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汉末魏、蜀、吴三国鼎立局面，是在汉献帝十三年赤壁之战以后形成的，赤壁之战的焦点是争夺荆州。

这场战局虽以曹操失败、其主力退回北方而告终，刘备得意地据有荆州江南四郡，孙权则所得无几。

整个荆州归属仍是决定孙权与刘备发展前景关键之所在，孙刘两大集团为荆州展开了长期的斗争。

刘备占有荆州，是诸葛亮在其著名的《隆中对》里作为十分重要战略方针提出的，也是在他的辅助下取得的。

13 年后即建安二十四年，又因诸葛亮的错误而失去孙吴，导致关羽被杀刘备的帝业终成泡影，可说是“成也诸葛，败也诸葛”，为后世所叹息成败的关键在于对荆州战略价值的认识。荆州的战略价值

荆州位于中国中部，长江中游，地域广阔，汉代分为八那，长江南北各有四郡，主要包括今两湖地区及河南南部。

迄东汉以前，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重心在北方。东汉晚期，南方的荆州、扬州、益州则户口大增。

汉末黄军起义之后，接着地方割据军阀相互兼并厮杀，北方社会动荡不安，此时南方相对而言，比较安宁。北方士民纷纷南逃避难，其中众多来到荆州不少有识之士聚集于襄阳。

曹魏的苟或说:“关中膏腴之地，项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于是，州地区的经济文化更加发达起来。

东汉末汉献帝初平元年，荆州刺史为长沙太守孙坚所杀。汉献帝以刘表为荆州刺史。刘表就任之初，荆州境内也不宁静，“时贼纵横，道路梗塞”。

刘表采纳谋士蒯良、蒯越、蔡瑁等人的意见，行仁义之道，获得成功，并把治所由江南的汉寿迁到江北的襄阳建安三年“长沙太守张羡率零陵，桂阳三那畔，表遣兵攻围，破羡，平之”。

刘表在荆州为时 12 年，政绩卓著。史载他“开遂广，南接五岭，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

荆州人情好扰，加四方骇震，寇贼相扇，处处糜沸。关西、充、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表安慰赈赡，皆得资全。

爱民养士，从容自保”衢衡是当时的一介名士，不为曹操所重视，横加侮辱。“刘表及荆州士大夫服其才名，甚宾礼之文章言议，非衡不定。

表尝与诸文人共草章奏，并极其才思。时衡出，还见之，开省未周，因毁以抵地。

表忧然为骇。衡乃从求笔礼，须立成，辞义可观。表大悦，益重之”刘表并不是贪财之辈，“在荆州几二十年，家无余积。”

总之当时荆州是全国最好的地方，自然为一些政治风云人物觊觎垂涎，从而成为军事上必争的战略要地，更是曹操、孙权、刘备三大军事集团争夺的焦点。曹、孙、刘荆州之争

建安五年官渡之战后，曹操便把目光投向荆州。建安八年八月，曹操听从谋士郭嘉“南向荆州”的建议，“击刘表军于西平”。

因顾总袁氏兄弟勾结乌桓袭其后，乃停止继续南进。直到建安十二年氏三兄弟相继完全消灭之后，才正式实施其争占荆州的计划。

曹操深知，争夺荆州，刘表不是他的对手，最强有力的对手是东吴孙权集团。孙吴的实力是水军，于是曹操于建安十三年正月在其首府城“作玄武池以肆舟师”，即训练水军作与孙吴决战的准备。

同年七月出兵“南击刘表”。九月军至新野进逼荆州首府襄阳。时刘表已病逝，其子刘琼举州降曹，曹操遂首先占据了襄阳，接着又占据了储有军械粮草的江陵，并收纳了刘表集团的文士武将如蒯越、邓羲、文聘、蔡瑁等人。

曹操大军与孙吴隔江相望，向孙权送去的战书曰:“近者，奉辞伐罪，摩南指，刘琼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

就是说，他要与孙权进行决战。曹操的气势使孙权和刘备都惊惶失色，共同商议对敌之策，确定孙刘联合同抗曹操。在这方面，诸葛亮起了积极的重要作用，遂有名著史册的赤壁大战。

曹操万万没有料到他会在这场战争中大败，荆州得而复失。

一般都认为曹操的失败是遭到孙吴的火攻战术此只是原因之一，更主要的曹军中流行瘟疫，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大战失败，曹操率主力北归，留曹仁据守樊城，结束了荆州之争的第一幕。

以后虽没有见他再有夺取荆州的言论和行动，但荆州在他心中的地位仍旧是非常重要的，以至于“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于地”。

孙吴之图荆州久矣，从孙坚、孙策到孙权三世，不断进攻荆州，力图吞并。

建安十三年初，原依附刘表部属黄祖的甘宁投奔孙权，并献策曰，“南荆之地，山川形使，诚国之西势也，当早图之，不可落后于曹操。

图之之计，宜先取黄祖。据樊关，大势弥广，即可渐规巴蜀关”。同年八月，刘表病逝，鲁肃闻讯，“言于孙权曰:荆州与国邻接，江山险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

甘宁和鲁肃的战略思想，把夺取荆州的意义大大提高了，所以“权深纳之”更加激励他们夺取荆州的积极性。

随后与曹军进行的赤壁大战，对孙吴来说，其重要性不仅是抗击曹操的入侵，更是志在夺得荆州，为以后建立帝业奠定基础。

赤壁之战，孙吴是主力，为打败强敌曹操做出最大的贡献，然而刘备集团却乘胜抢占了荆州江南的零陵、桂阳、武陵、长沙四郡，获得最多的胜利果实。

孙权集团只得到江北的两那，乃“以周瑜领南那太守，中据江陵，程普领江夏，治沙”其余南阳、章陵两郡还在曹操集团手中，当然不甘心。这就是后来孙权与刘备矛盾日益加剧原因之所在。

建安二十四年五月，刘备占据汉中，进为汉中王。他没有按照诸葛亮原定计划越秦岭去夺取关中，而是向东发展，宜都郡太守孟达，从归北攻房陵。又遣养子副军中郎将刘封自汉中乘河水，与孟达会攻上庸。

显然，刘备意图把汉中与荆州连结成一片，以巩固荆益，形成对曹操的威胁。“羽又遣别将卫将军吕常于襄阳。

荆州刺史胡修、南乡太守傅芳皆降于羽。”正当关羽胜利进军得意之际，孙权陆逊吕蒙抄了他的后路，袭取江陵，关羽败死于麦城，全荆州终为孙吴所有。荆州之争

“大意失荆州”不是刘备之过，关羽要负一部分责任，最根本源于诸葛亮战略总方针的错误，《隆中对》包含着错误的因素。

在诸葛亮心中，益州重于荆州，提出要刘备仿效刘邦，以益州为基地，走出秦川取中原的老路。

“其略定于此矣”。在荆州与益州战略地位的认识上，庞统的意见可能与诸葛亮不同，他在劝说刘备取益州时，只说“权借”，即暂且利用，而不是以此为根据地，言外之意，荆州是根本。

诸葛亮是说“因之以成帝业”，则是以此为根据地，把荆州置于次要地位。

荆州虽在曹操南下和赤壁之战中受到一些破坏，然其人文和地理条件远胜于益州，识时务的俊杰诸葛亮应该是清楚的。

而且在当时荆州的地位极为特殊，它既是孙刘争夺的焦点，又是孙刘联合共抗曹操的结合点，绝对不可轻视，孙刘失和，只有利于曹魏，具有政治谋略并建立起孙刘联盟的诸葛亮，应亲自坐镇荆州才是正理。

王夫之认为，“夫与吴在离合之间，定孙、刘之交者武侯也，有事于曹，而不得开衅于吴。为先主计，莫如留武侯率云与飞以守江陵。”

可是在刘备并不需要时，诸亮却离开州，率领张飞、赵云赶往西蜀，减少荆州的兵力，把维持孙刘联盟的重担撂给了关羽，此其错误者一。

其二，由于重益轻荆，在对付曹操的军事部署上，把重兵放到益州，作为“正兵”，是正面对敌的主力。只留一支孤军屯驻江陵作策应，是为“奇兵”。

这是轻重颠倒。王夫之批评说:“以形势言，出宛、者正兵也，出秦川者奇兵也，欲昭烈自率大众出秦川，而命将向宛、锥，失轻重矣”。

当时形势是，曹操重兵在宛、锥，身负重任的军师将军诸葛亮，不应该让关羽孤军北进而终遭失败。

第三留关羽是诸葛亮的主张，《隆中对》云:“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在刘备军中，“上将”非关莫属。

诸葛亮率军入蜀时，也是留关羽守江陵。若谓留羽有错，错在诸葛亮。关羽在战斗中确是一员虎将，在政治上则是个庸才，根本没意识到他在荆州有必须维护刘孙联盟的重大责任。

关羽为人刚惧自用，自以为是，藐视一切，据说他“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连诸葛亮也不放在眼里。

他“数与鲁肃生疑贰”，“以忌诸葛者忌肃”。多次怒权。“权尝为其子求昏于，骂其使，不许昏。由是权怒。”关羽在樊城打败于禁的魏军，趾高气扬，不与东吴商议，“擅取权湘关米，权闻之，遂发兵袭羽”。

他轻视其部将廉芳、傅士仁等，当他北征襄樊时，“芳、仁供给军资不悉相及，羽言还当治之，芳、仁威惧”。

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芳、傅士仁相继投降孙吴，丢失了荆州。从这一点看，王夫之所谓“荆州以失关羽安能逃其责哉?”是切中要害之言。

重要历史人物是一个时代社会条件下产生的，在这个时代的历史舞台上，他们的言论行动必然会有得有失，有是有非。

对他们的评价，应当实事求是，臧否适宜，既不可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更不可认为凡身居高位、声名显赫者必然是全智全能。

对诸葛亮应如此，对任何人亦应如此，古今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