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2月28日，中央红军一、三军团会战遵义。林彪在五里堡的红一军团部召开了师级干部的临时作战会议。

会议的主题是追歼残敌，也就是在遵义战役中败退的黔军和吴奇伟中央军。

林彪让大家换上了事先准备好的学生装，有人背包，有人拿着画架，不骑马，也不带警卫，化妆成出游的学生，实地考察追击路线。

根据敌人溃逃时留下的路标和道路的踩踏情况，林彪大致判断出了敌人的兵力、去向和撤退秩序等情况，然后下达命令：追！红二师向南，追到乌江为止，红一师向西，沿鸭溪、白腊坎方向追。

时任红一师参谋长的耿飚问林彪，追击的大致范围是什么，林彪答复说：可以追击一百里。

这就是长征中的“百里追敌”，遵义战役的收官之战。

在《长征史料丛书》的“师以上部队主要战役、战斗战绩统计”表中，中央红军在长征中经历的战役有两场，分别是湘江战役和遵义战役。

所谓战役，是指一系列战斗的总和。简单来说，战役的规模要大于战斗，一般来讲持续的时间也更长。

遵义战役包括的战斗有：攻占桐梓、攻克娄山关、重占遵义，以及以老鸦山阻击战和“百里追敌”为核心的遵义大捷。

如果说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中的“至暗时刻”，那遵义战役无疑是走出黑暗后最耀眼的那一道光。

而且，此战的意义不仅仅是“打了一场大胜仗”，它还是长征中“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役。

要全面理解遵义战役，得从它的背景开始说起。

01

“战前准备”

在中央红军长征的“大事件”中，排在遵义战役前面的是二渡赤水，再前面是扎西会议。

扎西会议对于长征来说，有许多重要的意义，其中有这样三条，是与遵义战役相关的。

其一，最直接的一条，二渡赤水和回师黔北的决策，是在扎西会议做出的。

其二，红军在扎西进行了整编。减少层级、干部“下沉”、充实连队、精减物资，通过缩编的方式提升了红军的战斗力和机动性。

扎西会议后，中革军委发布了《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这是红军战略思想回归运动战的一个明确信号。某种意义上来说，遵义战役“验证”了扎西整编的效果，或者说，红军在扎西的“回归”，成为了遵义大捷的“战前准备”。

其三，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的最后完成。遵义会议的精神，因战事紧张等原因，并没有及时向下传达。据时任红一师师长的李聚奎回忆，他第一次了解到遵义会议的情况，是在一渡赤水的时候，并且是毛主席亲自到红一师来传达。

耿飚也在回忆录中提到过此事，他当时正在指挥渡江，没能参加会议，但毛主席给他写了信。所以，对长征有着巨大意义的遵义会议，是从一渡赤水期间开始逐渐影响全军的，并在扎西会议时由张闻天整理完成了会议决议。

可以想象，红军在扎西会议后的转变，是由内而外的，这源自遵义会议和扎西整编的双重影响。

整个遵义战役，以攻坚战开局，又以运动战收官，是一次成功的，“灵活机动”战略战术的落实。这和毛主席军事思想在红军中的回归不无关系。

02

出其不意

我们都知道，二渡赤水是长征中一次成功的“出其不意”。而发起遵义战役，是紧接着的又一次“出其不意”。

二渡赤水前，红军面对的局面是标准的“四面环敌”。

北面是川军，土城一战后士气正盛，在长江沿线布置了严密的封锁线，还特地调来了水面舰艇。

西面是滇军，在2月2日刚被任命为第二路总司令的龙云，不甘落后于川军，所以命令前线滇军“放胆进剿”。

南面是薛岳的中央军，正从贵阳方向“兼程向古蔺前进”。

东面是黔军，在红军离开贵州后忙着恢复地盘，修筑工事。

四个方向，蒋介石判断红军最有可能北上或者西进。北上可以直接去川东北，西进可以从云南渡过金沙江到川西北，两线路都可以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但毛主席出其不意地选择了向东，也就是避开北、西、南三路强敌的锋芒，从最弱且立足未稳的黔军防线突破了包围圈。

那么，二渡赤水后，蒋介石是如何判断红军走向的呢？

首先，向西和向南的可能性都不大。向西是走“回头路”，向南会遇到实力最强的中央军，而且是和目的地“背道而驰”。

其次，北上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川军防得严，再加上已从重庆赶来的上官云相中央军，所以蒋介石并不怕红军北上。

最后，向东的可能性最大，因为可以与湘西的贺龙部会合，这不正是红军长征初期的目的地吗？

所以蒋介石当时的注意力主要在东面。他在2月23日的电令中，重点关注的是“桐梓、松坎间之空隙”，并判断红军会从这一线向东突破。

2月24日，红一军团攻克桐梓。薛岳在25日给中央军前线发的电报中，也还是判断红军会向东，“有与萧、贺合股模样”。26日红三军团攻克娄山关，湖南的何键正在部署“在湘西消灭红二、六军团及在黔东堵截中央红军东进”。

所以，红军在二渡赤水后南下遵义，完全出乎了敌人的意料。正因为这接二连三的“出其不意”，才打乱了敌人的合围部署，最终让红军在遵义以南觅得歼敌良机。

03

勇夺娄山关

领命抢占娄山关的，是红三军团。

当时红一军团在桐梓，红五、红九军团在桐梓以北牵制川军，既做出北上的姿态以迷惑敌人，又可以阻敌南下为夺取遵义创造条件。

毛主席在给红三军团做动员的时候，把这比喻为“牵牛宰猪”战术，北上“牵牛”，南下“宰猪”。

红三军团在扎西时，取消了师一级编制，缩编为四个团。红10团团长张宗逊、政委黄克诚；红11团团长邓国清、政委张爱萍；红12团团长谢嵩、政委钟赤兵；红13团团长彭雪枫、政委李干辉。

2月25日下午，率先赶赴娄山关的是红13团，团长彭雪枫在整编前是红五师的师长。他在长征结束后写过一篇回忆文章：《娄山关前后》。

其他三个团也同时行动，这是彭德怀的一次反常规部署，没有留下任何一支部队充当预备队，足见此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娄山关战斗大致由四个部分组成：夺关、守关、迂回和长追。

完成夺关任务的是红13团，他们经过数小时的激烈战斗，于25日夜攻占了娄山关制高点：点金山。

是夜23点，彭德怀决定由红12团接替苦战后的红13团在正面守关（红13团在点金山侧击），并安排红10团和11团从两翼迂回，在板桥切断敌人的后路。（注：板桥距娄山关40里，距遵义80里。）

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26日上午，红军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反扑，并勇猛地发起了反冲击。萧劲光带领的干部团增援部队也在关键时刻加入了战斗。

敌人溃退后，钟赤兵率领红12团3营发起了追击。但因为冲得太快，追到敌人指挥部所在地黑神庙时，已是孤军深入，出现了大量伤亡。

时任红12团2营教导员的谢振华回忆，当时2营接到命令增援3营，当他赶到黑神庙附近时，看到警卫员正在为钟赤兵包扎伤口，“鲜血从他的左腿上往外涌”。

钟赤兵后来经历了三次截肢，但还是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长征，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26日下午4时，红一、红三军团的迂回部队陆续到位，彭德怀发出了总攻的命令。黔军余部开始向遵义溃退，娄山关战斗至此结束。

04

百里追敌

红军再占遵义的时间是28日晨，也就是在攻克娄山关的一天半后，这是真正的兵贵神速。

红军也必须速战速决，因为，经过上述的两次“出其不意”，遵义现在城防空虚。但这个“时间窗口”只有两天左右，北上的吴奇伟中央军正在逼近遵义。

红三军团突破敌人的阻击，兵临遵义城下的时间是27日下午。还没开始攻城，王家烈就带着手枪队往贵阳方向逃跑了。

红12团和红13团的突击队，在这天夜里悄悄爬上了城墙，消灭哨兵后，发起了夺城战。战士们心中充满了悲愤，因为，军团参谋长邓萍，在下午勘察地形时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7岁。

红军再占遵义后，未得停歇，又一个稍纵即逝的战机出现了。

吴奇伟在率军北上的途中，遇到了逃出遵义的王家烈。听闻黔军连折数阵，吴奇伟有点不以为然，相反，有了熟悉地形的王家烈助阵，让吴奇伟觉得更加的胜券在握。

红军最擅长打孤军深入的敌军，这个机会，毛主席不会放过。

28日中午时分，两军在遵义以南的红花岗和老鸦山相遇。红军的策略，是以红三军团坚守这两处防御阵地，并以红一军团红一师包抄敌军后路，红二师准备追敌。

战斗打了整整一个下午，战况最激烈的是红10团驻守的老鸦山。团长张宗逊和参谋长钟伟剑亲自带队发起反冲锋，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张宗逊负伤倒下，钟伟剑壮烈牺牲，但老鸦山阵地还是丢了。

危急时刻，彭德怀、朱德先后来到了战场最前沿，组织力量反攻老鸦山。但敌人中央军的火力优势明显，红军的几次攻击都失败了。中革军委再次下令，派出了干部团。

防守部队打出了“最后一张牌”，迂回部队在此时丢出了“王炸”，红一军团打到了吴奇伟指挥部所在地忠庄铺。

几乎在一瞬间，敌人的战斗意志崩塌了，兵败如山倒。于是，便有了本文开头提到的百里追敌。

耿飚在回忆录中，讲述了不少在追敌过程中发生的“趣事”。比如敌人溃兵分散躲在老百姓家里，红军战士就在街上吹哨子，喊集合，然后敌人就出来了…集体被俘。

还有一件事被耿飚称为“怪事”：一名红军战士追得太快，跑到敌人的团部里去了。这名战士发现后就假装打绑腿，停下来等战友们到了，再一起追上了上去。结果追到那个团长身边，他还没发现，转头问红军战士跑到哪了…

这事其实也不“怪”，说明敌人的魂都被红军追掉了。

追在最前面的是红二师，他们在乌江北岸俘虏了1800多名国民党兵，因为，吴奇伟在过江后砍断了浮桥…

05

承上启下

遵义战役的“承上”，便是前文所述的，它在某种意义上“验证”了扎西整编的效果。

不论是攻克娄山关还是遵义大捷，两战的基础逻辑都一样：以高战斗力在正面对敌，同时以高机动性实施迂回包抄。

两战的正面攻防都打得异常激烈，红军扛住了；两战的迂回包抄又都非常关键和及时，成为了大胜的“触发点”。

遵义战役的“启下”，是指此战过后，蒋介石的“追剿”策略改变了。简单来说，蒋介石怕了，开始强调“攻势防御”，也就是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时的“乌龟”战术。

这其实为红军之后的三渡、四渡赤水和再渡乌江创造了条件，因为，敌人的机动性在遵义战役后开始减弱。

那么，怎样才能建立起根据地呢？王树增的《长征》中有这样一段话：

如果按照中革军委的设想，红军要在遵义地区暂时落脚，以拥有一块获得休整喘息之地，那么就必须如同毛泽东说的那样，将国民党各路大军中的一部甚至是几部给予重创——目前是打击吴奇伟的国民党中央军的绝好时机…

换言之，根据地是打出来的，而且要打大胜仗。最好是打中央军，因为中央军一倒，地方军阀就会转入观望状态，甚至作鸟兽散。

那么，遵义战役打了大胜仗，打的又是中央军，为什么最终红军没能建立起根据地呢？

原因就是蒋介石改变策略了。

遵义战役后，蒋介石是震怒的，所以他在几天后的3月3日，迅速部署了“收复遵义”的作战计划。

这个计划，是蒋介石拱手“献给”红军的又一次战机，很有可能促成红军在遵义的又一次大捷，建立根据地的条件将更加成熟。

毛主席和中革军委把歼敌目标锁定在了周浑元的中央军两个师，并在鸭溪设伏。这得益于军委二局成功破获了蒋介石的具体作战部署。

但蒋介石在最后一刻变卦了，急电薛岳和周浑元放弃原计划，“暂取攻势防御”。

没有证据证明蒋介石获知了红军的部署，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他从震怒中恢复了理智，因为中央军容不得再一次的大败，此时冒险并不明智。

蒋介石的理智让红军的伏击计划没有达成，遵义大捷的战果也因此未能继续扩大。

而且，国民党军的这个攻势防御并非“暂取”，而是在此之后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红军在三渡赤水前攻打鲁班场失利，也是因为周浑元龟缩不出，红军不得不打起了并不擅长的攻坚战。

四渡赤水之后，蒋介石对红军的“追剿”依旧小心翼翼，他要求中央军“节节布防，阻碍其通过”，而不是主动追击。在不确定红军走向的情况下，蒋介石提醒前线“不可拘泥于兵力集结”，一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保守姿态。

这就是事物的两面性，蒋介石的理智，让红军失去了歼敌良机，但理智带来的保守，又为红军创造了彻底冲出包围圈的条件。

遵义大捷，是红军在战术上的灵活机动，而遵义大捷之后，就是战略上的灵活机动。你孤军深入，我就毫不犹豫“吃”掉你一子，你开始利用人数优势布“乌龟阵”，那我就放弃原定计划，趁你慢吞吞的时候扬长而去。

绝不能因为“建立川滇黔边根据地”的目标没有达成，就贬低甚至否定遵义战役的意义。

长征的精彩之处，就在于各种内外条件在瞬息万变之后，看谁的决策更接近客观事实，谁的指挥更有效率，谁的部队更有执行力和战斗意志。

说到底，“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才是红军的致胜“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