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试徇私案始末

景泰七年（公元1456年），丙子年，按制逢子、午、卯、酉年为乡试大比，两京一十三省首府都要为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而忙碌起来。

八月初，各省乡试如期举行，顺天府乃天子脚下，首善之区，规制自然最高，两个主考官的分量都比其他地方高出许多，分别为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读刘俨、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编修黄谏。

八月中旬科考放榜，顺天府乡试中举者共计一百三十五名定额，与试者的一千八百多人中，自然有人欢喜有人愁。

原本再寻常不过的事，但因愁苦的大多数中有两人身份特殊，一人名为王伦，一人唤作陈瑛。他们的老爹可都不一般，陈瑛之父陈循，王伦之父王文，俱是当朝大学士，宰相级别人物。孩子都是自家的优，两人都对儿子寄予厚望，哪成想会名落孙山，故大为火光，甚为愤懑。

考官都是猪吗！会不会评阅！随即上疏皇帝要讨个公道。

看看两人的名头，陈循官拜少保、太子太傅、户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兼文渊阁大学士，内阁首辅；而王文也不差，少保、吏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

啧啧！在三公（太师、太傅、太保）显爵不轻易授下的明前中期，三孤（少师、少傅、少保）已是文官顶点，再有内阁宰执身份的加持，乡试考官平白无故惹上这样的大佬，就问你怕不怕。

不过，向皇帝告人黑状也是有技巧的，两人身份地位在那摆着，总不能说，我儿子在乡试中落第，所以主考官就是垃圾？太掉价不说，还平白惹士林非议。

于是由陈循领衔，王文附奏，共同弹劾顺天府乡试考官们在科考过程中另有情弊，要求皇帝下旨纠问。

估计大家要问了，是什么情弊呢？

明代科举中有一个很人性化的举措，就是在四夷馆学习外语的生员（别笑真的是学外语，各种番文、外族语言），也允许参加乡试，且鉴于他们专习番文恐不精儒学，朝廷特许四夷馆考生的三场考试文字专送到翰林院，交由翰林们评审，择优取中。

今次顺天府乡试就有两名四夷馆的生员入试，其中一人还真被翰林院给取中了，只是发回试场后，考官居然将两人双双黜落，不循旧制。

按说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四夷馆生员可以入试的规矩，是永乐年间的老黄历了，演变到如今，谁还真把它当回事不成？

可陈循、王文两位内阁大学士却拿此做起了文章，直言，考官们连翰林院取中的文章都黜落，说明了一个严严峻的问题，那就是本次乡试审阅文章的过程不仔细，由小及大，见微知著，那其他千百人的考卷，是不是也没做到一一从公，辨别是非？

既然乡试有问题，那请皇帝下旨追究没毛病吧？

借题发挥，把水搅浑，再趁机实现个人目的，这手段真是高明，看来能入阁拜相的，还都不是省油的灯。

这帽子扣得够大，吓得主考刘俨、黄谏赶紧上疏自陈，并翻出当时主持乡试时发的誓言，如有挟私作弊，则身遭刑戮，子孙灭绝！够狠。

虽然陈循、王文手段高明，可哪知道景泰帝压根儿不想事态扩大，何况又无切实证据，真要有个科场舞弊案，那也够丢人的。

于是乎景泰帝不痛不痒的回了句：考官虽无情弊，终是作事不精，有失旧制，但事已至此，姑且宽宥了吧。

得，陈循、王文两位大学士联手的精妙布置，竟无用武之地，完全是抛媚眼给瞎子看，白搭了。

两位大学士位列宰执，见惯风浪，并不气馁，八月二十八日又再次上疏，这次措辞就极为凌厉了。

两人历数洪武、永乐两朝科举弊案，太祖太宗都是重手惩治，甚至有考官、状元丧命，处罚不可谓不严厉，也正因为此，使得科场风气为之肃然。可现在呢，科场之内藏污纳垢，受赃卖题、酣饮高卧、不分美恶任意批取的现象屡见不鲜，这样如何能做到为国选才？

讲完大道理，两人也不再藏着掖着，王文直接愤懑的表示自己儿子的考题，他特意看过，按水平来说绝对能中举，可考官刘、黄等人只审阅了首场的三篇考卷，其他两场根本没细读就妄下评断，简直太草率了。

王文要求仿洪武朝旧例，将王伦、陈瑛的考卷和取中的一百三十五人的考卷，着礼部会同翰林院、六科十三道重行考对。

而陈循也不依不饶的揪着主考出的考题进行批驳，又是犯讳，又是讥讽朝廷、又是出题超纲，要求对考官严惩。

内阁两位大学士如今明摆车马，气势汹汹，景泰帝也不可能再等闲视之，于是命内阁另一位大学士高谷领衔，会同礼部、翰林院重新评定考卷。

高谷等人复勘后，发现取中的人中有优于瑛、伦者，也有相等者，更有不及者，只有第六名林挺的朱卷没有评语，但应该是疏忽所致，没有私弊。

而且高谷对陈循、王文如此做派很不以为然，他觉得王伦、陈瑛只在可取不可取之间，况且大臣子弟与寒士奔进已经令人诟病，他们还不安于义命，竟然欲借此加罪于考官，实在太不像话了。

景泰帝左右为难，为求两全，特下旨取王伦、陈瑛为举人，许明年参加会试，至于朱卷没有评语的林挺，却倒霉催的被黜落，考官也仅仅被斥责几句，又宽宥不罪。

明代科举考试中的规矩

景泰七年这场所谓的“科场徇私案”，大家也别全当故事来听，其实从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明代的科考规矩，下面我们一起涨涨知识。

先说这个乡试主考官的人员委任。

明朝的科举考试主要分四级，童生试、乡试、会试、殿试。其中童生试是府一级的小试，又分县、府、院三道考试，是最为基础的科举考试；而乡试则是省级大考，中式者为举人，在地方为乡绅，也有做官的资格；至于会试呢，取中者为贡士，只需经殿试排定名次（不会黜落），就是进士，有了官身。

所以乡试、会试是科举考试中的重中之重，朝廷也最为重视，为求公正选才，仅考官的种类就多达十四中之多，诸如：监临官、提调官、监视官、考试官、同考试官、印卷官、收掌试卷官、受卷官、弥封官、誊录官、对读官、搜检官等等。

其中的考试官便是主考官，职责便是总阅试卷，分别取舍，然后核定名次，上报朝廷。

景泰三年时，朝廷颁下诏令，命各省乡试主考官两人人选，须有布、按二司同巡按御史，共同推举府学或县学的教官，聘充考官，而且那些充任考官的县学教官（训导、教谕等人），得五十以下、三十以上，且文学廉谨。地方学校教官虽不入流，可大多都是举人出身，文化水平是没得说，浸淫科考教学多年，批阅乡试试卷当然不在话下。

到了嘉靖年间，朝廷才开始推行每省主考都选京官或进士赴任，以此杜绝舞弊的可能。

两京，也就是顺天府、应天府两地，因是京都的缘故，规制最高，一直都是京官充任主考，且多为翰林词官，清贵之臣。

像景泰七年这次，刘俨为翰林院侍读，正六品，又加太常寺少卿则为正四品高官，而黄谏魏翰林院编修，正七品，加官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职，则为正六品，清贵显要，由这两人作乡试主考，绝对是秒杀各省的。

另外明代乡试录取人数是有限额的。

景泰之前，两京一十三省的乡试录取人数一直在增多，南北直隶取额最多，从每科80人，增至135人，而其他各地最多也不过90多人。像江西、浙江、福建三个科举大省，每科录取人数一直是各省之冠，多达90，可竞争也是最为激烈的。都说南方文风鼎盛，科场扬名多，而江浙闽则独占大头。

也正是教育水平问题的高低参差不齐，这才有了各省录取人数的差异，但也因此催生了新的问题，那便是科考冒籍，当然不合法的叫冒籍，合规的则俗称科举移民。

顺天府乡试的人数足有135人之多，而北直隶生源质量比起南方差了一大截，若是南方士子通过一些正规或非正规的手段，进入顺天府乡试，那中举的概率不得蹭蹭往上涨？

景泰七年这次顺天府乡试中就有科举移民的情况，大学士王文原是南直隶凤阳府霍邱县人，后因入赘的原因成了北直隶束鹿人，如此家族彻底由南转北，他本人永乐年间进士，儿子辈当然也可以名正言顺参加顺天府的乡试。

那么内阁首辅陈循呢，按籍贯江西泰和人，按照科举制度，各省生员必须在籍贯地参加科举，他儿子陈瑄怎么就在顺天府考试了呢？

这就不得不说明代的监生制度。所谓监生就是国子监学生。

国子监，是国家最高学府类似前朝太学的官方机构，设立之初是为国家培养人才，建立官员储备梯队之用。

但是科举兴盛后，官僚阶层皆视科举为正途，由监生入仕完全被边缘化，国子监的地位也一直下降，原本是择各地学校优秀生员入国子监的制度也变了味，多成为了屡考不中、熬资历的老生员的福利，甚至朝廷也允许纳捐入监，生源质量下降，更让国子监为国储才的功用一再丧失。

除了各地择优“岁贡”入监和纳捐入监外，监生还能通过恩荫、官生等途径入监，其中官生就是“京官三品以上”的官员子弟可以入国子监读书。

监生身份等同生员，也就是秀才，只要完成一定学业，通过考核是允许参加当年乡试，两京都有国子监，在北则可参加顺天府乡试，在南则可参加应天府乡试，可以说是给了官二代们的一个隐性福利。

陈循之子陈瑛应该也是官生入监，以监生的身份合理合规的参加了顺天府乡试。

最后一点，科举考试中特别讲究避讳。

陈循、王文指责考官出的考题犯讳，这里所谓的讳，多指皇帝本人及其家人、祖宗的名讳，这一点要在文字中避免出现，不然就是不敬。

比如刘俨、黄谏出的四书考题就有涉及明宣宗朱瞻基名讳一个字，而且经义题中则有一句“正统有无”，被解释为有影射景泰帝无后，帝位非正统之意。

不仅考官出题要避免各种公讳，考生答题也是如此，不然一不小心犯讳，再好的成绩也会取消。

但相较之下，明代对犯讳的容忍还是相当宽疏的，除了明世宗嘉靖朝对各种犯讳的考官处罚严厉外，其余各朝多是宽宥，不予追究。

毕竟科举考试的考题都有范围限制，必须出自四书五经，出题面本身就窄，还要顾及各种忌讳，足够考官头痛的了，所以考题真要这严格追究下去，割裂经义、截搭的情况只会越发严重，题都出不好，考生答题还不胡做一气？

这也是景泰帝没有过分追究主考出题疏漏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