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我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削减军费！

改革开放之后，为了大力发展经济，中央决定“放权让利，放开搞活”，也就是人们熟知的“两放政策”。

在“两放政策”出台后，地方政府和地方企业都获得了很大的自主权，发展势头喜人，全国的GDP增长也达到了惊人的8%-10%。

“两放政策”为中国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动力，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但是，地方财政的收入增加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中央财政收入大大地萎缩了。以数据为例：1978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60%，到了1992年，这个占比已经萎缩到了38.6%。

“两放政策”不能改，中央财政又吃紧，怎么养活军队就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洪学智上将在其文章《深切缅怀小平同志对军队后勤建设的伟大功绩》一文中回忆了当时邓小平的一段讲话：

“你们不是要我负责军委工作吗？我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削减军费！

国民经济上不去，军队建设也不会行。

军队的同志们要学会忍耐，要服从大局。

你们有意见吗？没有意见，散会……”

这里需要补充的一点是，中央削减军费，除了基于发展国民经济的考虑，还基于对国际战略格局、战争与和平发展态势的判断，从我们后来者的视角来看，这个判断毫无疑问是非常准确的。

军队决定发扬“南泥湾精神”，张爱萍却勃然大怒

军费被砍了一刀之后，部队里的各项经费都开始出现缺口，这些缺口怎么来弥补呢？一些同志回顾党史，想起了我们在延安的艰苦岁月，那时候我们多么的穷困啊，但是我们硬是靠着自己的两只手在南泥湾开辟出了一片新天地。

“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本来就是我们的优良传统嘛！毛主席当年就说了：“我们的军队不仅是战斗队，还是工作队和生产队。”

中央财政有困难，我们就自己想办法。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有人提出了“以军养军”的办法，简单来说就是开办军办企业。

大家的热情都很高，很快，大量的工厂、公司就涌现出来了。这毫无疑问大大缓解了军队在经费上的压力。

但是，也有人对这种情况忧心忡忡，比如张爱萍上将。

张爱萍之子张胜曾回忆过自己当时和父亲对这件事的讨论，张胜是赞成这种做法的，军费不够，军队要发展，就只能靠“南泥湾精神”。国防工业可以搞民用产品，可以搞军火贸易，为什么军队不行？

张爱萍则认为：国防工业本身就是经济建设部门，军队买他们的订单不够，他们当然可以搞些民用项目，更何况他们赚了钱是要上交给国家的。但军队不是经济建设部门，它赚的钱是归入军队的，它做生意是不能被允许的。这就是“军工企业”和“军办企业”的区别。

在这个问题上，张爱萍寸步不让，辩论到最后，张爱萍发了火，劈头盖脸地把儿子骂了一顿。张胜说，这是父亲生平第一次这么严厉地骂自己。

张爱萍给迟浩田讲历史：宋军经商和靖康之变

曾任国防部长的迟浩田将军曾回忆过自己与老首长张爱萍的一个故事：

当时张爱萍已经退休，但他对军队发展的事业一直都有持续的关注，有一天他把迟浩田约到了自己家，和他进行了一段谈话。

张爱萍说：

“浩田同志，我们应该以史为鉴呀！岳飞的《满江红》我们都读过，其中有一句话记得吗：‘靖康耻，犹未雪’。

宋朝的皇帝们为了弥补军费上的不足，允许宋军经商，最后整个宋军军纪涣散，成了一盘散沙，连西夏这个小国都打不过。最后徽钦二帝被金人俘虏到了他们的都城，整个东京被掠夺一空……

我们看《水浒传》，里面的那些张团练、张都监，他们既是宋朝的官员，也是蒋门神这样的恶霸的合伙人和保护者……

希望我们不要做岳飞，等到国家都要亡了，才怒发冲冠，仰天长啸。”

其实并不用翻回宋朝，我们在近现代的中国就能找到同样的例子：

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有220多万军队，而日本只有25万左右，接近10比1的比例，蒋介石还是丢掉了大半个中国。包括在解放战争开始之初，蒋介石的兵力和装备也是占了很大的上风。

为什么蒋介石最后失败了？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蒋介石的军长和师长们个个腰缠万贯，他们在国内有产业，在香港有股份，甚至在南美有种植园……

过往的历史清楚地告诉我们，军队经商害处无穷，军人一旦下海，就有了利益上的考虑，他们不仅可以和非军事单位合股，还可以和港台的企业合股，乃至于可以和外国的企业合股！为了利益，军队会为各自的利益为战，团结一心变得不再可能。

在利益面前，还没有哪个国家的军队能抵挡得住诱惑。而以军队的地位和威望，海关、工商、税收这些部门，哪个能管住它？他们在市场上天然就具有独特的优势，这样不平等的竞争在带来暴利的同时，也会带来一连串负面的效应。

资本是会侵蚀人性和社会的，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早有明论：为了50%的利润，资本就会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去践踏一切法律；为了300%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

越南军队经商启示录

我们的邻居越南就是军队经商的受害者和负面案例，十年轮战结束后，越南也开始削减军费，发展经济，在这种情况下越南军队就开始了他们的下海经商之旅。

到了2014年，越南军队名下的资产收入已经占到了越南国内生产总值的7%，这个数字两年后又升到了10%。越南军队靠经商，一年能获得中央拨给他们军费3倍的收入。

越南军队赚钱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比如他们把国家划给他们的土地出租，或者直接用这些地开公司。在耕地上他们开农业综合企业，种烟草、咖啡，原来的工程兵转业后直接进入他们的工程公司，通信兵直接进入电子通信公司。他们下辖的企业门类众多，有饭店、洗衣、旅游、煤矿、制造、船舶等等，甚至还有出租直升机和修理飞机的服务。

到这时候，军费自然是不用愁了，但是同时到来的是越南政府的形象和声誉大大受损，军队的名声一落千丈。各军区和各部队之间发生了明显的两极分化，在胡志明市和河内，军官们财大气粗，开着豪华轿车进出各种娱乐场所，出手阔绰。而在一些偏远地区的部队则缺乏生财之道，只能羡慕嫉妒恨。

一时间，“将军管企业，校官开饭店，士兵进工厂”成了越南的普遍现象，这支曾经的“世界第四大军队”迅速蜕变，失去了往日的强悍和骄傲。

反对者的声音此起彼伏，连带着越共一起，都遭到了政敌和国内百姓的质疑。

谁都知道是时候停止了，但在军队尝到经商的甜头之后，他们哪里还肯松口？

2004年，越南国会召开会议讨论了军队经商的问题，但与会者竟有一大半都是认为军队应该继续经商的，他们竟然说这是“客观需求”，还说军队在一些地区的扶贫工作卓有成效……

越南军队经商显然已经有了尾大不掉之势，这时候再想喊停已经非常困难了。

2017年越南十届四中全会明确决定要逐步停止军队经商，此时他们已经深感不妙了，但是此后他们的军队和商业剥离工作一直都不顺利。

越南的这种情况背后有很多的历史原因，比如他们有太长时间的战争状态，这导致了越南军队的地位非常之高，在决策层占据了很大一块席位；比如他们缺乏改革的决心和毅力，也缺乏有一锤定音的、目光长远的领导者或领导层……

其实军队经商不只是越南的问题，土耳其、印尼等国家都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他们的教训告诉我们，军队经商弊远大于利，是绝对不可行的。

朱老总的指示和张爱萍的谏言

早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的很多军队领导就已经意识到了军队不能经商，比如朱德元帅。

1947年朱德从西柏坡去了华北部队视察，在视察的过程中，他发现华北部队就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经商行为。他在6月份给中央写去报告说：

华北部队后方太大，总兵力号称12万，但实际作战的只有6万多，其余都在后方搞生产。团以上的机关都有自己的财产，纪律也比较混乱。如果不割掉这个尾巴，华北部队的状况便不可能有根本的转变。

他迅速指示：部队停止经营生产，商店一律归公。他向中央表示：“改组一定会有很多障碍，当设法推动，以取得速效。”

6月3日，毛主席来电同意朱老总的报告，指示华北部队务必认真整顿。

这一次，张爱萍再次站出来及时地指出了这一点。在一次常务会议上，张爱萍坚决地说：“军队如果经商，必然会导致腐败。穿着军装经商，那是军队的耻辱，国家的悲哀。这是自毁长城之举！如果连这都不制止，将来发生了战争，首先该杀我们的头。不仅杀头，还要在书上落下骂名！”

1985年3月，张爱萍给国防科工委写信说：“有些人要搞企业公司，让他们离开军队去搞。军商实在不是我们的军队干的，只有军阀国民党可以。国防科工委应该努力攀登科学技术的高峰，不应进入军队经商的浑水”

在和迟浩田的谈话中，张爱萍说：军队经商无异于饮鸩止渴……

不止是张爱萍，当时很多高级将领都开始提出对部队经商的质疑，军委、总部和各级机关多次开会。最后，中央一锤定音：

“军队必须停止一切经商行为，对军队所属单位办的各种经营性公司，要立即着手清理……”

张爱萍逝世后，长安街再次拥堵

迟浩田上将回忆说，1986年6月，当时自己还是济南军区政委时，就收到了张爱萍将军赠与的两张字条。

一张上写的是：勿逐名利自蒙耻，要辨真伪休奴颜。另一张字条上写的是：破世俗一尘不染，立高洁两袖清风。

这正是张爱萍这位共和国上将的人生信条。

张爱萍之子张胜回忆，父亲对自己从小就很严格。他早些年曾在八一学校读书，那是一所干部子弟学校，小朋友从小就沾染了很多不好的习气。有一次，小伙伴问张胜：“你爸爸是什么官？”

张胜也不清楚，回家就问张爱萍：“爸爸，你的官大不大？副总长和司令谁能管得了谁？”

张爱萍听后非常生气，恶狠狠地问儿子这些话是谁教的。儿子说明原委后，张爱萍说：“我当初就不赞成你上子弟学校！”

这个学期结束后，张胜就被送到了一所普通学校去了。在开学那一天，张爱萍叮嘱儿子：“你和普通老百姓的孩子是一样的。长大了你要靠自己。”

要靠自己这句话张胜一直记得，长大后张胜就出去自立门户了，在衣食住行方面他从来不沾父亲的光，甚至组织派给张爱萍的车他都从来不坐。

张爱萍很高兴儿子有这样的觉悟，他说：“我赞成你搬出去，也赞成你自食其力。”

张爱萍的秘书丁慎敏回忆说，有一次张爱萍下部队检查工作，需要去一个偏远的小地方，他临时没有订到卧铺，就想让首长等等再走。张爱萍坚决不同意，说站着也能去。

火车上的人很多，为了保障张爱萍的安全，丁秘书和两个保卫干部小心地看护在他的身边。上了火车，他们就动员乘客看能不能给张爱萍让个座，张爱萍早就看不惯了，看到他们让乘客让位置当场就发火了：“你让人家起来我就能坐吗？看看我头上这个帽徽，从来都是人民子弟兵照顾老百姓，怎么反过来了？还有，你们几个老围着我干什么？这是人民的火车，能有什么危险？”

旁边的几个年轻人听到这番话就上前询问，这位首长肯定是个老红军吧？可以让他给我们讲讲长征的故事吗？

张爱萍欣然应允，周围很快就围了好几圈人，他高兴地给大家讲了一路。

张爱萍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从来都是严格要求的，他的一个警卫员在他身边跟了好久，后来组织给他安排了个领导岗位，张爱萍却说：“你在我身边待的时间太长了，与基层脱离太久，应该下基层去，好好补一课。你还当不了领导。”

这个警卫员很是伤心，他说自己吐出来的是血，首长却只当成口红水。又过了好几年，这位警卫员从基层干到了单位领导，他回顾老首长对自己的教导感慨不已，对张胜说：“像你爸爸这样的，我们不能用俗人的标准去衡量他。他是我这辈子最敬仰的人。”

迟浩田上将也对自己这位老首长钦佩不已，他回忆说，自己当年在华东某团政治处担任副主任时，有一次爱萍首长下来检查。他们一行人等了好久都没等到，一问才知道他已经下连队去了。

他和几个同志赶到连队时，只见张爱萍和战士们正聊得热火朝天。当时有一个战士来自浙江，他的口音大家都听不懂，张爱萍就叫他把自己的名字写下来，这个战士从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首长，很是紧张，自来水笔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出不了水了。

张爱萍让把笔拿过去给他看看，检查后他说是笔尖给堵住了，说罢便打了一盆水教战士们怎么洗水笔。

洗完之后，他拿出自己的相机，招呼大家都聚在一起，给战士们照了一张大合照。

每每回忆起这个往事，迟浩田将军总是很感动，他说自己很留恋那个时候的部队。

张爱萍退休后，就基本拒绝了参加所有的官方会议，但一些活动他是一定会出席的，比如彭老总等老首长、老战友的纪念活动。

2003年7月5日，消失在人们视野16年的张爱萍因病逝世，人们并没有忘记他，长安街上再次出现了拥堵，这些人中有他带过的兵，有当年一起在国防科技战线上奋斗过的科学家和工人，但更多的是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