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国林

米夫（1901—1938），全名巴威尔·亚历山大洛维奇·米夫，生于乌克兰一个小官吏家庭，犹太人。15岁开始投身革命。1916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在党内始用“米夫”这个名字。1918年加入红军。1919年，进入莫斯科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后转入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1年毕业后留校工作，任研究员。1923年至1924年，在乌克兰党和政府部门工作。1925年，任中山大学副校长。1926年偕王明到中国考察访问。1927年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1928年，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主管中国党的工作。1929年，任中山大学中国问题研究所所长。1930年12月，来华担任共产国际代表。在1931年1月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扶持王明直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31年8月回国，仍在共产国际工作。1935年，米夫任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中国问题政治助理。1936年，任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校长、民族殖民地问题研究所所长。1938年，在苏联肃反运动中被错杀，年仅36岁。后来，苏联给他平反，恢复了名誉。

米夫不仅培养了王明（1904—1974，即陈绍禹，1931年底他始用“王明”作笔名），而且扶持他进入中共中央，掌握党的实权，形成了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更为惨重的损失。

与王明结交于中山大学

米夫虽然1930年才来中国担任共产国际代表，但他对中共的影响却比前任更直接、更重大。这种影响是通过王明而实现的，所以我们要从他与王明结识于中山大学谈起。

莫斯科中山大学是国共合作的产物，是苏联为了纪念孙中山和继续发展与中国的友好关系而创办的。1925年10月7日，苏联政府驻中国国民政府高等顾问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正式宣布在莫斯科创建中山大学，学生的书籍、文具、衣、食、住、行，均由苏方负责。他还建议国共两党尽快选拔学生，派往莫斯科学习，培养中国革命所需人材。不久，学生选拔委员会成立，聘鲍罗廷任顾问。

选派学生去莫斯科学习的消息一传出，各地青年报名踊跃，最后筛选出340余名学生。第一批学生60余人，于10月28日从上海乘船出发，一个月后抵达莫斯科。其中就有湖北党组织选送的王明。

◆莫斯科中山大学。

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王明对其他课程不甚关心，但对俄语和列宁主义两门课下了功夫。他俄语学得很快，半年内就能说会读，给人留下的印象：“面目俊秀，聪颖年少，俄语流畅，对列宁、斯大林教导谙熟程度令人敬佩。”深得列宁主义课教师、副校长米夫的赏识，并树之为学习“榜样”，号召学生们学习。王明对米夫很崇拜，常主动接近老师，请教一些问题，两人志趣很相投。王明成了米夫重点培养对象。

1927年夏，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因托派问题被撤职后，学校党支部局书记塞特尼可夫，与代理校长、教务长阿古尔在学校的一些工作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他们各有一派师生支持，形成了对立的“教务派”与“党务派”。王明站在“党务派”一边。不久，副校长米夫利用两派之间的矛盾，经过与王明共同策划，搞垮了阿古尔及其“教务派”，米夫便正式升为校长。后来，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担任了中山大学学生支部书记，逐渐形成了以米夫为靠山、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宗派集团。

在“党务派”与“教务派”斗争中，1928年初，王明宗派为压垮对立面，在中山大学制造了“江浙同学会”事件。他们把中山大学中江浙同学的一次普通聚餐，说成反党组织的活动，还编造出这个组织的章程、组织和活动方式等。支部局听信王明等人的谎言汇报，把参加普通聚餐的同学定性为“反党小组织”，加以惩处。12名学生被开除党籍、团籍，4人被逮捕，还有一批学生受到株连。王明为此到处表功，甚为得意。广大同学对王明一伙非常气愤，强烈要求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和苏共中央认真调查，为所谓“江浙同学会”平反。可是，米夫、王明一伙却加以阻挠，直至1928年8月，才得出“根本不存在江浙同学会”的正确结论。

◆米夫

1928年3月，米夫担任了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同时还兼任中山大学校长。“江浙同学会”事件后，中共代表团和中山大学学生，对米夫产生很坏的印象，纷纷提出米夫不应该兼任中山大学校长。因为东方部是指导中国革命的机构，必须超脱中共内部纠纷；而中大校长则要处理校内中共内部纠纷，一人兼二职是不合适的。王明却公开站出来，为米夫大唱赞歌，力保米夫的校长职务。米夫凭借手中的权力，安排王明担任中山大学支部局负责人。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斯大林派米夫、布哈林全程指导大会。米夫还参加中共六大文件的起草和修改工作。这时米夫开始为王明进入中共中央铺路，安排王明到会作翻译工作。米夫还为把王明塞进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投石问路，他对中共六大选举筹备委员会说，中共负责人理论上很弱，王明在这方面比较强。米夫还向六大推荐王明等写的、不靠谱的关于武装斗争的小册子，他想让王明当中共中央委员，但被中共拒绝。这次大会选举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担任中央总书记。

米夫为了进一步培养王明，特地把王明送到红色教授学院培养深造，为他日后以“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大理论家”唬人积蓄了资本。

相伴中国行

1926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在莫斯科召开，米夫出席会议，参加了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讨论。此时，米夫被认为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很有点名气。他已经在共产国际的报刊上发表了几篇关于中国问题的论文，如《中国的农民问题》等；还出版了《上海事件的教训》一书。1926年11月，米夫参加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并参加了大会的中国委员会的工作，提出了一份《中国问题提纲》。他指出：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将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小资产阶级政权。斯大林对米夫的文章很欣赏，说这份提纲对中国问题作出了贡献。但也指出它有缺点，主要是没有强调指出这一政权的反帝性质。另外，提纲关于在中国农村建立苏维埃的提法也不妥当。此后，在俄共（布）内部斗争中，米夫一直站在斯大林一边。

正是由于米夫表现出来的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和浓厚兴趣，斯大林决定让米夫到中国看看，以便进行实地考察，获取更多实际材料，提出有价值的理论。斯大林认为这对米夫和自己都是有益的。于是，1927年2月，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米夫以俄共（布）宣传家代表团团长的身份，来华考察。他为了培养王明，点名中山大学在读生、他的得意学生王明随团来华，既作翻译，又当助手。他们到上海、武汉、广州等地进行了访问，与国共两党人员及工人、军人进行了座谈，了解当时中国的政治风云变化及党的工作。这个宣传家代表团，实际是理论家代表团，他们大都没有实际斗争经验，主要是纸上谈兵的理论研究，属学院派知识分子。所以，在访问座谈中他们一般只是问和听，很少发表什么意见。另外，这个代表团还负有帮助和指导中共创办政治学校的任务。

◆中共五大会址复原照。

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米夫列席了这次会议，成为他了解中国革命和中共的极好机会，获得许多珍贵材料。因为当时与会的有共产国际驻中共代表团团长罗易，成员维经斯基和苏联顾问鲍罗廷，米夫自知是“小”字辈，所以他没有在大会上讲什么理论问题，只是听和记。会间，米夫向陈独秀推荐王明，说他有水平，可以当中央宣传部长。陈独秀不买账，以无言表示拒绝。7月，米夫归国后，向俄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作了来华见闻汇报。同时依据这次中国之行所得材料，写成了《处于紧急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等文章发表。

王明是一个善观风向的人，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在米夫5个月的中国之行全程中，王明细心侍候，多方关照，很得米夫的欢心。这种感情投资，为他日后升迁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回到苏联后，王明留校任教，后来成为劳动大学（原中山大学）支部局负责人。此后，王明对米夫跟得更紧，米夫投桃报李，最终帮王明登上了中共领导人的宝座。

安排王明回国工作

1929年3月，王明在米夫的安排下回国，4月回到上海。踌躇满志的他先后担任上海沪东区委宣传部干事、中宣部《红旗》报编辑、全国总工会党团秘书兼《劳动》三日刊编辑、中宣部秘书等。做这些工作，王明是不情愿的。他对人说：“东方部派我回国不是做普通工作，而是要做领导工作的。”

1930年1月，王明在沪西区一次群众大会上被捕。因急于从拘押所出来，他竟违反白区工作纪律，贿托巡捕送信至中宣部接头处找人保释，致使党的机关不得不转移。为此，3月间王明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本年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委员会，根据米夫的意见作出决议，指责中共代表团团长瞿秋白是中山大学“反党小组织”和“工人反对派”的后台。这个决议由米夫向中共代表团宣布。不久，共产国际决定瞿秋白、邓中夏回国。

6月11日，李立三主持的中共中央，通过了由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认为：革命高潮已经到来，“革命高潮就是武装暴动”，“革命有首先在一省或几省胜利的可能”。之后，建立全国革命政权。这是党“目前策略的总方针”。这一决议，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之后，中共中央还向各地党组织发出实施暴动的通知。对此，共产国际极力反对和劝阻，但李立三却一意孤行。

◆王明

7月9日，王明、博古、王稼祥、何子述等人在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大会上，站在比李立三更“左”的立场上，对6月11日中央的决议提出批评，认为中国革命有先于世界革命爆发和胜利的可能，而且“有胜利持续的保障”。他们还批评中央没有将反右倾工作深入于一般干部。对此，向忠发、李立三认为他们反对中央路线，是“小组织活动”，给了王明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给博古等3人严重警告处分。同时，王明还进行宗派主义活动。他除了同从莫斯科回国的一些同派人保持密切的联络外，还拉拢一些人支持他，为上台作准备。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9月24日至28日，在瞿秋白主持下，于上海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以李立三为首的“左”倾中央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停止了组织全国暴动和进攻大城市的冒险计划。当时，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和口径，没有指出李立三错误的性质是路线错误，这为王明上台留下口实。会议选举向忠发、项英、瞿秋白、周恩来等为政治局委员。“六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对于李立三路线的停止执行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0月，共产国际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对李立三“左”倾错误的批评升调为“路线错误”。11月，王明最先看到了沈泽民带到上海的共产国际给中共的信，他认为时机已到，便公开抢先打出“反对三中全会调和错误路线”的旗号，反对三中全会后的中央，说它不执行共产国际路线，不承认李立三犯了路线错误，要“把中央从领导危机中挽救出来”。王明要求成立临时中央领导机关，对政治局的构成要做相当的改变。很显然他要夺权上台了。为此，他把刚写成的《两条路线的斗争》（1931年初增订成《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印出来到处散发，抢先按照共产国际的调子，提出“反调和主义”的口号，指责三中全会和瞿秋白没有指出李立三的机会主义路线实质，是搞调和。王明把自己打扮成反李立三路线的“英雄”和先锋。

其实，王明本人此前比李立三的观点更“左”。从1929年夏至1930年春，他在党内刊物《红旗》和《布尔塞维克》上发表了许多篇文章，积极鼓吹“左”倾理论。在这些文章中，他混淆中国革命的两个阶段，说现在阶段要同时彻底反对资产阶级，工农兵武装暴动的任务日益逼近。王明号召上海工人进行第四次武装暴动。他还主张坚决彻底进行反对富农的斗争，否认“中间营垒”的存在。他强调，取消主义及一切右倾是目前党的主要危险。可是，到了1930年11月，王明却摇身一变成了反“左”英雄。

在反对六届三中全会的过程中，王明与何孟雄、罗章龙等人，合伙提出召开中央紧急会议，解决“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的组织问题。中共中央接受了他们的意见。这对于早就企图夺权的王明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但是，王明的狂妄、投机和夸夸其谈作风，早已引起党内许多人的不齿，他们在党内是孤立的，不可能一举成功。这一点，王明自己心里也清楚。

扶持王明上台

正当王明觊觎党的高位而恐不得的关键时刻，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于1930年12月来华。他直接插手中共内部事务，扶持王明进入中共中央，并掌握了党的实权。

米夫到上海后，马上召见还不是中央委员的王明。米夫听了王明的汇报，面授机宜。之后，王明遵嘱与何孟雄、罗章龙分道扬镳，并发表《立三路线与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一文，公开反对三中全会和瞿秋白。“第三时期”理论是米夫从莫斯科刚刚带来的一个新观点。它认为资本主义正处在从危机、稳定之后的全面崩溃时期。这种判断是完全错误的。王明现趸现卖立即写成文章，以显示自己的理论水平，增加上台的资本。

◆王明在莫斯科，与共产国际领导一起合影。

米夫知道，王明背负的党内处分是他上台的障碍，必须撤销。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米夫的压力下，1930年12月16日，作出了取消对王明等人处分的决议。这样，王明在一夜之间由派别活动的头目，变成了反立三路线的英雄和正确路线的代表。米夫乘胜推进，以提拔反立三路线干部为由，让中央任命王明担任最重要的江苏省委代理书记（因书记刘少奇在苏联未归），为他上台作准备。不久，米夫又支持王明以江苏省委名义发表反对中央的决议。王明有米夫这个强大后台的支持，气焰十分嚣张。

这时，米夫认为王明上台的时机已经成熟，应该采取大动作。1930年12月24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的意见。不久，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至此，米夫为王明上台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米夫的精心策划和操纵下于上海秘密召开。事前，米夫起草了《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并以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名义，拟订了改组后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补选的中央委员名单。同时，他还圈定了出席会议的人员。出席这次会议的共37人，其中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只有22人。王明、博古等非中央委员有15人，约占出席会议人员的40%。而且，米夫决定这15个非中央委员不但有发言权、表决权，而且还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公然践踏党的组织法规。

会议推举向忠发、徐锡根等5人组成主席团。米夫、王明一伙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玩了一些阴谋手段。开会日期是临时通知的，一些人到场后还不知开什么会；会议从早开到晚，一天匆匆结束。这样与会人员来不及准备意见，也无法相互交流，只是举手“同意”内定的方案而已。会中也有些不同意见，但都被米夫压下去。

在会上，王明作了长篇发言。米夫作了长篇总结发言。米夫的观点比李立三更“左”，认为李立三“是退却的，是与真正进攻路线不相容的”。强调右倾是目前的主要危险，要反右倾。他还批评六届三中全会不是反对李立三，而是反对陈绍禹、沈泽民这些反立三路线的人。米夫在会上公开吹捧王明，说他将在莫斯科所学理论运用于中国，是站在国际路线上的。会议通过了米夫起草的《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继续批判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强调对共产国际要百分之百忠诚。

会议最后一项议程是改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和补选中央委员。米夫提出了一份事先拟好的名单，让大家表决。有人提出另一份候选名单，被米夫否定，米夫圈定出的候选人被通过。结果，李立三、瞿秋白、李维汉三个原政治局委员落选，而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如愿以偿，进入党中央最高领导机关政治局。新的中央名义上向忠发为书记，实权却在米夫支持的王明手中。

对于这个选举结果，米夫、王明是满意的，但心中仍不踏实。1月13日，米夫找反对王明上台的几个人谈话，再一次极力美化王明，说他是中共党内水平很高的布尔什维克，是百分之百地执行国际路线的。信任王明，就是信任国际。甚至说，谁反对四中全会，谁就是反对共产国际，就要受到处分。

王明上台后，又千方百计把附和他的教条主义者，安排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的领导岗位上。同时，王明还对团中央领导机关进行了改组，让博古担任了团中央宣传部长，不久又升任团中央书记。6月，向忠发被捕叛变后，米夫让王明担任中共中央代理书记。

至此，共产国际和米夫信任的王明掌握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很快形成了一条比以往“左”倾错误更“左”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中国革命造成灾难性的严重后果。所以，《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六届四中全会的召开“没有任何积极的建设的作用”。

1931年8月，米夫带着微笑回国。9月中旬，他又安排王明赴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团长。此时周恩来也将赴苏区，于是9月22日成立了中共临时中央。王明提议博古进入中央并负总责，经共产国际批准。9月25日，王明偕妻子孟庆树离开上海。他在莫斯科遥控着新成立的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继续着王明—博古“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1932年8月，由于米夫的举荐，王明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王明与米夫在莫斯科生活得很惬意，他们拟定的一道道“圣旨”传向国内，发出向“左”！向“左”！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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