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走马扬鞭，黄袍加身，历经五代乱政，深感中央集权的必要性。他以“杯酒释兵权”为代价，建立了以文治武的行政体系，使文人士大夫崭露头角。这是宋代“仁治”之根本原因。实际上，尽管宋太祖在《宋刑统》中强调法治的重要性，整个立国体系依然以“儒法并行”为准则。北宋在中央和地方都设立了专门的司法机关，实现了分工严明。宋代的司法体系发达，涌现了许多杰出的司法官员，如薛奎、包拯、张咏和宋慈等。而在这一切的背后，我们很少了解到，司马光也是一位卓越的法学家。

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叟，生于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他以反对王安石变法和《资治通鉴》的作者而为人熟知。然而，司马光在推官和通判的岗位上，积累了丰富的司法经验。他与王安石等革新派在法治观念上存在分歧，主张以礼治国，认为“纲纪”是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规范。司马光将礼分为家庭内外两个层面，强调只有遵循礼法，社会才能有序，国家才能稳定。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法治观点的一种表现，尽管其构建原则与其他文化背景下的法治观点不同。

司马光主张以礼治国，同时也主张严刑惩罚，但并非为了酷刑威压，而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使少数歹人受到震慑。他认为，只有在犯罪行为发生之前及时发现并纠正，才是最理想的。然而，一旦犯罪事实已经发生，就必须进行严厉的刑罚。司马光对法治的观点体现了对正义和效果的双重考虑，既要防范犯罪的发生，又要对犯罪行为进行严惩。

在用人制度方面，司马光强调选拔忠贤之人。他认为，大臣应当忠直、勇于力谏皇帝的过错，而贤人则需要有足够的德行。司马光的观点虽然对官员的操守和纪律提出了要求，但由于受到封建社会条件的限制，无法实现现代法治中的独立性和职业规范。

明正赏罚是司马光主张的法治原则之一。他认为，只有“一遵正法，一以贯之”，才能做到“赏罚明当”。司马光强调，明确的赏罚不仅是劝善惩恶的有效手段，还是维护社会公正、国家安危的关键。他的法治思想既考虑了法治的正义性，又强调了法治效能的重要性。

在法治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方面，司马光主张“法贵恒稳，条令宜简”。他认为，法律条文必须掌握简要原则，以维护法治的稳定性。司马光的观点强调了对长远利益的考虑，反对仅仅追求当下收益的短视行为。他认为，制定法律法规时必须考虑长远，不能轻易变动，以免危害社会稳定。

综合而言，司马光的法治思想虽然以儒家的外衣为掩饰，但其核心思想以“德主刑辅”为中心，构建了一个在封建社会下相对完美的法制体系。尽管在现代社会无法直接套用，但其对正义、效能和稳定的关注依然具有一定的启示。在法治建设中，我们需要考虑法律的正义性、用人的操守、赏罚的明确性以及法律的稳定性，以实现社会的长远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