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这一由长江中下游平原组成的精华区，自宋以来几乎一直都是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区域。至今，江南仍然为中国人心中最美好的地缘意象之一。在地缘上，最狭义的江南地区在明清时期对应这七个府：苏州、常州、镇江、松江、杭州、嘉兴、湖州。

从文化圈来讲，这一带与吴语最大分片——太湖片，是高度重合的。至今江南七府除位置最北，大体被淮化的镇江外，其余六府均属于吴语太湖片。但这里有一个府除外，这一府在文化上毫无疑问，几乎完全属于江南（不像镇江有着浓重的江淮色彩），但在方言上却是有变化的——这里有成片的官话区，这就是湖州。

湖州地图

今天的湖州市辖境与明清时期的湖州府几乎相同，但是湖州地区的方言则是有变化的，当然，主体仍然是湖州话。湖州话属于吴语区太湖片苕溪小片；但湖州境内实际上目前存在三种方言，除了湖州话外，还有官话和闽南语。

后两者主要分布在湖州市的西部，主要是长兴、安吉西部部分地区。在吴语核心地区插入这么一个方言岛，自然和移民有关。事实上湖州出现如此的方言分布，与历史上很惨烈的一幕相关——太平天国运动。

湖州首次被太平天国波及是在咸丰年间。1860年2月，太平军为实施攻杭救京方案，命李世贤部进入湖州地区，以后几度用兵湖州。到清朝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太平军谭绍光部经过数月围攻，终于攻破湖州，接着王洪仁召开太平天国历史上著名的湖州会议，讨论太平天国若战败撤逃路线事宜。咸丰三年（1864年）六月二十七日幼天王洪天贵福抵湖，湖州成天国最后据点。

清廷自然不会给太平天国任何喘息的机会，惨烈的湖州争夺战开始，反复争夺近5个月，洪仁和幼天王被迫逃离，湖州被清军收复。

双方的拉锯战给湖州府带来极为惨重的损失，根据统计，战前湖州府长兴县人口大约为47.2万，战后人口仅仅剩下7万，损失多达8成5；安吉县，战前十三万户，战后仅剩3500户，1万余人。孝丰县（后并入安吉县）在1858年人口有30万左右，战后孝丰县土著户仅存2557户，男女大小丁口7366人，损失97.5%。

武德县，1858年人口约11.6万，战后百不存一。

德清县，1858年估计人口46万余，战后剩6万。

乌程、归安两县略好，但人口损失也在60%以上。总体来说，战前湖州府人口约有285万左右，战后仅存不到70万。而且由于古代统计的局限，战前的在籍人口可能并未包括全体人口。实际人口的损失率大大高于在籍人口的损失率。

湖州战役——太平天国最后一战

“自庚申（1860年）至壬戌（1861年），贼往来不记其数。民始时死于兵戈，其饿毙者尚少。至壬戌五六月，颗粒难得，民皆食木皮青草，由是八九饿毙。往时户口十三万有奇，至甲子秋贼退，编排止六千遗人而已”——《安吉县志》

“兵燹之余，民物凋丧，其列于册者孑遗之民仅十之三焉”——《长兴县志》

这个人口损失率，即使是在重灾区中，也算是惨烈。湖州本为江南富庶之地，宋时便有有“苏湖熟、天下足”的美誉，此时千里萧条，血雨腥风。

出现如此惨烈的人口损失，不仅仅是正常战事，也与大规模屠杀与战后的饥荒、瘟疫有关。由于太平军此时面临末日之战，抵抗非常激烈，清军和外国雇佣军伤亡万人以上，所以清军的报复性屠杀很多，仅在湖州城，清军在攻克后便屠杀15000人以上。至于饥荒，一方面和战事影响农业生产有关，另一方面也和天灾（蝗灾）有关。湖州西天目山庙中以前有四百和尚，战后仅三十名幸存，其余全部饿死。

战争带来的遗体无法正常处理，难民流动又造成瘟疫传播，湖州西部和南部被瘟疫席卷，湖州孝丰县，“同治元年六七月瘟疫，民遭兵戈者半，遭瘟疫者亦半”，“利济寺中难民独多，天甚炎热，四处散居，人皆坐卧地上，各相枕藉。又均病泻痢，秽气逼人，死者日二十余人。”

战后的湖州，满目萧条，为了重振经济，同治五年（1866年），满清谕令各省招垦荒田。一批一批移民过来，到湖州的移民包括多部分，比如裁撤的湘军和淮军散兵，湖广、河南以及浙南的移民。据民国年间调查，长兴县人口，“以河南籍为最多，占百分之四十以上，本地籍占不到百分之四十，余均台、绍、温、金、湘、皖、江北等籍”。粗略估计，清末湖州府西部三县的客民人口可能达到７万，整个湖州府则应当在12万左右。

湖州出现了一片官话区

移民对于湖州本地文化造成极大冲击，最典型的就是西部官话区的形成，不过湖州毕竟算是吴语核心区，所以也有部分移民被“吴化”，至今吴语仍为强势，而与其毗邻的西吴地区（宣州、池州等皖南一带），则被彻底淮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