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制时代，皇帝是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的最高领导，他的言行关系着国家的盛衰存亡，因此为了维持帝制王朝的存在和发展，在权力结构内部要对帝王的行为有一定的监督和制约，但其监督的效果大多由皇帝的个人素质和意愿而决定。皇帝的言行无人约束，致使帝王们的行为已经严重影响国家的正常秩序，为了江山社稷臣子们以死谏言。致使明朝“死谏”现象频繁出现，几乎从未间断。

明代士大夫的“死谏”

1.议“礼”之争

“礼”在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权利、义务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古代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秦汉以降，“为国以礼”的思想成为精英阶层治国的一种普遍政治主张，也形成了一种礼在君上的思想。明代的百官为了护“礼”，不惜以死进谏。

成化四年，英宗嫡后慈懿皇太后崩，议山陵，“神主当袝庙，此一定礼，不可议者”，但是袝陵之事受到宪宗生母周后的阻碍，为了满足生母的愿望，宪宗命大臣于帝陵外另选地址下葬钱太后。这一行为引发群臣的反对，李秉、姚夔率领文武百官九十多人抗言极谏，上疏以礼言之“天下之大，万世亦将有言之，岂能保其终无据理改而从正者乎？”从中不难看出，士大夫为了维护礼法、封建伦常，不惜与皇帝发生冲突，以死进谏。

朱熹《天理节文》：“孔子有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夫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

可见“礼”是天道与人文社会的一贯准则，礼之大，礼之尊，由此可见一斑。在敬天敬祖的古代中国，这种对礼的维护，不仅体现对礼本身的尊敬，更重要的是对天地秩序的遵守，对封建秩序的维护，以及对帝制王朝的维护。

嘉靖三年七月的“左顺门”事件。由于在正嘉交际的几十天里，以杨廷和和张太后为首的官员们主持朝政，借助起草遗诏的机会，在裁汰正德朝弊政的同时，排斥异己，形成了大权独揽的局面。这样在嘉靖帝登基伊始，杨派以拥戴之功自居。对嘉靖帝提出的议兴献王尊号的问题，极力反对，形成“护礼派”。迎合世宗的“议礼派”张璁、桂萼等人在“礼”的问题上，也拥有自己的理论依据，“大礼议”形势焦灼，大臣们极言进谏，一时间满朝激愤。

礼部尚书汪俊集合臣工进言，引程颐语：“盖宋程颐之议曰：‘虽当专意于正统……乃为合礼。”礼部侍郎吴一鹏等人的谏言，明确表达了百官的心声：“臣等宁得罪陛下，不欲陛下失礼于天下后世。”

嘉靖三年四月，礼部官员和朝文武群臣合疏，复言不当为兴献王在宫内建庙。这一反抗最终以“左顺门哭谏”的形式出现。

杨慎等人号召“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包括阁臣、九卿、科道官在内的各级官员二百三十余人跪伏于左顺门前集体示威，自辰时至午跪伏不起，发誓不得谕旨绝不退去。帝大怒，系之诏狱，杖三十”，其余四品以上官员夺俸。但此举并未吓退群臣，杨慎、王元正等人撼门大哭，声震阙廷。

世宗又下令收系五品以下官员若干人，“逾旬，再杖之……凡十有七人，皆病创先后卒。”经过此一事件，世宗明白百官们的能耐不过如此，这也就为他赢得“大礼议”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但是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到官员们争的不光是一个“礼”，更重要的是他们把这一行为看做是为国尽忠，是为报答国家的奉养之恩。正因为如此，他们也就能够完全做到拼死一搏，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2.纠劾权臣

明太祖朱元璋以“谋不轨”之罪于洪武十三年诛杀宰相胡惟庸，并借此废除了丞相制度，是明代制度史上一次重大的变革。但历来丞相是君主的辅弼，如此一来，不仅造成政治结构真空，更出现国事总于皇帝一人的局面，皇帝日理万机，统治效率低下。此一状况到了永乐朝有了实质性的改变，出现了真正的辅政机构——内阁。随着票拟制度的出现，内阁权力日渐增大，尤其是自英宗朝李贤出任首辅以后，首辅“俨然真宰相”。

但是由于内阁不是法定的国家机构，且这一现象的出现违背了太祖定制，因此内阁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局面。因此一旦内阁阁臣僭越，就会遭到文武百官的一致反对，出现“故自来内阁之臣据位远者二十年，近者十年，不败不止”的现象，这也成为百官殊死抗争的又一重要原因，此累现象不胜枚举。

严嵩，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大奸臣，“窃政二十年，溺信恶子，流毒天下，人咸指目为奸臣”。他文学底蕴深厚，而且家乡秀丽的景色，使他的文笔充满了道家的气息，这也为他能够得到嘉靖皇帝的赏识，在群雄林立的政坛上崛起奠定了基础。

嘉靖十九年，御史谈瑜弹劾严嵩“矫饰浮词，欺罔君上，箝制言官”。但严嵩仗着皇帝的庇护，打击进言官员，御史叶经弹劾严嵩纳贿徇私，“遭廷杖八十，斥为民。”御史何维柏斥骂“严嵩奸贪，邪媚要宠，比之李林甫、卢奇”，“下诏狱，廷杖，除名”，直至嘉靖三十七年，弹劾严嵩的奏章一直不绝于疏，言官吴时来等人不畏威权，弹劾严氏父子“贪污受贿，朋奸罔上”，被“下诏狱，谪戍衡州。”

锦衣卫经历沈錬，虽官职卑微，但不屈不挠与严氏父子进行斗争，触怒了嘉靖皇帝，廷杖下诏狱，贬为民，他为人正直，得罪宣大总督、严嵩的干儿子杨顺，后被严氏一党以白莲教叛党之名秘密诛杀。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历数其“五奸十大罪”，被严嵩矫诏下狱，最终于嘉靖三十四年，被严嵩陷害，终被处决，弃尸于市。严氏父子更加肆无忌惮，终为嘉靖帝所不容，在言官、御史的连番弹劾下，嘉靖四十一年，严嵩被勒令致仕，严世藩下诏狱。

“死谏”现象的原因

1.“死谏”现象的现实原因

活跃的经济，拓展了人们的视野，改变着社会生活，“百物皆仰给于贸居”，丰富的生活日用，华丽的奢侈品，淫靡的娱乐场所，只要是有钱，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可改观。物质财富的丰富，给城市的发展创造了一番繁荣景象，“闾檐辐辏，万瓦甃鳞……今皆精妙”，虽“物产益多”，然“人性益巧”。

当时“金令司天，钱神卓地”的风气造成了礼制失控，“富家豪民兼百室之产，役财骄佚，妇女、玉帛、甲第、音乐、田园拟于王侯”。潜移默化，人们的心理崇尚豪奢，追随潮流，逐渐僭越了传统的“礼”制的范畴。商品的丰富和生活的奢靡，大大刺激了官员的贪欲，上至皇帝、阁臣，下至地方胥吏，无不大力聚敛财富。

例如正德朝刘瑾，以一个宦官的身份，家中抄出的财富，相当于国库的六倍，足见其贪婪的程度；再如万历朝的矿税之祸，究其原因，正是万历皇帝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望，把触角伸向工商、矿冶业，攫取财富。整个社会几乎达到了唯“财”是亲的地步，礼的内涵也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到任而餽，则曰贽礼；离任而餽，则曰别礼；赆礼岁时，则曰节礼、年礼；起居，则曰候礼；燕享，则曰席礼；途次，则曰程礼”。

这些变化对于那些儒家出身，遵守封建伦理的士大夫们来说，是断然难以接受的。当面对这种情况时，官员士大夫挺身而出，冒死进谏，不仅是对现实不满的表达，也是为了维护传统的“礼”。

明代的文化中，有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以“三代”相标榜，诸如对忠谏的颂扬，就追溯到伊尹对君主纳谏的主张。以此为起点，历朝历代的忠谏直臣在明人们的口头笔端都会受到褒奖，“至于周昌以桀纣比汉髙帝，贾生以亡秦喻汉文帝，汲黯谏武帝内多欲外施仁义，群臣皆为黯惧，武帝称其为社稷之臣，此三君者不惟不罪谏臣，且曲加奖励，不如是不足以来天下之直言也”。

通明一代，对于唐太宗的著名谏臣魏征，士大夫们对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昔唐太宗欲纳郑仁基女，魏征谏止之……此古忠臣爱君必拂其邪心，防其嗜欲，置君于无过之地，正心以为安天下国家之本，使天下莫得非议也”，自此，一个贯穿千年的忠谏的谱系。传至大明，也将有人被写进此谱，拥有身后的荣耀，这些褒奖更重要的作用是垂范当世，留名青史。

“死谏”现象所体现出的士大夫精神

君主专制时代，王朝是一家一姓的，而且在“王者之兴，受命于天”的理论指导下，王朝不断更替，“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

那些工作领薪水的臣子们为什么要不惜性命，以死谏言，与高高在上的皇权进行抗争，这就不是外在的政治、社会形态，经济发展状况能决定的了，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也必须要有一种发端于内的精神信仰来支撑，那么这种行为究竟体现了怎样的精神信仰？

1.儒家思想的影响

随着专制王朝的建立，加强集权，凸显君主独尊的地位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以此为宗旨，西汉董仲舒对儒家思想进行的改造，符合统治阶级的主张，从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随着科举制的发展，“学而优则仕”，儒家的思想逐渐成为科举考试的命题指向，在学子们追求功名的过程中，儒家思想被植入他们的思想深处。虽然儒家思想被统治者利用，作为愚民的工具，但是他能够历经千年而不衰，就不仅因为他只顺从统治阶级的意志了，这些思想在推动封建社会发展的同时，也铸就了不朽的中华精神，这些也正是文人士大夫们不惜肝脑涂地，以死谏君的真正动力。

儒家思想不仅对君臣关系做了界定，而且在君臣的互动中，对臣子的行为取向也给出如实的说明，例如战国的儒家大师荀子，就反对臣子无条件地服从君主，他认为“巧取信说，善取宠乎上”的臣子即为“国贼”，臣子应该能“谏诤辅拂”。“故谏净辅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国君之宝也……信陵君之于魏可谓拂矣”,“逆命而利君谓之忠”君主如若违反了国家社稷的利益，臣子就要进谏，即使遇到闇主昏君，也要冒死进谏。

这种道高于君的忠谏原则，虽为君主所不容，但其思想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而且也在儒家思想的发展过程中被发扬光大，对传统文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与命运抗争

这一提法的出现，主要是针对明王朝政治的特殊现状，也可以理解为文人士大夫对自身价值的实现以及获得他人的认可。因为作为知识阶层，不仅是在治世，即使对于乱世争雄的君主来说，也是不可缺少的中坚力量，只有“运筹帷幄之中”,才能“决胜千里之外”，而他们恰是运筹帷幄之人，可见，文人士大夫对封建王朝的巩固和发展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因此待之以礼也是必然，可到了帝制时代晚期，皇权加强，臣子越来越处于从属地位，那种对文人士大夫重视的观念也就不断淡化。观前代之不远，文人地位崇高的时代犹在昨日，加上文人“宁折不弯”的自尊，他们的抗争成为必然。明朝，皇帝特设的廷杖及厂卫制度，对文人士大夫的杀戮之残虐，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皇权如此，臣子们依然直言进谏，这在忠君爱国的同时，也表达了臣子们对君主的反抗，虽然这一反抗会付出血的代价，但一旦直面君主，这种诤谏的行为，不仅是为了谏君，更是表达自己，在那种君尊臣卑的形势下，以这种强硬的姿态楔入君主的脑海，使自己成为一种无法抹杀的存在，也就是逼着高高在上的君主不得不注意自己。这种方式或许愚蠢，甚至恶性循环，但是这是在君主强权的时代，臣子们追求自身地位的、无奈的选择。

总结

“死谏”现象贯穿大明一朝，是明代政治中非常特殊的现象。由于明朝政治中的新变化，使明的统治出现许多不同以往的特点，如明世宗嘉靖朝持续二十多年的“大礼议”之争，不注重个人行为，如明武宗正德为了玩乐，多次出塞外、下江南，这些行为既有损君德，更不利于社会的安定。

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虽加强了皇权，但造成了权力的真空，并且给宦官群体的壮大有了可乘之机。无论是内阁还是依靠皇帝支持的阉党、宦官集团，都成为压在文官群体之上的石头，不利于他们的政治抱负的施展。他们缺乏与这些群体对抗的绝对实力，因此在与他们的斗争中，只能靠官员们舍身取义，以死谏君，来达到斗争的目的，来实现自身的价值，这是文官群体的无奈，更是明代政治生态的突出特点。

参考文献：

《天理节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