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四大哈里发时期，阿拉伯人的制度和文化会受到哪些方面的影响？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在四大哈里发时期，阿拉伯人的国家体制还未完全形成，对于广阔领土和众多人口的管理方法延续了征服各地的旧制度。

在哈里发征服波斯后，不断增加的领土面积、战利品和人口等超越了阿拉伯人的管理经验，而波斯人原有的社会制度是成熟而先进的，“由于被征服各民族的文化较阿拉伯人的高，社会组织较为严密，所以被征服国的文化与制度便很自然地居于统治地位。”

学习并沿用波斯制度对哈里发来说便利而有效。四大哈里发时期所沿用的波斯制度主要是经济和军事制度，这符合扩张时期的政治需求和社会环境。

在行政区划上，阿拉伯人还采取了萨珊波斯的行省制度来管理庞大的新国家，波斯的伊拉克地区被化为两个行省：库法和巴士拉，伊朗高原各地则不断被纳入库法和巴士拉两省中。行省总督称为艾米尔，由征服波斯的两位统帅担任，他们掌管行省军务、专利品分配和主持穆斯林内部事宜。

阿拉伯远征军一直以来没有固定的军饷，主要依据部落传统的战利品分配方法得到作战回报。欧麦尔时期采取了波斯人的“迪瓦尼”财务制度，统一管理国家的财务收支和战士的年薪发放。此外，原有的萨珊法律、货币和语言等也被保留下来。

四大哈里发时期的文化氛围虽然不及倭马亚和阿拔斯时期，但是，文化的交流在社会生活中仍有发展。

进入麦加和麦地那贵族家庭的波斯人往往富有知识，他们在与阿拉伯人的生活交往中传播着波斯的语言、文学、医学和艺术等文明成果，“在他们所管辖的人民的合作和帮助之下，开始消化、采用和复制这些人民的文化和美学遗产。”“他们看见了，而且被征服了。”

哈里发征服后，波斯人和阿拉伯人逐渐从对立走向融合，尤其是底层人民的广泛接触促进了彼此的了解，“阿拉伯人与被征服的人混合杂居，共同参加社会、经济活动。”一部分波斯人作为奴隶和麦瓦利进入半岛阿拉伯人的生活中，一部分阿拉伯士兵的家眷和自发移民的阿拉伯人进入波斯地区。

在杂居生活的巴士拉地区，一些阿拉伯人与波斯人通婚，混血的后代们连说话也带上了波斯口音。军人和平民的杂居生活促进了波斯人与阿拉伯人的广泛接触，衣食住行、习俗传统和文化思想等因素在杂居生活中互相传播。

虽然自上而下的政治、宗教和文化等方面的深层次交流还未全面展开，但是，民间生活中不自觉的、无意识的交往已经悄然展开。

阿拉伯社会和阿拉伯人的生活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历史变化，“胜利后的伊斯兰民族，并非穆罕默德时代一样，是语言统一，宗教统一，理想统一的纯粹的阿拉伯民族。胜利后的伊斯兰民族实际上是由许多个习尚不同、思想意识不同的民族所组合的。”

在多民族共存的新国家中波斯文明的多种元素不断进入阿拉伯社会，成为促进宗教演变、制度变迁的隐形动力。作为多民族国家的一员，波斯人自身也受到阿拉伯人的影响，尽管语言和地位上的差异十分明显，宗教的同化将二者的生活和文化联系在一起，为此后更深入、更持久的文明交往奠定了基础。

公元661年，穆阿威叶开启了伊斯兰国家的倭马亚时期。倭马亚王朝建立后，哈里发国家的中心转向叙利亚。

哈里发之位的争夺使穆阿威叶决定摒弃阿拉伯人传统的协商推选制度，采用王位世袭制，由此开启了阿拉伯国家世袭君主统治时期。由于倭马亚人力量根植于叙利亚、埃及等西北地区，王朝首都大马士革本就长期受拜占庭文化影响。

因此，该王朝的拜占庭色彩较波斯更为浓厚。然而，在哈里发国家中，波斯人在文化、经济、军事和人口上的存在感使得倭马亚哈里发未敢小视。

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逐渐缩小着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巨大差异，阿拉伯国家的管理体系正在不断完善，战乱时期退居其次的文化事业也逐渐回归正轨，拥有先进文化的波斯人逐渐崭露头角。

波斯人的社会地位仍处于阿拉伯人之下，倭马亚王权统治下的波斯人面临的压迫和剥削较四大哈里发时期更甚，阿拉伯人与波斯人的民族矛盾也在逐渐升级，冲突和斗争的暴力交往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交往形式之一。

波斯人的角色与反抗

波斯人是倭马亚时代被统治阶层的主要群体之一，他们在阿拉伯社会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活动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同时，在共同的社会环境中，更多的波斯人开始接受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融入到倭马亚多民族国家的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进程中。半岛内外的诸多地区不乏波斯诗人、艺人、宗教学者和工匠，他们在倭马亚时期的文化发展中留下了丰富的成果。

由于倭马亚时期主要实行歧视和压迫政策，波斯人在各行各业的所做的贡献是有限的。直到倭马亚后期文化氛围逐渐浓厚起来，波斯人才获得了更大的发挥空间。

同一时期的和平交往中还伴随着暴力冲突，作为被征服民族，波斯人与阿拉伯人的政治地位始终是不平等的，不满和反抗情绪不断积聚，最终以武装起义的方式爆发出来，伊拉克和呼罗珊等地的波斯人起义是挑战倭马亚政权的主要反抗活动之一。

波斯人的社会角色

倭马亚王朝治理国家和军事扩张的现实需求为波斯人进入阿拉伯政府和军队提供了契机。但是，该时期的波斯人大多担任地方的低级官吏和士兵，他们在倭马亚人的歧视政策下很难进入社会的中上层，“正式任用释奴担任公职的情况在倭马亚时代是很少的，绝无仅有的几次任命也曾引起公愤。”

统治阶级的主体仍然是阿拉伯人，麦立克的“阿拉伯化”改革改变了各地语言并存的复杂局面，阿拉伯语在政治和文化活动中成为标准语。

在7世纪末的麦立克改革之前，各地的税务制度均延续本地旧制，波斯各行省沿用萨珊旧有的税收制度，财政收入的登记使用波斯文，官员也大都为波斯旧贵族和旧地主。随着阿拉伯语言文字的推广，波斯语逐渐退出了政府工作，学习和使用阿拉伯语成为波斯人入仕为官的新目标。

语言的统一和同化进一步促进了波斯人与阿拉伯人的融合，也为思想交流和学术研究提供了良好的语言环境。

倭马亚时期的“维齐尔”（大臣）一词还未具有阿拔斯时期的含义，其职务实际上相当于“秘书长”，主管行政和财务等政府工作。这一时期，作为文职的秘书职责更加广泛，往往要求文化水平高、精通阿拉伯语的人才能担任，因而该职位多由阿拉伯人担任。

社会矛盾的主题仍是阿拉伯人内部的权力斗争和教派冲突，反抗阿拉伯人统治的被征服者还处于力量积蓄时期。

作为受剥削、压迫的大群体，波斯人在倭马亚社会的影响力还不足以为其赢得进入阿拉伯社会上层的资格。直到倭马亚王朝末期，波斯人在阿拔斯人的革命中展现出了巨大的能量，为其在阿拔斯王朝的社会地位奠定了基础。但是，在倭马亚时代，波斯人以其丰富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文化成果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仍取得了一定的参与权。

例如，波斯旧地主阶级主动接受阿拉伯语和阿拉伯文字，成为倭马亚人统治波斯地方的得力助手，他们为阿拉伯人创立了情报机构，完成繁杂的文书工作，为阿拉伯人的国家管理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广大波斯平民的社会地位与四大哈里发时期本质上并没有太大变化，他们仍旧是社会底层的被统治者，其赋税仍是哈里发国家运行的物质基础之一。

伊拉克和伊朗高原各地一直是阿拉伯人极为重视的地区，该地区物产富饶、文化先进，是阿拉伯人的税收源泉和移居中心。在四大哈里发时期，统治者不允许阿拉伯战士占有土地，土地多以出租的形式由波斯人耕种，缴纳高额的土地税。

到了倭马亚时期，阿拉伯军事贵族和移民地主把波斯行省作为自己的财产进行瓜分，实际上，该时期的波斯人处于失去土地、缴纳高额赋税的类似农奴的悲惨境地。

结语

总的来说，波斯人是军队中麦瓦利群体之一，他们的忠诚从上一任哈里发再转移到下一任，跟随倭马亚的哈里发们出征作战。阿拉伯人为了预防波斯军人在伊拉克地区形成反抗势力，采取刻意将波斯军队调往西方战场的策略。然而倭马亚治下的波斯人仍然形成了强大的反抗力量，并最终与阿拔斯人合作，推翻了倭马亚政权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