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共中央跟东北抗日联军的组织联系早就断了。从1935年左右开始，这种联系就中断了，双方都想办法恢复，但一直没成功。1941年夏天，共产国际那边发来指示，要求中共中央选派可靠人员，由苏联情报机构安排去执行侦察任务，同时也提到加强东北地区的联络工作。中共中央这边接到电报后，马上着手准备，组织了一批战士学习相关技术，打算经外蒙古方向交由苏军调遣到东北开展军事活动。

季米特洛夫在8月21日的电报里具体建议，挑选两三名干部派到东北，去建立巩固的党的领导和保持经常联系。中共中央回复说已经在选派人员，还准备派出满洲中央局工作组。季米特洛夫后来又追问具体领导游击运动的办法，要求派熟悉东北情况的十人小组，其中包括朝鲜人，用于培训联络人员。中共中央继续推进这些准备工作，但同时也把实际情况汇报上去，说日军在东北有稳固的基地，路途远，堡垒多，行动起来难度大。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打响后，日军北上进攻苏联的可能性变小了，可莫斯科那边还是很警惕，继续敦促中共中央加快东北工作。1942年初，季米特洛夫几次发电报，要求派出常驻联络代表，学习联络技术，还催促建立经外蒙古的联络路线。中共中央在1941年底指示新建东北工作委员会，由晋察冀中央分局代管，负责抽调训练干部，秘密派到东北潜伏和组织建党，同时寻找抗联队伍。从延安抽调一批熟悉东北情况的干部，先在延安办了三个月训练班，研究伪满情况和敌占区工作方法，然后转移到晋察冀那边继续准备。

1942年2月18日，毛泽东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里提到，已经在晋察冀边区发出补派工作人员的指示，延安集中了一批满洲籍工作人员准备逐步潜入，还说已经找到满洲党组织并派负责人返回，同时三次派人去吉东地区，但都没能找到游击队，希望苏方如果有联系就转告对方派人过来建立直接联络。

季米特洛夫4月3日回复时，直接否认跟东北抗联有过任何联系，还提醒说抗联队伍可能被日军情报机构渗透，建议认真审查人员后再争取跟地方党组织建立联系。7月，中共中央复电没再提东北问题，只请求苏方协助撤退新疆人员。季米特洛夫当天就追问东北工作组的派出计划进展。1943年3月16日，季米特洛夫又发了一封很短的电报，只说了一句跟满洲组织没有联系。

早在1939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就派出过原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人员王鹏去饶河一带执行联络任务。王鹏1940年夏到达那里，见到了第二路军第二支队的官兵，经过审查后确认了身份。后来苏方以派到莫斯科执行任务为由把他带走，周保中后来多次询问，但再没有消息。这些派人的行动，都因为日军封锁严密、原有游击基地被摧毁、路途遥远等实际情况，没能建立起稳定联系。

与此同时，东北抗日联军残部在1942年7月正式编入苏军序列，在伯力市郊的北野营进行秘密整训。中共中央派出的交通员在边境地带多次尝试，但始终没能直接接上头。东北工作委员会从1942年5月开始分批派遣干部，主要去哈尔滨、长春、沈阳、抚顺、营口、阜新、盘山、鹤岗这些大中城市和重要矿区，从事地下活动。所有派出人员都单独训练、秘密派遣，实行单线联系，互相不发生横向联络。他们的任务是站住脚、交朋友、相机开展工作，隐蔽埋藏等待时机，而不是直接领导游击运动。

这些派遣工作一直持续到1945年夏。抗战胜利后，到1945年9月底，跟东北局接上关系的就有20多人，大多被任命为活动城市的负责人。整个过程中，中共中央多次派人努力恢复联络，但因为实际条件限制和苏联方面的回应，一直没直接联系上东北抗日联军。苏联在电报往来中始终否认掌握抗联下落，同时又对渗透情况提出提醒，这跟当时抗联残部实际在苏方控制下整训的情况形成了对比。

从电报记录看，中共中央在配合苏军作战问题上表示同意，但强调战略层面的长期配合，而不是大规模动作。毛泽东在1941年7月15日给周恩来的电报和7月18日给季米特洛夫的复电里，都提到日军在华北占领四年修筑了大量工事，中共军队人力物力弹药有限，大动可能得不偿失，所以提出巩固根据地、开展游击战，并请求提供武器弹药。9月初苏军统帅部建议派军到南满，中共中央9月8日回复原则同意，但列出遭受进攻无暇抽调、路途远堡垒密布等困难，表明主要任务还是依托现有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

这些事实显示，联络没成功不是单方面原因。中共中央在推进东北工作时，重点放在城市地下活动和积蓄力量上。东北工作委员会后来在1944年9月后继续得到加强，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也参与指导，派出人员通过各种渠道在东北站稳脚跟，为后来发展打下基础。苏联方面在1942年7月完成抗联残部的编组整训后，电报中维持否认联系的口径，直到抗战结束前都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