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李建成墓志》谥号处之磨改，提供了理解玄武门政变的新线索。本文对勘不同版本《唐会要》的相关记载，结合墓志异刻，复原了李世民更改兄长李建成谥号的过程，及这一事件背后所蕴含的李世民复杂、微妙的心态。《李建成墓志》隐而不书的“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事”，也是李世民操纵官方国史编纂，要着重改造的“历史记忆”。而该墓志所镌干支纪日，也为厘清李唐早期《实录》《国史》与《旧唐书·隐太子传》的文本生成与流变，锁定了关键时间坐标。此外，本文重新确定了《唐太宗入冥记》文本出现的时间，进一步解读民间对玄武门政变的不同记忆。历史学家在研究玄武门政变这样的历史事件时，应首先根据史料深入具体的历史情境，而不应一味去做宏大叙事的历史判断。

作 者|吕博，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教授

原 载|《文史哲》2026年第1期，第121-133页

原 题|《李建成墓志》与唐代玄武门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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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玄武门政变”最著名的研究，源自陈寅恪先生。他于1941年在香港完成《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序末署“辛巳元旦陈寅恪书于九龙英皇太子道三百六十九号寓庐”，次年在桂林抄改后交商务印书馆，于1943年出版。年仅36岁的唐长孺读陈著后，写了《读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后记》一文，发表在《武汉日报·文学副刊》（1947年12月9日、16日），文中有一节题为“论玄武门之变与关中山东之冲突”，统计了玄武门政变中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党羽的地域来源，进而认为：

玄武门之变虽仅为继承之争，而影响唐代全部历史与社会阶层者甚大，若溯其远因，则犹是元魏末期关中与山东之争，但以别一方式进行而又有皇位继承问题为之掩蔽，所以不易察觉耳。

《读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后记》乃致敬之作，但《武汉日报文学副刊》并非当时著名报刊，陈寅恪未必能看到。陈氏于1952年在《岭南学报》第12卷第1期又发表《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也强调太宗能决胜玄武门与仰赖山东豪杰关系密切，但陈作并没有像唐文一样详细剖析李建成同党构成。

唐长孺先生在1992年出版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中专辟“北门军的发展”一节，阐述了他晚年关于玄武门政变的看法：

关于玄武门之变陈先生论述已详，不须多说。当时北门屯营兵是否尽如《家传》所云之元从父子军，不可知。其中虽多太宗之党，但与太宗关系最密切的军队乃秦王府之兵而非北门军，秦王府的谋臣勇将如房玄龄、常何、张亮等多为关东豪杰，或出自关中，如杜如晦、敬君弘等，因此太宗得继皇位的元勋是秦王府将士。为了巩固已取得的胜利，事定之后，至少有部分秦府将士渗入北门军，并掌握了指挥权。

细审陈、唐相关论述，可以看出二人对玄武门政变的探讨，都是围绕唐朝建国初年北门军队的隶属、性质及演进来论述的，其中陈氏是旨在证实他的“关中本位”假说，唐氏则置于其对北朝隋唐兵制变化的整体关照中。

后来，黄永年先生在1983年发表《敦煌写本常何墓碑和唐前期宫廷政变中的玄武门》，于2000年收入《文史探微》一书，后整合写进2004年出版的《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他却认为玄武门之变没有关中和山东斗争的性质。黄永年的作品也是受陈寅恪感召后所写。

三位历史学家依据的材料本无二致，然因统计口径不同，竟致结论迥异，甚至相悖。通过三位历史学家的论断，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常见的探讨历史方式，即历史学工作者经常会将具体历史事件安置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中来反观其影响。这种寻求历史意义的方式，自属“倒放电影式”的后见之明。也许李世民、李建成等当事人也未必能意识到此次政变的巨大历史意义。这种事后的分析、观察对历史研究来说当然十分需要。不过，还有一种模式，即以原始“史料”为媒介，努力进入当时历史的具体情境中，感受时人所思所想。新出玄武门政变当事人墓志或能使我们在这种宏大叙事之外，感知更加具象的历史情景。

一、李建成墓志中的谥号问题

西安博物院近来入藏一块唐代墓志，志主是大名鼎鼎的李建成。该志共55字，与众多唐代名人墓志相比，内容少得可怜。贾二强先生最先根据墓志拓片刊布了墓志录文，兹转引如下：

大唐故息隐王墓志

王讳建成，武德九年六月四日薨于京师。粤以贞观二年（628）岁次戊子正月己酉朔十三日辛酉，葬于雍州长安县之高阳原。

墓志开头记李建成“武德九年六月四日薨于京师”。死亡原因没有任何记载，但读史之人都知道太子之死是因为一场惊心动魄的政变。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晨，李渊召太子建成、齐王元吉、秦王世民进宫。秦王率人马悄悄提前埋伏于玄武门内。根据敦煌出土《常何墓志》，当时值守玄武门的常何被秦王收买。另外一个守将敬君弘是杜如晦故知，故秦王人马能带兵器进入玄武门。太子、齐王不备，只身骑马进入玄武门，伏兵起，太子为李世民亲手杀死，齐王元吉被尉迟敬德斩首。太子党干将冯立、薛万彻、谢叔方等闻讯猛攻玄武门，敬君弘、吕世衡等力拒，战死。尉迟敬德出示太子首级，宫府兵溃散。李世民勒兵觐见李渊。李渊被迫宣布立李世民为太子。李世民得势后，宽宥了大多数太子、齐王党，稳定了局势。

当年八月九日，李渊禅位于李世民，而李建成在贞观二年正月才被下葬。对其葬地，《唐会要》曾记：“息隐太子建成陵，在京兆府长安县界。”但陵寝的具体位置以前并不清楚，而李建成墓志则表明他的墓地在“长安县之高阳原”。贾二强先生进一步指出该墓志应该出自郭渡镇西北的羊（杨）村。不过，遗憾的是，除了墓志之外，便再未见任何同墓文物。其实，文物的散失也意味着历史记忆的消弭。李建成墓志在市面流出，表明隐太子陵已被盗掘。志题称“大唐故息隐王墓志”，也就是说在贞观初年，并未依照太子身份为李建成设置陵寝。直到贞观十六年（642）唐太宗才将息隐王提升为隐太子。唐代也为太子建陵，此后，李建成之墓才被称作“隐太子陵”，设有陵令。然而，相较于其余八座太子陵，隐太子陵的具体所在至今仍湮没无闻。若能厘清墓志对应的确切葬处，这座沉寂千年的隐太子陵，或可就此重见天日。

李建成墓志过简，提供的历史信息颇为有限。可如果我们去博物院仔细观察一下这方墓志原石，就会发现谥号“隐”处有磨损、改刻的痕迹，在整个墓志平面中显得引人注目。那么，令人疑惑的是：在这方光洁平整的墓志表面，为何唯独“隐”字一处，留下了深深浅浅的修凿之痕？贾二强先生指出“原石‘隐’字明显为剜磨去原字后之改刻”，是可信的。

原因隐藏在传世文献当中。贾二强先生进而敏锐地指出，墓志“隐”字处异刻，应该和贞观初年的议谥事件相关。《唐会要》记：

贞观二年三月，有司奏谥息王为戾。上令改谥，议，杜淹奏改为灵。又不许，乃谥曰隐。

《唐六典》卷一四《太常寺》记：“凡王公已上拟谥，皆迹其功德而为之褒贬。”引文中为息王奏谥的“有司”应是太常寺。

但是墓志中贞观二年一月就出现了谥号“隐”，而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唐会要》记载贞观二年三月才开始议谥，而且反复三次，悬而未定。如何面对这种龃龉呢？要靠版本解决此难题。其实，不同版本系统的《唐会要》关于此时间的记录也存在差异。武英殿本、四库本、国图藏清抄本、日本静嘉堂藏抄本、台北汪启淑家藏本皆记“贞观二年三月”。而国图藏明抄本、中山图书馆藏抄本、国图藏清抄本，皆记“正（贞）观二年一月，有司奏谥息王为戾”。刘安志先生业已指出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唐会要》以武英殿本为底本，存在很大问题。显然，一月与墓志所记下葬时间相符。谥号议定，遂刻于志石，然后下葬。

剜改一字，也能感受到李世民对于长兄的复杂心态。李建成的谥号原来是戾而非隐，“戾”乃恶谥，如汉武帝太子因巫蛊之乱兵败身死，宣帝时谥“戾太子”，或以为“以违戾擅发兵，故谥曰戾”。贞观二年正月，朝臣议定隐太子李建成谥号之时，亦拟其弟李元吉谥号为“剌”。“剌”的含义为“不思忘爱”“暴戾无亲”，指生前行为乖谬不道、有恶行者。说明当时对武德九年六月四日事的定性，是李建成主谋，李元吉从犯。“戾”字为谥，其义甚恶。倘若用以评定李建成，后世自然会将其与太宗李世民的意志相联系。太宗或许正是顾及身后的历史声誉，最终下令更改了谥号。

杜淹复上谥号“灵”，太宗“又不许”。《逸周书·谥法解》对“灵”有很多解释，例如“死而志成曰灵”“乱而不损曰灵”“极知鬼事曰灵”等等。但《唐会要》卷八○《谥法下》对“灵”的注释只有一条“乱而不损曰灵”。根据孔晁对《谥法解》的注释，这指的是“不能以治损乱”。从字面上看，解释为不能以治减损祸乱更稳妥一些。如果这样理解，给李建成上“灵”的谥号，“乱”指的可能就是李元吉。太宗“不许”也显示出杜淹未能洞悉太宗的真实想法。

李世民既不愿给太子建成美谥，遂选取不至过恶的“隐”来作为谥号。“隐”的含义是什么呢？《唐会要》记：“隐拂不成曰隐，明不治国曰隐，怀情不尽曰隐”。历史上以“隐”为谥号的，有沈约、汉赵隐帝刘粲、鲁隐公姬息。按《梁书》记载，沈约死后，有司谥曰文。梁武帝曰：“怀情不尽曰隐。”故改为隐。“隐拂”一词，有不同版本。蔡邕《独断》、刘熙《谥法》、苏洵《谥法》都作“违拂”，即“违拂不成曰隐”。《逸周书汇校集注》载潘振云“拂谓逆理也”，朱右曾云：“隐拂，违拂也。”《孟子·告子下》有“行拂乱其所为”句，注云：“拂，戾也。”又《三月三日曲水诗序》引《毛诗》《周书》“四方无拂”一句，吕延济注曰：“拂，乱也。”并查《逸周书·柔武解》“四方无拂，奄有天下”，孔晁云：“拂，违也。”《诗经·大雅·皇矣》“四方以无拂”，郑笺云：“拂，犹佹也。”此外，关于“拂”字，《经典释文》还保留了郑玄、王肃二家的解释：“郑佹也，王违也。”综合考虑，“拂”解释成“违逆”“逆乱”等意可能更为贴切。依谥法通例，被解字似不应该出现在解语之中，颇疑后来“隐拂”之说可能有错简，或是上文之“隐”窜入下文。作“违拂不成曰隐”，似更通。《唐会要》只是继承了“隐拂”这种书写。

还需予留意，“息”字旧系鲁隐公之名。李世民登基后，特以此称追封其兄建成，是为息王。根据《旧唐书》记载，李世民于武德九年八月即位于东宫显德殿。次年正月乙酉改“武德十年为贞观元年（627）”，贞观二年正月议建成之谥。关于改谥一事，《唐会要》记录最详，但不同版本刊载时间有异。《高祖实录》所附《建成元吉传》也有建成加谥的简要记录。《资治通鉴考异》曰：

《高祖实录·建成元吉传》：“太宗践阼，改葬加谥。”《太宗实录》及本纪皆不书葬月日，唯《唐历》在此年十月。《贞观政要》此表在二年。

根据墓志记载，《唐历》记录显误，李建成的下葬日期为“粤以贞观二年岁次戊子正月己酉朔十三日辛酉”。李世民、杜淹的“议谥”之举也在是年正月十三日下葬之前，显然要为刻谥于志，盖棺论定做准备。关于“先戾后灵再隐”的谥号讨论，不仅见于《唐会要》记录，墓志铭文中“隐”字的磨改痕迹，更可能是这场悬而未决的议谥风波在实物载体上的具象呈现。透过残留的铭文磨改迹象，我们似乎得以窥见当时议谥过程中反复推敲、犹疑难定的历史场景。墓志当中很可能是先刻戾、灵，后因太宗不许，又磨改，转刻“隐”字。

太宗与杜淹共稽谥法要义时，必曾深究“隐”字特殊意涵，择“隐”为谥多少有影射李建成帝业未竟，情怀未尽，隐而未彰的味道。通过赋息为爵、以隐为谥，可以看到李世民也想要以鲁隐公来隐喻其兄。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十一月，隐公祭钟巫，齐于社圃，馆于蔿氏。挥使人弑隐公于蔿氏，而立子允为君，是为桓公。”这种兄终弟及的暴力更迭模式，在唐初玄武门之变的历史语境中也被赋予了特殊的诠释空间。玄武门之变后，天下初定，人心未附。李建成作为曾经的太子，仍有相当的政治残余力量与同情者。给予一个相对中性的谥号，是一种政治和解姿态，有助于安抚旧太子势力，稳定朝局。

史书中保留了贞观二年正月十三日，建成墓志入圹当日，李世民及朝野大臣的一些举动。据《旧唐书·太宗本纪》记载，是日太宗“于宜秋门哭之甚哀”，同时诏令“以皇子赵王福为建成嗣”。《旧唐书》此段内容未记具体日期，应该源自实录。《资治通鉴》所记详于《旧唐书》，增加了建成旧部送葬的记述，也应改写自《高祖实录》：

诏追封故太子建成为息王，谥曰隐；齐王元吉为剌王，以礼改葬。葬日，上哭之于宜秋门，甚哀。魏征、王珪表请陪送至墓所，上许之，命宫府旧僚皆送葬。

《贞观政要》也保留了类似情节，并存有表请内容，应更接近《高祖实录》原貌：

贞观二年，将葬故息隐王建成、海陵王元吉，尚书右丞魏征与黄门侍郎王珪请预陪送，上表曰：“臣等昔受命太上，委质东宫，出入龙楼，垂将一纪。前宫结衅宗社，得罪人神，臣等不能死亡，甘从夷戮，负其罪戾，置录周行，徒竭生涯，将何上报？陛下德光四海，道冠前王，陟冈有感，追怀棠棣，明社稷之大义，申骨肉之深恩，卜葬二王，远期有日。臣等永惟畴昔，忝曰旧臣，丧君有君，虽展事君之礼；宿草将列，未申送往之哀。瞻望九原，义深凡百，望于葬日，送至墓所。”太宗义而许之，于是宫府旧僚吏，尽令送葬。

房玄龄等重臣主持修纂实录时，特意选择保留太宗于建成下葬当日的哀伤之状，也增加了默许建成旧部送葬之事，在某种程度上也暗含深层的政治修辞：通过情感流露展现君主仁厚之德、恻隐之心，又以承嗣彰显政治宽容姿态。太宗在宜秋门一恸，可视为手足之情未泯的投射，更当理解为新政权对“孝悌”伦理的仪式性展演。而建成墓志也可能是此段历史情境的具体物质遗存与见证物。房玄龄等史臣通过春秋笔法记录李世民于建成葬日的种种举动，正在于将政治博弈转化为道德叙事，为玄武门之变的血腥底色敷上一层儒家伦理的柔光。

总之，李建成墓志“隐”字处有锉改的情形，微而不彰，如果不仔细观察，很容易错过历史留下的细节。结合传世文献中的吉光片羽，历史工作者依然可于1400年后，在简单墓志文字中窥探到李世民在贞观初年对待玄武门政变及兄长李建成矛盾、微妙的态度。

二、“国史”关于武德九年六月四日事的书写

墓志开头记李建成“武德九年六月四日薨于京师”，但对太子死因只字未提。众所周知，李建成墓志语焉不详的“六月四日事”，也一直是李世民极力掩盖、不愿提及的。在新旧《唐书》《资治通鉴》的记录中，玄武门政变的发生是因李世民功益高，故“皇太子建成、齐王元吉谋害太宗”。李世民被塑造成无可奈何的受害者形象。可是也有史料透露出李世民曾有意操控修史机构，在记述玄武门政变之事上，多有曲笔、隐讳之处。

李世民深知自己杀兄逼父，有违伦常，所以其在位期间，异常关心国史编纂。《唐会要》记：

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太宗谓谏议大夫褚遂良曰：“卿知起居，记录何事，大抵人君得观之否？”对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之耶？”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君举必书。”黄门侍郎刘洎曰：“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太宗谓房玄龄曰：“国史何因不令帝王观见？”对曰：“国史善恶必书，恐有忤旨，故不得见也。”太宗曰：“朕意不同，今欲看国史，若善事固不须论，若有恶事，亦欲以为鉴诫。卿可撰录进来。”房玄龄遂删略国史，表上。太宗见六月四日事，语多微文，乃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以安社稷，利万人耳。史官执笔，何烦过隐，宜即改削，直书其事。”

《唐会要》记载此事发生在贞观十六年。《贞观政要》分为二条，褚遂良事系贞观十三年，房玄龄事系贞观十四年。《通鉴》褚系十六年，房系十七年七月条下。诸种记载文字略有不同。研究唐史的学者一般会征引这段史料来证明李世民可能对唐代国史有所修改，但鲜有人关注其中隐含的修史“层次”。唐太宗观起居注受阻，又要续看国史，其实和唐代的修史步骤相关。《唐六典》记：

起居郎掌录天子之动作法度，以修记事之史。凡记事之制，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必时书其朔日甲乙以纪历数，典礼文物以考制度，迁拜旌赏以劝善，诛伐黜免以惩恶。季终则授之于国史焉。

在唐代，史官先撰起居注以记录日常，后据此纂修国史。故而太宗为探本溯源，欲先览阅起居注。知晓唐代修史的基本程序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唐太宗和褚遂良、刘洎、房玄龄之间的对话。按照《旧唐书·褚遂良传》记载，贞观十年（636），他自秘书郎迁起居郎。《唐六典》云：“隋省内史舍人四员，始置起居舍人二员。皇朝因之。贞观二年省起居舍人，移其职于门下，置起居郎二员。”因此，褚遂良应是唐代最早的起居郎之一。贞观十五年褚遂良迁谏议大夫，仍“兼知起居事”，此后《旧唐书》便记李世民观起居注事，按照叙事顺序，此事应当发生在贞观十五年之后。《贞观政要》记时应误。

李世民与三位大臣的对话堪称千古名场面，值得玩味的细节颇多。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属门下省，此时兼代门下省起居郎撰修皇帝起居注。李世民大概是担心自己的身后声名，所以问褚遂良在起居注中俱记何事，并询问君主能否观看。褚遂良答复认为，如今的起居郎，相当于古代左右史，其职责是记录君王言行，善恶必书，这样一来，君主便不会做不法之事。褚进而表示，自己未曾听闻皇帝亲自阅览国史的事情。李世民反问说：“朕有不善，卿必记之耶？”褚遂良回答说自己恪职尽守，“君举必书”。也就是说皇帝的一举一动，起居郎都要记下来，此乃职业操守。其实，太宗的每一问题都在试探。刘洎担任黄门侍郎，是门下省的二把手，应当分管起居郎。面对太宗的问题，他回答说：“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刘洎此话一出，李世民与二臣对话就无下文。李世民应该是没看起居注，进而转念求观在起居注基础上形成的国史。唐代国史一般由宰相监修，因此，他又找到宰相房玄龄，续问：“国史何因不令帝王观见？”房玄龄回答道：“国史善恶必书，恐有忤旨。故不得见也。”李世民坚持要看，而且理由冠冕堂皇，说：“朕意不同，今欲看国史。若善事固不须论。若有恶事，亦欲以为鉴诫。卿可撰录进来。”

房玄龄迅速领会到太宗意图，删略国史后才奉上。李世民特意翻阅了“六月四日事”，发现宰相描述此次政变“语多微文”，转而说：“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以安社稷、利万人耳。史官执笔，何烦过隐。宜即改削，直书其事。”言下之意，便是要求房玄龄不必替其隐讳。细细想来，皇帝所谓的“直书其事”更可能是给宰相修史奠定基调，需要心领神会，将不悌之举诠释成如周公诛管蔡般大义灭亲。房玄龄“居端揆十五年”，显贵之极，一度“频表辞位”，但唐太宗优诏不许。史书强调房玄龄于贞观十六年“进拜司空，仍综朝政，依旧监修国史”。贞观十七年，房玄龄担任太子太傅，仍知门下省事监修国史如故。不久之后撰“高祖、太宗实录成”。也就是说在房玄龄当政期间，他不仅书写了李唐开国历史，也塑造了李世民的历史形象。能在国史中美化君主形象的宰相，李世民当然不希望他隐退。在《旧唐书·隐太子传》中，李世民与李建成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李世民被塑造为英武决断、胸怀天下的英雄，而李建成则被描绘为暗昧误国、优柔寡断的失败者。更值得深入推敲的是，《旧唐书·隐太子传》主体内容应该继承、改写自《高祖实录》附《李建成传》。该传以时间脉络铺陈李建成生平，却在叙事时间的截取上形成特殊结构——正文叙于贞观二年李建成下葬之日后，就正式阙文。直至贞观十六年，才又记录李世民“追赠（建成）皇太子，谥仍依旧”。

贞观十六年此条应该根据《今上（太宗）实录》所录诏书修改：

根据《通鉴考异》引文，《建成元吉传》附属在《高祖实录》。《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均于贞观十七年修成，又据《旧唐书·敬播传》，《太宗实录》的下限为贞观十四年，所以《今上实录》中不会有十六年的诏书，《高祖实录》附《李建成传》也不会述及这次追封。《通鉴考异》所引《高祖实录·建成元吉传》：“太宗践阼，改葬加谥。”乃《旧唐书》十六年追赠的前一条记事，似乎即《高祖实录》所附《建成元吉传》的下限。《太宗实录》第二次修纂，由长孙无忌领衔主理，永徽五年（654）撰成，十六年诏书大概是这次续修时进入实录的。两年后（显庆元年，656）《武德贞观两朝史》修成，包含贞观十六年追赠诏书的《李建成传》最早当即源自《武德贞观两朝史·李建成传》，并据两年前修成的《太宗实录》所录诏书增补了“追赠皇太子，谥仍依旧”。

细考谥号演变轨迹，“隐太子”的称呼实分两阶段完成：贞观二年诏定“隐”谥，确立道德评判的基调；贞观十六年恢复太子封号，则在宗法、礼制层面完成身份复位。也就是说李建成的称谓从贞观二年的“息隐王”转变为贞观十六年的“隐太子”。这种分步操作恰与房玄龄监修《高祖实录》《太宗实录》的时间节点相呼应。按《唐会要》卷六三载，贞观十七年房玄龄奏呈重修后的《高祖实录》《今上（太宗）实录》，其中必然涉及对武德旧事的系统重塑。由此可推断，《旧唐书·隐太子传》中跨越近二十载的时间拼贴，实为《武德贞观两朝史》编纂者将不同时期的政治决策熔铸于同一文本的历史书写策略。贞观十六年后无论是《高祖实录》《太宗实录》，还是根据实录编纂的《旧唐书》中，有关李建成的称呼均是“隐太子”。

贞观二年息隐王李建成墓志铭仅以“武德九年六月四日薨于京师”一笔带过，这一隐晦书写实为初唐政治语境下的特殊产物。彼时距玄武门之变甫过两载，太宗政权尚未完全稳固，官方历史叙事体系亦未完成对武德九年六月四日事变的权威解释，故墓志铭采取隐而不记的表述方式。至贞观十六年《太宗实录》编纂之际，随着太宗统治地位的彻底巩固，官方对玄武门事变的阐释已形成完整定论。《太宗实录》明确记载“隐太子建成武德九年以谋害太宗伏诛”，通过“谋害”“谋逆”与“伏诛”的因果建构，将政变定性为正义除奸行动，即所谓：“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

类似的记录模式也见于《旧唐书·巢王元吉传》篇末，贞观十六年李世民为李元吉改爵立嗣事件：

也就是说，新旧《唐书》及《资治通鉴》等后世有关玄武门政变的记载，皆可溯源于贞观十六年修国史奠定的这一基本叙事框架。赵翼《廿二史札记》“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条记：“凡史修于易代之后，考覆既确，未有不据事直书，若实录、国史修于本朝，必多回护。观《旧书》回护之多，可见其全用实录、国史，而不暇订正也。”后来历史学家通过比对发现，唐太宗刻意贬低父兄的创业功绩，而且曲笔隐讳之处尤以“玄武门之变”为甚。

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国史只代表一种官方记忆。刘洎说：“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随着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天下人有关玄武门之变的记忆就又展现在眼前。

三、《唐太宗入冥记》与唐代民间关于玄武门政变的演绎

敦煌写本S.2630《唐太宗入冥记》虽有残断，仍然展现了唐太宗李世民因在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杀兄逼父而遭地狱审判的故事：

□（皇）帝问：“朕前拜舞者，不是辅阳县尉催[崔]子玉否？”□□□（催子玉）称臣。……皇帝遂衣[依]催[崔]子玉所请，进步而行。催□□□（子玉在）前，皇帝随后，入得屏墙内。东面见有二十所已来，□□（皇帝）问从者：“第六曹司内有两人哭，为何事得尔许哀？”□□催子[玉]奏曰：“不是余人，健（建）成、元吉二太子。”皇帝闻之，□□语催子玉曰：“朕不因卿追来到此，凭何得见兄弟？”□（催）子玉奏曰：“二太子在来多时，频通款状，苦请追取陛下□□（对直），称诉冤屈，词状颇切，所以追到陛下对直。陛[下]若不见□□（兄弟），臣与陛下作计校有路；陛下若入曹司与二太子相见，□□冤家相逢，臣亦无门救得，陛下应不得却归长□（安）。惟陛下不用看去，甚将稳便。”帝闻此语，更不敢□□（看去），遂匆匆上厅而坐……子玉遂乃奏曰：“陛下若□□（不通）文状，臣有一个问头，陛下若答得，即却归长安；若□□（答不）得，应不及再归生路。”皇帝闻已，忙怕极甚，苦嘱□（崔）子玉：“卿与我出一个异（易）问头，朕必不负卿！”崔子玉觅官心切，便索纸祗揖皇帝了，自出问□（头）云：“问大唐天子太宗皇帝去武德七（九）年，为甚□□（杀兄）弟于前殿，囚慈父于后宫？仰答！”崔子玉书□（了）□与皇帝。[皇帝]把得问头寻读，闷闷不已，如杵中心，抛□（问）头在地，语子玉：“此问头交（教）朕争答不得！”子玉见□□（皇帝）有忧，遂收问头，执而奏曰：“陛下答不得，臣□（为）陛下代答得无？”皇帝既闻其奏，大悦龙颜：“□（依）卿所奏！”崔子玉又奏云：“臣为陛下答此问头，必□（得）陛下大开口。”……崔子玉奏曰：“臣是蒲州人事（氏）。”皇帝曰：“□（赐）卿蒲州刺史兼河北二十四州采访使，官至御史大夫，赐□□（紫金）鱼袋，仍赐辅阳县库钱二万贯与卿资家。”……崔子玉□□与皇帝答问头，此时只用六字便答了，云：“大圣灭族□□（安国）”。崔子玉书了似帝，欢喜倍常。崔子玉呈了收却，又□（曰）：“陛下若到长安，须修功德，发走马使，令放天下大赦，仍□□（令沙）门街西边寺录讲《大云经》。陛下自出己分钱，抄写《大□□（云经）》。”（后略）

其实有关唐太宗入冥之事，唐代笔记小说《朝野佥载》曾简要记录过：

太宗极康豫，太史令李淳风见上，流泪无言。上问之，对曰：“陛下夕当晏驾。”太宗曰：“人生有命，亦何忧也。”留淳风宿。太宗至夜半，奄然入定，见一人云：“陛下暂合来，还即去也。”帝问：“君是何人？”对曰：“臣是生人判冥事。”太宗入见，冥官问六月四日事，即令还。向见者又迎送引导出。淳风即观玄象，不许哭泣，须臾乃寤。至曙，求昨所见者，令所司与一官，遂注蜀道一丞。上怪问之，选司奏，奉进止与此官。上亦不记，旁人悉闻，方知官皆由天也。

依照张

所记，故事的发生场所在地狱，这是因为只有预设在地狱，人间皇帝才有可能被审判，所谓生人判冥事。生人是谁？也不明了。其中有关武德九年六月四日事云云，语焉不详。而且唐太宗进入地狱后的审判经历也不清楚。

研究S.2630《唐太宗入冥记》的成果甚夥，其中以卞孝萱先生的《〈唐太宗入冥记〉与“玄武门之变”》一文被征引最广。卞先生指出，在玄武门政变中，武则天一家站在太子、齐王一边，为太子、齐王鸣冤的《唐太宗入冥记》产生于武则天以周代唐之时。二是考论唐太宗在“玄武门之变”前后的一系列政治行动，清洗掉史书的粉饰，恢复历史本来面貌。卞先生的两点基本结论颇为中肯，但在具体的论证过程中有时稍显求之过深。不少研究者指出，相比《朝野佥载》，S.2630《唐太宗入冥记》所记多出不少细节。例如，“生人”确定为蒲州崔子玉，他借武德九年六月四日事，对唐太宗进行冥间审判，进而要挟唐太宗赐予高官厚禄。欲了解《唐太宗入冥记》包含的玄武门政变记忆，还需对该故事稍作阐述。

唐太宗进入地狱听到六曹司内有两人啜泣不止，十分不解。问道：“弟六曹司内有两人哭，为何事得尔许哀□（伤）”崔子玉奏答“不是余人，健[建]成、元吉二太子。”崔子玉的回答，瞬间让氛围变得分外紧张。李世民“□□语崔子玉”曰：“朕不因卿追来到此，凭何得见兄弟？”文书阙二字，从前后语境来判断，此二字应是表明李世民惊愕愤怒之情。崔子玉进而解释李建成、李元吉进入地狱多时，“频通款状”，苦请追取李世民对质。二人“称诉冤屈，词状颇切”。崔子玉告诉唐太宗现在有两条路可以选：一是如果李世民不想见建成、元吉二人冤魂，他有规避之法；二是李世民决定去与二人对质，那恐怕是怨家相见，“无门救得”，而且他应该也不得重归长安。在故事的设计中，李世民听到不能重返阳间的恫吓，就更不敢去与建成、元吉对质。崔子玉伺机奏曰：“陛下若□□（不通）文状，臣有一个问头，陛下若答得，即却归长安；若□□（答不）得，应不及再归生路。”李世民听闻，忙怕极甚，苦嘱崔子玉说请他给自己出一个简单的问题，并且承诺“必不负卿”。崔子玉特意针对李世民心结设问，是因为“觅官心切”。他先索纸，后行拜皇帝，问道：“大唐天子太宗皇帝，去武德七[九]年，为甚□□（杀兄）弟于前殿，囚慈父于后宫？”创作者为崔子玉设计的问题本身就带有价值判断，通过崔子玉之口，批判太宗李世民的不伦与不道。崔子玉在纸上写下问题，口述给皇帝。李世民闷闷不已，如杵中心，抛纸于地，这才对崔子玉说：“此问题交朕争答不得！”子玉见皇帝有忧，遂收问题，执而奏曰：“陛下答不得，臣为陛下代答得如何？”李世民既闻其言，龙颜大悦，云：“依卿所奏。”崔子玉又称如果自己代李世民回答，可要“大开口”提要求了。接下来，崔子玉只是奏云自己是“蒲州人事（氏）”，言明本贯。李世民迅速心领神会，允诺崔子玉重返阳间后便让其担任蒲州刺史兼河北廿四州采访使，官至御史大夫，赐紫金鱼袋。同时赐蒲州辅阳县库钱二万贯与崔子玉资家。得到皇帝承诺，崔子玉只用“大圣灭族安国”六字代皇帝回答。李世民得此答案，欢喜异常。此正是国史所谓“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之意。

《唐太宗入冥记》文末仍然有一段崔子玉对唐太宗的嘱咐，希望他重返阳间后，抄写《大云经》以修功德：

又□曰：“陛下若到长安，须修功德，发走马使，令放天下大赦，仍□□令沙门街西边寺录讲《大云经》。陛下自出己分钱，抄写《大□□（云经）》。”

历史学家通过文本记录的蛛丝马迹可以判定《入冥记》成立的年代。《大云经》受到重视，是因武则天为取代李唐政治之需要。《大云经神皇授记义疏》中预言了武则天作为圣母神皇，将如铁轮王一样统领南阎浮提。武则天曾下令天下诸州置大云寺，颁《大云经》于天下，“寺各藏一本，令升高座讲说”。朱雷先生通过细致查证指出“仍□□门街西边寺录讲《大云经》”，应是在“朱雀门街西边大云寺，录讲《大云经》”。由此，朱雷先生认为从对《大云经》的尊崇，可知《唐太宗入冥记》应创作于武周载初之世。相比于卞孝萱先生的证据更进一步。可是，为何在武则天登台伊始，便出现非议唐太宗的故事？这很可能与当时武周王朝贬斥李唐政权的政治氛围有关。

总之，《唐太宗入冥记》传说的存在，证明早在武周以前，太宗杀兄囚父的真实行为就已久为民间所知。从变文里可以看出，唐朝民间对于太宗是有“为甚杀兄弟于前殿，囚慈父于后宫”质疑的，但变文故事的收场，却是“大圣灭族安国”，是官方“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诠释的翻版。武周革命提供了一个契机，令玄武门事件的“民间版”以文学载体呈现出来，明显有对太宗的否定。

而“河北廿四州采访使”之职，则始设于开元二十二年（734）。朱雷先生又判断此《入冥记》在开元二十二年后又再度加工。S.2630《唐太宗入冥记》反映出开元年间民间听闻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门政变往事之后所进行的演绎。

《贞观政要》最终形成于唐代开元十七年。在官方的文本中李世民被塑造成为躬身纳谏的明君形象，道德污点全然不提。这也可能说明民间对于玄武门事件的流传，是与官方的正面粉饰相伴始终。

在正史的描述中，玄武门政变后，李世民又以善待东宫与齐王府旧部的姿态示人，展现出宽宏大量、明德慎罚的君主形象。可是最近新出的墓志又在颠覆这一记载。墓志葬于地下，可以逃避现实政治审查，有时常记现实隐微讳言之事。长安高阳原新出土的《张弼墓志》记载太宗在政变后对于东宫旧部采取了“前宫寮属，例从降授”的政策。《薛万备墓志》也记“凡在寮寀，咸从左降”。不过，如何认识这些新材料，历史学家们还有争议。墓志的出土提示我们应当重新认识唐太宗对于东宫旧部的态度。我想“凡在寮寀，咸从左降”也可以理解。玄武门政变后，李建成由太子降为息王，其大多数僚属自然随府主变化而左迁。这是北朝以来的故例，没必要过多争论。

结语

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发生的玄武门政变，一直是研究初唐政治史者关注的焦点之一。陈寅恪先生曾评价说：“玄武门之事变为太宗一生中最艰苦之奋斗，其对方之建成、元吉亦是智勇俱备之人，谋士斗将皆不减于秦府左右，其结果则太宗胜而建成、元吉败者，其关键实在太宗能利用守卫宫城要隘玄武门之山东豪杰，如常何辈。”正如前文指出，玄武门政变是否具备山东关中之争的性质，至今仍存争议。而常何等人是否起到关键作用，如今也面临学者质疑。不过，基本历史事实是，秦王李世民在铤而走险杀兄逼父后，终登皇位，而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及其追随者的命运则发生了巨变。新出李建成墓志表明，李世民不仅忌讳六月四日事之书写，甚至连太子建成的谥号也要再三斟酌，才盖棺论定，最终在字数稀少的墓志刻上“隐”字。“隐”字处的剜改，在千年后似乎又重现出李世民微妙、纠结、复杂之心态。此处异刻也会成为历史学家重审玄武门政变的重要物证。建成旧部墓志的不断出土，也重新显现出李世民并非不计前嫌之人。墓志透露出建成旧部虽无性命之忧，但也因政变影响而仕途不顺。

然而，凡在政变中襄助李世民者，都在六月四日后加官晋爵，蒙受厚赏。而且贞观十六年前写就的当事人墓志，有关“玄武门政变”的记述，大多语焉不详，甚至干脆不提。但是政变相关人员若去世于贞观十六年之后，在他们墓志中就开始将李建成与李元吉常常描述为“二凶”。墓志书写也受到贞观十六年国史定调的影响。这里摘录几处墓志以证上述：

于时储闱阶乱，祸极戾园。季邸挻妖，蠹殷傲象。兵缠丹掖，沴集紫宸。公奉睿略于小堂，肃严诛于大义。二凶式殄，谅有力焉。其年，授游击将军，赐爵归政县侯、邑七百户、别食绵州实封二百户。（《郑仁泰墓志》）

遽辍朱轓，爰（下缺）（上缺）阶乱，构孽深于弄兵；扞邸萌灾，作衅期乎焚廪。不悛厥咎，俄煽凶图。九年六月四日纵兵宫戾，太宗亲奉（下缺）（上缺）计，其月，授右卫率，寻转右武卫大将军，封实户七百。（《程知节碑》）

九年夏末，二凶作乱，太宗受诏，宣罚禁中，公任切爪牙，效勤心膂。事宁之后，颁乎大赉，赏绢六千匹、骏马二匹、并金装鞍辔，及金胡瓶、金刀、金碗等物，加上柱国，授东宫左卫率，寻拜右武卫大将军。（《程知节墓志》）

二凶挻祸，窥觎神器，衅生非虑，义在泣诛。公贞劲之节，霜霰无改，大憝销亡，茂赏遄及。于时武德九年六月四日也。重离启圣，即授右监门副率，赐物五千段，黄金五百两，以其年七月除右监门中郎将，封武水县开国公，仍别食实封四百户。（《李孟常碑》）

寻以戾园构祸，密藩怀衅，公忠勇兼弘，诫寄斯重。志陵铁石，节贯冰霜。九年六月，与段志玄等立功于玄武门，事宁，授右勋卫中郎将，进封新乡县开国公，寻迁左卫中郎将。（《吴广（黑闼）碑》）

九年六月，二凶伏辜，虽天道祸淫，盖杖君之算也。擢拜左卫大将军兼太子左卫率。（《尉迟恭碑》）

值得注意的是，程知节墓志、尉迟恭碑均由许敬宗撰写，而许氏曾深预武德、贞观两朝实录编纂，自然熟悉李世民与房玄龄对国史的定调，故将建成与元吉统称“二凶”。同时，可以看到，房玄龄、郑仁泰、程知节等人于事变后所受荣宠，与张弼、薛万备等人墓志中暗含的微词隐笔，其间反差，颇可玩味。唐太宗不计前嫌，重用东宫旧部的形象多半也是后世史臣塑造的。

如果盲从房玄龄、许敬宗、刘昫、欧阳修、司马光等人的史著，则不易见当时真相。不过，过度拘泥于宏大叙事的判断也容易忽略具体的历史情境。历史学家首先应该“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然后将资料当作媒介，尽可能到达历史情境的幽微之处，捡起已被遗忘的记忆。

责编 | 孙 齐

审核 | 邹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