同意，也就算了。当天晚上，江青连续给在外交部工作的王海容打电话，逼迫她撤回邓公出国的报告（这是毛主席圈阅批准的，王海容哪有资格撤回）；遭到拒绝后，江青恼羞成怒，破口大骂起来。

次日晚上，江青又在周总理主持的会议上胡搅蛮缠，声称自己对参加联大特别会议一事，持“保留意见”。如此重要的会议场合，竟成了她任性、发泄的地方。她的口无遮拦，让与会众人都感到十分无可奈何，毕竟她的身份极为特殊，连毛主席也是尽量避着；江青的撒泼反对，说不得，也说服不了。

会后，周总理将会议情况向毛主席做了个简短的报告，王海容和唐闻生倒是将详细情况告诉了毛主席。会后的第二天深夜，毛主席又写了封信给江青，说安排谁出国参会是自己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意见”。

事已至此，江青再狂妄，也得捏着鼻子忍下了，表示拥护。诸如此类的信件和事件不少，足见江青多让毛主席头疼和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