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是英国历史上一段曲折又波澜壮阔的时期，革命、政治更迭及其带来的深远影响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数十年来，国内学界对包括“17世纪革命”（主要为1640年革命和光荣革命）在内的“英国历史”之理解，实质上往往多以英格兰为核心，对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关注有限。为拓宽学术视野，2026年4月15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胡莉特邀请爱丁堡大学历史、古典及考古学院副教授阿拉斯德·拉夫（Alasdair Raffe）举办线上讲座，题为《17世纪苏格兰的两次革命与政治转型》（Revolution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Seventeenth-Century Scotland）。拉夫教授的研究主要集中于17与18世纪苏格兰的宗教、政治和思想史，著有《革命时期的苏格兰，1685-1690年》（Scotland in Revolution, 1685-1690）和《论辩之风：苏格兰的宗教争论，1660-1714年》（The Culture of Controversy: Religious Arguments in Scotland, 1660-1714）。本次讲座系“不列颠与爱尔兰区域史”系列讲座第三讲，内容接轨国际，较为前沿。

何为“革命”？

在正式开始介绍17世纪苏格兰发生的两次革命之前，拉夫教授首先从历史学语境、时人语境和“革命”一词词源本义三个层面对“Revolution”进行了拆解。首先，拉夫教授认为，作为一个历史学术语，“革命”主要指一段政治剧变的时期，通常包括政权的转移和更迭，伴随着暴力和群众运动。比如，“盟约革命”的爆发在政治体制层面与查理一世依赖大贵族的统治方式有关，革命伴有群众运动，结果是冲击了既有体制。其次，在时人的语境中，“革命”一词已经初步具备了今天我们对其的理解，比如在所谓“光荣革命”发生后，德国雷根斯堡的苏格兰本笃会修道院长普拉西德·弗莱明（Placid Fleming）和英国的帕特里克·默里爵士（Sir Patrick Murray），分别从反对和支持的角度发表了评论，其特点就是一致指出“革命”的突如其来和猛烈程度。最后，“革命”一词最初指的是周期性天体运行规律，从这个词义来看，17世纪苏格兰革命有可能意味着“古代”（ancient）苏格兰体制的复兴，尽管这一点并不能完全确定。

两场革命：17世纪的苏格兰和英格兰

17世纪，苏格兰和英格兰都发生了两次革命：1637年的盟约革命为1640年英格兰革命（1642年开始爆发内战）提供了启发和经验，而1688-1690年的革命则是对英格兰“光荣革命”的回应：奥兰治的威廉进入英格兰后，在苏格兰，支持光荣革命的一方与詹姆士党发生内战。要了解苏格兰和英格兰各自的两次革命之联系，首先要回顾16世纪后期至17世纪前期的历史。

都铎王朝后期，苏格兰发生了宗教改革，1560年正式确立新教（加尔文宗）为苏格兰国教，使苏格兰开始摆脱法国影响，逐渐接近英格兰。随着伊丽莎白一世去世，都铎王朝绝嗣，苏格兰的詹姆士六世凭借表亲血统成为英格兰国王詹姆士一世，1603年两个王国在一个国王的统治下结合起来。

詹姆士一世

17世纪前期的历史一般被史学界划归为“早期斯图亚特王朝时期”，但拉夫教授指出，这一术语本身就带有英格兰色彩。英格兰接受了一个“外来”王朝的统治，詹姆士一世（及查理一世）对英格兰本土的政治传统并不熟悉，于是大力推崇君权神授和绝对主义，造成了政治冲突。但对于苏格兰，斯图亚特时代只是延续了既有的王朝，只意味着苏格兰议会的咨询功能和权力遭到削弱。到了查理一世时期，阿米念主义（Arminian theology，拒绝先定论，主张人具有一定的自由意志，与加尔文主义相抵触）开始崛起，这一理论受到了英格兰国教会的青睐，却与加尔文主义的教义存在一定矛盾。随后，查理一世任用劳德大主教进行改革，1637年，改革者在苏格兰推行《公祷书》（the Prayer Book），试图将英格兰教会的组织形式推广到苏格兰，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危机。

盟约革命

革命的起源主要集中在三方面：第一，财政问题。由于国库入不敷出，查理一世对臣民大大提高了税收，除土地税之外，还尝试对城市精英征税，而1625年的《撤销法令》（Act of Revocation）则将自1540年代起王室授予苏格兰平民和贵族的地产（grants）全部收回。严苛的税收引发了广泛不满。第二，政府组织形式问题。查理一世长期在英格兰，直到1633年才访问苏格兰，并且采用英格兰君主的仪式和规格加冕，这伤害了苏格兰臣民的情感。同时，查理一世削弱了苏格兰议会，任用廷臣、权贵、大主教进行统治，听取他们的建议，然而这些咨询大臣并没有给出明智的国策。第三，宗教问题。詹姆士一世1618年在苏格兰推行的《珀斯五条敕令》（Five Articles of Perth 1618）已经引发了争议，但查理一世更进一步。1636年，他强力推行“教会正经”（Canons January 1636），改变了原本的教会组织形式，在1637年又推广饱受诟病的《公祷书》。

盟约革命的爆发始于1637年7月23日爱丁堡的骚动和叛乱。这场反叛激起了席卷苏格兰各地的一系列请愿。请愿者来自城市、苏格兰教会、乡绅阶层，他们是游离在查理一世政府外的势力，挑战着国王的权威。随后，苏格兰人民通过了《国民盟约》（The National Covenant），要求捍卫1581年的《反天主教信仰声明》（Negative Confession of 1581，即公开声明放弃和否定天主教教义与仪式的宣言），维护苏格兰议会，并发誓保卫真正的新教和福音的自由与纯洁。1639-1640年，苏格兰军队与查理一世展开战斗，苏格兰暂时取得了胜利，查理一世被迫承认苏格兰议会有任命官员、依靠各等级委员会管理政府和每三年集会一次的权利。

盟约革命后不久，英格兰1640年革命爆发，苏格兰也被卷入其中，并在第一次内战期间派遣军队协助议会与查理一世作战，然而第一次内战结束后，二者产生矛盾，并最终在第二次内战爆发后分道扬镳。1649年查理一世被处死后，克伦威尔远征苏格兰并最终短暂地把苏格兰并入其治下的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三国联合体。1660年查理二世复辟，再次在苏格兰推行主教制度，革命遭遇失败，但许多建设性成果仍得到保存。

盟约革命

另一场“光荣革命”

随着复辟王朝重新在苏格兰推行主教制度，大量苏格兰牧师群起反对，非国教徒常常私下举行秘密集会，而长老会派也在1666年和1679年两次发动起义。1685年，詹姆士二世即位，他的天主教信仰引发了广泛担忧，苏格兰的天主教徒数量很少，詹姆士二世在这里的支持者不多，人们普遍担心苏格兰被迫改宗天主教。这一时期的国际环境也影响着英格兰的政局——作为詹姆士二世的盟友，法国的路易十四非常期待英格兰回归天主教；而作为詹姆士二世的女婿，奥兰治的威廉则担心英格兰和法国的联合对新教世界产生威胁。

最终，1688年11月5日，威廉登陆英格兰，詹姆士二世逃往法国。“光荣革命”在英格兰的语境下或许有着“理性”“克制”“非暴力”的含义，但在苏格兰并非如此。苏格兰内战在詹姆士党和支持威廉国王的势力之间爆发，其间发生了1692年的格伦科大屠杀。苏格兰经历1688年革命的过程远比英格兰更加血腥和艰难。拉夫认为，这场革命具有三重性质，它是一场长老会派革命，依然努力捍卫着苏格兰的教会和加尔文宗信仰传统，同时是一场反对绝对主义的革命，也是一场反对法国干涉的革命。它改变了英不列颠内部的权力天平，深刻地影响了不列颠的历史。

詹姆士二世

在讲座的最后，拉夫教授通过1707年5月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联合，回望17世纪苏格兰的两场革命。他认为，苏格兰议会的复兴给威廉三世及其后的君主增加了管理难度，于是，两个王国最终联合为一个国家，拥有了全国唯一的议会。安妮女王去世后，为了保证新教的国教地位，联合王国从德意志请来了汉诺威王室，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些成就的背后，都是17世纪两场革命的影响和经验在发挥作用。

学术对话

讲座结束后，胡莉做了简要回应。她指出，英格兰1640年革命对于中国学界并不陌生，它在近代中国知识界曾被视为争取“民权”的革命；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又被视为“资产阶级革命”，这一阐释至今仍具有一定影响；改革开放后，学术界则日益强调英格兰“光荣革命”的渐进、和平特征。拉夫教授的讲座补充了17世纪革命的苏格兰视角，有助于中国学者更加全面、完整、深刻地认识革命的性质、意义等重要议题。胡莉还和拉夫教授讨论了能否用British Revolution来概括1640年左右发生在不列颠群岛的一系列革命，以及该如何理解苏格兰盟约革命背后的政治传统。拉夫教授认为，用British Revolution概括这些革命仍需谨慎考量，比如盟约革命具有自己鲜明、独特的特色，而且这些革命都与当时更大的国际形势有关，是一个整体、复杂、互联的生态系统，难以一言以蔽之。对于苏格兰盟约革命背后的传统因素，拉夫教授认为影响最大的仍然是宗教传统，比如苏格兰地方教会的推动作用，以及查理一世激进的改革引发了加尔文宗臣民的强烈反对。

在问答环节，来自国内外高校的众多师生围绕讲座内容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包括当今英国学界如何在所谓“三国联合体结构”中定义苏格兰的位置、苏格兰的教会（Kirk）史料如何收集、英格兰第一次内战中苏格兰援军与英格兰议会军队如何互动、苏格兰长老会派是否影响了英格兰长老会派及他们与独立派的纷争、光荣革命是否对英帝国的治理模式产生了影响等，拉夫教授都一一做出了回答。

本期讲座不仅揭示了苏格兰在17世纪英格兰此起彼伏的革命中保持的独立性、发挥的重要作用，也突破了以英格兰为中心的单一叙事，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在那个动荡、激昂的年代里，不列颠群岛复杂、立体、相互关联而充满活力的历史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