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建国之前的关键会议，很多人都会第一反应都会想起遵义会议。

正是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改变了中国共产党乃至可以说是整个中国的命运。

遵义会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所以史学研究者也格外地关注这个会议的参会人员与具体内容。

而其中也曾出现过争议，史学界对于当时邓小平是否参会有着非常多的争论，以至于后世邓小平的照片一度在遵义会议纪念馆里“三落三起”。

那邓小平同志到底有没有参加过遵义会议呢？

三落三起：第一“落”不知；第一“起”回忆

关于邓小平参没参加过遵义会议的质疑一直都存在。

其实在最早遵义会议纪念馆刚刚成立的时候，是没有邓小平的照片和名字的。

造成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包括陈云所撰写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在内的多部相关资料当中，都未曾提到过当时的邓小平有参加过本次会议，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人知道邓小平也曾是参会人员之一。

遵义会议纪念馆是在1955年的时候建立完成并开放的，在这之后的两年之中，其实当时纪念馆内的展览墙之中都没有邓小平同志的名字，也没有人提出什么异议。

一直到1958年11月的时候那时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亲自来到了贵州视察工作，当时的他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陪同下参观了当时的遵义会议纪念馆。

面对曾经熟悉的事物，邓小平同志一下子触景生情，开始讲述起了自己曾经的记忆。

正是这个时候贵州当地的政府人员发现邓小平同志所讲的内容和史料之中记载的相差无几，并且更加地详细准确。

“会议就是在这里开的。”邓小平指着会议室的其中一角，饱含感情地说着这番话，“我就坐在那里。”

邓小平抚摸着他曾经触摸过无数次的桌椅墙壁，留下了许多怀念往昔的声音。

甚至他还指出了在遵义会议纪念馆没有改建之前曾经的模样，包括地图的摆放位置、过道的宽窄都说得事无巨细。

这很难让人不相信邓小平就是当时的参会人员之一。

所以后来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就根据邓小平的回忆重新充实了纪念馆内部的陈列展品。

1959年为了进一步搞清遵义会议当时的参会人员情况，纪念馆内的工作人员开始了新一轮的史料整理收集。

他们致函了中央办公厅请示帮助查找有关档案资料，中央档案馆也在1959年5月28日回复了他们，当时举证的材料就是陈云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

然而其实有关当时参会人员的信息，只有一个未署名的文件中有所提及，上面写道“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以外，一、三军团的军团长与政治委员林（注：林彪）、聂（注：聂荣臻）、彭（注：彭德怀）、杨（注：杨尚昆）及五军团的政治委员李卓然、李总政主任及刘参谋长都参加。”

这个内容只能作为参考，根本没有任何的实证证明邓小平参加过或者没有参加过该次会议，也是因为这个问题所以这件事在历史上一直都说不清。

不过当时也有说法说，遵义会议时期邓小平是以中央秘书长的身份参与的本次会议，包括邓小平同志自己也是如此说。

面对这个情况，最终纪念馆决定将相关内容上报给当时的贵州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立，由他做主是否要在纪念馆之内陈列上邓小平同志的名字和照片。

也是在他们的努力之下，最后在1965年的时候经过李立的批准，遵义会议纪念馆才在开馆十年之后将邓小平同志的名字陈列在了墙上，这是邓小平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会址内的辅助陈列室之内。

然而邓小平同志不会想到，就是这么一件事情却成了加注在他头上的一顶巨大的“高帽”，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这是邓小平的名字在遵义会议纪念馆的第一次起落，也是这个历史遗留问题被揭幕的开端，在这之后这个问题多次被挑出来，有的甚至用来攻击邓小平同志，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三落三起：第二“落”怀疑；第二“起”平反

20世纪60年代，此时的中国正处于特殊时期，邓小平同志的名字被加在纪念馆墙上这件事被有心之人拿了出来，开始作为他们荒唐的“佐证”试图抨击他。

遵义当地的造反派甚至骗来了许多当地并不知情的学生，打着“造刘邓路线的反”的旗帜，到遵义会议纪念馆之中抄写了1959年时候中央档案馆给到纪念馆的回复信件。

以此来污蔑邓小平同志是一个“篡改历史，硬将自己塞进遵义会议，捞取政治资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

这么一条荒唐的言论，就成了“清算”邓小平同志“罪行”的罪状之一，他们在陈列在室内的邓小平的名字上画上了一个大大的黑叉，还摘下了邓小平同志的照片。

邓小平的名字又一次失去了陈列在遵义会议纪念馆的机会，而这一次这件事却像是黑云一样压在了邓小平的身上。

面对这莫须有的罪名，邓小平很是不能理解，说：“遵义会议，我参加了就是参加了，没有参加就是没有参加。我一生的历史……不因没有参加遵义会议硬说参加了，来增添一份光荣……”

这句话是他在70年代的时候和一个孩童闲聊的时候说出来的话，但是无论是70年代还是往前的60年代，邓小平都是贯彻着这一个信念。

“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是说造反派肆意泼洒脏水到了他的身上，就可以掩盖这件事的事实的。

所以面对这件事情邓小平同志也总是一副从容不迫的模样，不惧怕他们的污蔑。

其实关于邓小平的这件事，有着很多人可以证实他的说法，其实最典型的就是邓颖超同志。

在长征事件发生之前，邓小平同志确实不是中央秘书长，当时担任中央秘书长的是邓颖超，而那个时候邓小平的职位是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红星》报的主编。

作为长征时期唯一的报纸，邓小平同志主编的《红星》报就是我们红军官兵们的“精神食粮”，为冲锋在前的指战员们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而在黎平会议期间，邓颖超同志生了病无法承担大部分的工作，这个时候是邓小平被调离了主编的位置，接替了她做起了中央秘书长。

这些事情在当时那个混乱的年代，缺少了书面的证实，但是相关人员都是记得一清二楚的。

也是因为如此，1975年邓小平同志的照片和名字重新出现在了纪念馆之内，虽然还是没有物证可以证明相关的内容，但是人证确凿，造反派也无从抵赖。

这是邓小平同志的名字在遵义会议纪念馆的第二次起落，这一次虽然有惊无险地结束了，但是事实并没有被纠正，所谓的历史遗留问题依旧没有被查证或者改变，所以当危机再次来临的时候，这个问题依旧会像是顽疾一样成为攻击邓小平同志的“武器”。

在“四人帮”的煽动之下，未来一场针对邓小平的危机正在悄然降临。

因为这件历史遗留问题引发的危机，也在此刻终于登上了顶峰，让无论是邓小平还是其他人证在内的所有党内领导干部都不得不重视起了这则传播甚广的谣言。

三落三起：第三“落”高潮；第三“起”终结

也是因为如此，当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爆发的时候，邓小平同志被错误地撤销了所有的党内职务，包括遵义会议纪念馆在内的照片和名字也不出意外地被摘了下来。

1976年1月15日邓小平在周恩来追悼会上致悼词成了当时的他最后一次公开的露面，这次这个历史遗留问题也终于被人们重视了起来，党内也开始收集相关文件资料，开始调查事情的真伪。

除了邓颖超的证词之外，在1984年又有几位人证说明了相关事情。

当时和邓小平同志一同参观遵义会议纪念馆的杨尚昆同志，是当时有史记载的遵义会议参会人员之一。

只不过他本人并不记得邓小平同志是否参加了，不过他为了求证还是去咨询了我们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周恩来当时也是参会人员之一，作为邓颖超的丈夫，他深刻地记得邓颖超担任中央秘书长时期发生的事情，包括她卸任中央秘书长之后由邓小平接任的一系列情况，这些都是无从狡辩的事实。

同时还有一位人证，是接替邓小平同志担任中央秘书长职位的刘英。

遵义会议之后不久因为邓小平被调任到了作战部队，所以他就卸任了中共中央秘书长一职，当时的接替者刘英很清晰地记着这些情况。

所以在遵义会议之前以及结束的这个阶段之中，邓小平一直都是中共中央秘书长，并且他也是如实参与了期间的遵义会议。

这些人证的证词并非信口胡诌，而是在外国媒体人、作家的提问之中做出的明确的对外回答。

当时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也在调查相关事情，所以他就问到了杨尚昆和刘英等知情人士，因此这些都是非常确凿的证据。

造反派和“四人帮”栽赃的谣言在这些铁证面前不攻自破，但是也还是有人会怀疑，是不是这些人记错了，或者为了给邓小平留面子所以才这么说的。

要不然为什么陈云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就完全没有提及邓小平的存在呢？

其实要明确的是，这是一份为了让人们搞清楚会议内容所写的提纲，他并不是完整的会议纪要，所以其中缺少一些东西也都是在所难免的事情。

不只是邓小平同志，在这篇提纲之中当时的参会人员还有很多人都没有提到，包括当时的军事顾问李德以及翻译伍修权。

李德作为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情报员完全没有被提及是不是也很奇怪呢？

但是这其实只是一种很正常的状态，因为这个提纲主要是围绕在会议内容之中的，所以有关人员的情况他也不会做出详细的标明。

至于为什么只有邓小平同志被抓了出来拿这件事情做文章，主要还是因为“造反派”和“四人帮”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肆意鼓吹这些谣言，导致三人成虎、纷乱四起罢了。

其实遵义会议时期也是邓小平党内的一次重大转机，因为这一次的会议他改变了邓小平一直被打压的处境，开始在党内担任重要职务。

同时会议之后他也是和毛泽东同志一起开始了行军，有了他更为光辉的战斗履历。其实邓小平同志能走到今天，就是他参加过遵义会议的最大铁证。

历经三起三落，终于一切都沉冤昭雪，邓小平的名字也重新留在了遵义会议纪念馆之中，再也不会被取下。

小结

历史证明，邓小平同志确实是以“中央秘书长”的职务参与的遵义会议，这件事经过了多方查证，准确无误无需再多赘述。

而今他的名字也将永远留在遵义会议纪念馆之中，再也无需承受起起落落的风险。

唯物史观之中明确讲到了要“实事求是”，面对曾经对于邓小平同志的污蔑与打压，事实证明伪造和迫害是不会改变事实的真实情况的。

面对问题我们不能像造反派和“四人帮”一样只图谋自己的利益，而罔顾真实情况。

这样做即便一时得逞，但是终究需要用一个谎言去弥补上一个谎言的漏洞与缺口，最后只会使得倒行逆施之人付出惨痛的代价。

参考文献

《致敬建军90周年 话说红军遵义行》

《邓小平同志纪念网》

《我的父亲邓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