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22日，淮海大战硝烟刚刚散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陈毅，终于有机会赶回驻在贾汪的华野司令部，倾奉军委命令，主持华野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的重要工作，军队中的人事安排历来都大事，尤其是在野战军编制将有重大调整的情况下，非德高望重的陈老总坐镇不行！

最重要的编制调整，是整编后的第三野战军，要新增四个正式的兵团级建制，而之前华野因战场形势所需组建的四个兵团，基本是临时性质，且属于分兵作战期间，如今野战军要实现高度整合，兵团司令员的选拔尤为敏感，毕竟原纵队司令员一级的猛将如云。

自1947年7月“七月分兵”开始，整个华东野战军分拆逐渐形成三个兵团级单位，在中原战场和山东战场对敌作战，分别是粟裕兼司令员的华野一兵团、许（世友）谭（震林）领导的“山东兵团”、陈（士榘）唐（亮）率领的“陈唐兵团”。

说明一下，原在苏北坚持作战的华野第11纵队和第12纵队，自华东野战军成立始，便直接归属华东军区（华东局）指挥，只是部队番号挂了“华野”而已。及至第2纵队自山东南下，与11纵、12纵会师组建“苏北兵团”，隶属关系仍未变化。

华东野战军真正实现全军大集中，是在淮海战役发起前，甚至在济南战役中，苏北兵团也只以主力归建，仍有部分部队留驻根据地，这段军史较为复杂。

淮海战前，华野又组建了鲁中南纵队、渤海纵队等新晋主力，如果加上特种兵纵队和两广纵队，纵队级番号已多达16个。

而淮海战后，华野又补充了大批武器装备和“解放战士”，另行改编起义部队数万人，部队数量猛增10余万人，因此实施大规模的部队整编，已是势在必行。

一、八位兵团司令和政委均来自山东军区

经过认真酝酿和研究，1949年2月9日，鉴于陈老总已经返回渡江战役总前委工作，粟裕代为签发了第三野战军整编命令，其中公布的四个兵团司令员名单，全部来自曾经的山东军区或者“山东野战军”（这两个单位在行政上是上下级关系）：

第七兵团司令员王建安

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将领，1942年8月起，担任八路军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军区所属之鲁中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的1947年起，任华东野战军第8纵队司令员、山东兵团副司令员，他是在司令员许世友调往山东军区工作后，转正成为兵团司令员。

第八兵团司令员陈士榘

红一方面军出身的将领，1940年起担任八路军115师参谋长、山东军区所属之滨海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爆发起，历任山东军区参谋长、华东野战军参谋长、“陈唐兵团”司令员等职务。

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

红一方面军出身的将领，抗战胜利后派往山东工作，历任津浦前线指挥部参谋长、山东野战军参谋长、山东军区所属之渤海军区副司令员、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司令员等职务，淮海战役期间曾统一指挥三个纵队，实施了著名的徐东阻击战。

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

南方红军游击队出身的将领，1941年起担任新四军第1师副师长、师长及苏浙军区副司令员等职务；解放战争爆发后，担任山东野战军第1纵队司令员、华东野战军第1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粟裕（第一）兵团副司令员等职务。

可以发现，上述四大兵团的司令员全部来自山东军区或者山东野战军，也就是原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的直接下级，而来自华中军区、华中野战军的将领，无一人出任兵团首长，包括四大兵团的政委也是如此：

第七兵团政委谭启龙：南方红军游击队出身的将领，解放战争初期，曾任山东野战军第1纵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后任华东野战军第1纵队政委。

第八兵团政委袁仲贤：红一方面军出身的将领，黄埔一期生，解放战争初期，曾任山东军区副参谋长、华东军区副参谋长等职务。

第九兵团政委郭化若：红一方面军出身的将领，黄埔四期生，解放战争初期，曾任山东军区所属之鲁南军区副司令员、华东野战军第6纵队副司令员、第4纵队政委等职务。

第十兵团政委韦国清：红一方面军出身的将领，解放战争初期曾任山东野战军第2纵队司令员、华东野战军第2纵队司令员、苏北兵团司令员等职务。

二、山东野战军并非以八路军为主体

如此出现了貌似不太公平的现象，众所周知，华东野战军是于1947年初，由陈毅的“山东野战军“和粟裕的“华中野战军”合并而成，那么在改编为第三野战军时，全部兵团级首长都来自原山东军区，陈老总是否有偏向的嫌疑呢？

这个认识误区，来源于不了解山东军区的序列变化，抗战胜利时，罗荣桓领导的山东军区部队，全部属于由115师和山东纵队发展起来的“八路军系统”，下辖五个较大的二级军区，同时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又整合组建了八个野战师。

山东军区当时的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共计27万人，占八路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一左右！但是很快，罗帅就接到了率精锐部队挺进东北的战略任务，因此从1945年10月起，山东军区精锐尽出。

包括司令部的主要机构、八个野战师中的六个、以及所属各军区的精锐地方部队一部共6万余人，在罗帅的率领下“闯关东”，逐渐演变为东北野战军的主力，换句话说，八路军山东军区的精锐力量，已经基本调往东北。

1945年9月19日，主持中央工作的少奇同志，特别在《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中指出：“将山东局改为华东局，陈、饶到山东工作。将现在的华中局改为分局，受华东局指挥，其人员另行分配”。

这个指示有两层意思，其一是由陈毅接替罗荣桓的职务，率新四军军部和精锐主力北移，重新组建了“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毕竟山东的战略位置极其重要，必须填补罗荣桓和山东主力离开后的空缺。

其二更要注意，华东局的性质是中央局，是“华中分局”的上级单位，因此新的山东军区在级别上，也要高于华中军区，而不是完全对等的平级关系，这有助于理解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合并后，双方将领的职务安排（后合并组建为华东军区）。

此时的山东军区，实际是八路军+新四军混编的状态，可以描述为“新四军的精锐和山东八路军的一部”，而不再是单一的八路军成分，因此山东军区和山东野战军的主要干部，有不少其实来自新四军。

1945年的晚些时候，当敌人企图沿津浦铁路北上“摘桃子”之时，陈毅奉命组建了“津浦前线野战军”，次年初改称“山东野战军”共7万余人，以陈毅为司令员、黎玉任政委，野战军的战斗序列如下：

第1纵队：随陈毅北上的原新四军第1纵队，司令员叶飞，这支部队其实就是粟裕的基本部队，由新四军第1师发展而来；

第2纵队：随陈毅北上的原新四军第2纵队，司令员罗炳辉，罗司令不幸病逝后由韦国清接任，其前身是新四军第2师主力；

第7师：随陈毅北上的原新四军第7师，师长谭希林；

第8师：原八路军山东军区留下来的第8师，师长何以祥。

不难看出，未来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的主体，确实是新四军系统的三个主力师，原山东八路军的成分已然不多了，反倒是地方部队和后来的补充兵员居多，既然山东野战军的主体是新四军主力部队，那么该部将领在合并以后，军职当然普遍略高于华中野战军将领。

三、陈毅充分考虑了华中野战军的情况

那么粟裕为什么没有北上呢？当时是以邓子恢、谭震林负责筹建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考虑到军事指挥的需要，华中留下来的新四军部队，必须有重量级将领来坐镇。

于是张云逸（新四军代军长）等首长主动提出，粟裕应留下来协助邓、谭负责军事指挥，粟裕遂出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野战军司令员，故没有随陈毅和军部北上。

换言之，由张鼎丞任司令员的华中军区、粟裕任司令员的华中野战军，是新四军原地留下来的部队，无论是兵力和战力，其实都稍逊于陈毅带走的那部分，最初野战军每个纵队不过1万余人。

有一点还需注意，那就是华东局、陈粟等首长在研究干部名单时，对于来自八路军的高级将领，还是特别予以尊重的，毕竟八路军才是当年的红军主力，而新四军是南方红军游击队发展起来的，

比如陈士榘、宋时轮、王建安、袁仲贤、郭化若、韦国清等兵团首长，都是延安派往山东军区的干部，不仅资历深厚，“山头”的代表性也很强，某种意义上，重用这些干部，也是对延安的尊重。

不仅如此，在三野的整编过程中，陈老总也充分考虑了原“华中野战军”主要首长们的职务，虽然在四个兵团的军政主官名单中，没有来自华中野战军的干部，但也用另一种方式进行了安排，那便是集中在三野总部机关。

原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被任命为三野副司令员、第二副政委；

原华中野战军政委谭震林，被任命为三野第一副政委；

原华中野战军9纵司令员兼政委张震，被任命为三野参谋长；

原华中野战军政治部主任钟期光，被任命为三野政治部副主任；

原华中分局民运部长刘瑞龙，被任命为三野后勤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

原华中野战军的其他主要首长，也纷纷被任命了重要军职，1945年10月华中野战军组建时，下辖第6、第7、第8、第9共四个纵队，除前文所述的9纵司令员张震外：

原第6纵队司令员王必成，出任三野第24军军长（原华东野战军第6纵队），至当年9月，再晋升为第七兵团副司令员.。

原第7纵队司令员“吉洛”（姬鹏飞），被任命为三野第七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第8纵队司令员陶勇，则被任命为三野第23军军长（原华东野战军第4纵队）。

因此，陈老总在主持第三野战军的整编过程中，实际上充分考虑了新四军众将领的实际情况，无论是之前调往山东的干部，还是留在华中的干部，都给予了妥善安排，不存在有“偏向”的问题。

当然，在如此大规模的人事调整中，尤其是兵团级首长的任命，出现一些杂音也是正常的，个别将领表示不服气不满意，找到陈粟首长闹意见，但是陈老总以其巨大的威望和耐心的思想工作，最终圆满解决了问题。

1949年3月起，完成整编和整补的第三野战军，以四个兵团十六个军58万大军的强大兵力，分批开始拔营南下，即将饮马长江参加轰轰烈烈的渡江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