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月16日，琼崖纵队第二支队在北黎与石碌之间的昌江附近埋伏，伏击了国民党军的一支车队。

不过任谁也没有想到，这场小规模的伏击战，极大程度的影响了解放战争初期海南的局势。

当时，火车上坐着的不是别人，正是国民党军派驻海南的46军军长韩练成，当然他也是有名的“隐形将军”，这也是建国以后，经周总理引荐，冯白驹与韩练成才解开的误会。

韩练成之所以要安排这次出行，是要到石碌去视察一座铁矿，为了向世人表示，海南太平无事，和琼崖纵队的谈判也很顺利。

临出发之前，新19师师长蒋雄还劝说韩练成：

“这一带游击队活动比较多，会不会有人伏击我们。”

韩练成拍着胸脯打包票：

“这是杞人忧天，冯白驹不是正在和我们谈判吗，他们怎么可能会打我们呢！”

结果出发到半路，就被人伏击，韩练成这次出行没带多少人，就只有一个副官、一个医生以及警卫连的护卫，一场伏击下来，韩练成身边的人被俘了一些，死了一些，就连他本人也被掀翻的火车压在下面，伤了腰椎。

蒋雄后来听说军长遭到游击队伏击，立即派出一支装甲部队赶赴出事地点，这才把韩练成给救出来。

一

韩练成遭到伏击时，琼纵正准备与他进行第二次谈判。

也可以这么说，这次伏击出现的时机太不凑巧。

1945年9月，蒋介石派韩练成率46军开赴海南，名义上是接受日军投降、遣俘和恢复秩序，实际上是为了对付琼崖纵队。

韩练成在去之前，特意与党组织联系了一次，周恩来听说后，特意写来一封信：

“现在只能运用你个人的影响和你手中的权力，在不损大计的前提下，尽可能保护琼崖党组织的安全，并使游击队不受损失，或少受损失。注意！从实际出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由你酌定……”

琼纵那时没有电台，与中央失去联系多年，韩练成到海南后，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与琼纵联系。

韩练成没有私下里的渠道能同琼纵联系，只能用公开的方式，他从被俘的琼纵指战员中，选了一个县级的干部，并托他带去一封公开信给冯白驹，要求和平谈判。

尽管琼纵内部对于是否要应约谈判有不同意见，但最终冯白驹还是拍板决定：

“人家既有请，我们也得应，就是‘鸿门宴’，我们也得赴会。这样可以表现我们政治上的高姿态，说明我们要和平。”

不过，那会儿琼纵对和谈并不抱希望。

据参加和谈的琼纵代表史丹回忆：

“当时，我认为这是国民党政治上的姿态，未必有什么诚意。”

对于史丹的到来，韩练成安排了两种方式与他见面。

首先是公开的见面，韩练成当然不能表现出太明确的倾向性，因此整个显得有些盛气凌人，毕竟要做出一副样子给人看。

韩练成那时公开对史丹表示：

“海南要统一军令，统一政令，琼纵应该出来接受改编。”

私底下，韩练成给史丹写了封信，要求来他的公馆密谈。并在当天晚上，派了一辆车接史丹来，为了避免让人打扰，韩练成特地命令警卫：

“如果有人来找我，就说我不在。”

在这次密谈中，韩练成直接向史丹交底，坦言自己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周恩来有联系。

韩练成明确告诉史丹：

“你们共产党的军队可利用五指山区把力量掩蔽起来，进行休养生息，以待时机；不要或少出公路沿线进行破坏路基和电线。因为这样可说明海南治安平静无事，免惹国民党当局视线，进而保存琼崖这支武装力量。”

史丹那时根本就不敢相信，韩练成是党的人，整个谈话过程，他只是静静地听着，并没有发表看法。

回去以后，史丹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了冯白驹，冯白驹出于谨慎，认为应当进行试探，他告诉史丹：

“下次谈判要求韩练成给琼纵提供电台，一来可验其真假，二来若韩练成心属我方，便可解决同中央长期失联的问题。”

二

韩练成到海南，其实所受的压力颇大。

一方面，蒋介石对韩练成寄予很高的期望，韩练成不得不交出一些成绩来塞责；另外一方面，韩练成的46军本身是属于桂系，海南又是粤系张发奎的地盘，出入受各方面都受限制。

应该说在各方面监视下，韩练成能对史丹说出那些话，已经是非常难得。

可昌江一场伏击，让本来有所好转的局势恶化了不少。

琼纵的领导人如冯白驹等人一开始根本不知道有昌江伏击，应该是下面的游击队私自做的决定。

当时第二次谈判在即，史丹已经出发，冯白驹才得知了这一消息，所有琼纵领导人都为史丹担忧，生怕他一个不慎回不来了。

史丹自己也不了解情况，按照约定抵达海口后，46军安排他住在得胜沙路的侨安旅社二楼，并安排了一名“勤务人员”来“照管”他的生活

第二天，史丹前往谈判地点椰子园，一进门就看见韩练成握在沙发上，显然是一副受伤行走不便的模样。会场的气氛很是严肃紧张，在场的46军军官一个个义愤填膺，咬牙切齿的模样，就差把史丹生吞活剥了。

“你们不守信义，差点把我这个军长打死。”

韩练成故意装出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斥责史丹：

“你们不该擅自行动，更不该袭击我。”

底下的人都疯狂叫嚣：

“都打到我们军长头上来了，还谈判什么？怎么合作？”

谈判气氛很是紧张，韩练成也不得不“步步紧逼”，史丹也针锋相对。

事后，韩练成仍然派人把史丹秘密接到住处。

当着史丹的面，韩练成把海南的情况又仔细介绍了一遍，并且告诉他：

“我对部下做了许多工作，说共产党不会出来袭击。这次在石碌被伏击，缴了机枪，又打到我这个军长的头上，上上下下不少人利用这次事件来做文章，我的工作不好做了。你回去给冯白驹提个建议，要纵队写一封道歉信，说这次打火车实属误会。”

如果站在历史的高度去看这件事，琼纵做的确实有些出格，毕竟韩练成当时在海南，有效的遏制了46军等国民党军发动围剿琼纵的军事行动，而琼纵游击队发起的伏击，无疑是给敌人落口实。

不过，站在琼纵角度讲，韩练成确实是敌友难辨，当时琼纵确实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任何怀疑、试探的举动，也属于合情合理，不能等敌人打上门来再反应，那样确实太被动了。

第二次谈判基本上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因为韩练成受伏击这件事，造成双方气氛都很紧张。

韩练成后来回忆第二次谈判，显得很失望，因为史丹并没有带来他与琼纵之间联系的方式，以后自己如果想再开展工作，会非常困难。

尽管如此，韩练成还是反复暗示史丹：

“一定了要善于利用形势，低调麻痹敌人，保存自己的实力。”

可惜的是，史丹回去以后报告冯白驹，冯白驹认为韩练成这是在耍两面派，对韩练成几次提出想见自己的要求，也就不再理会，后来更是不再派代表去，等于说双方的谈判就此中断了。

史丹时隔多年后也回忆称：

“谈判时，韩练成颇为盛气凌人，而在私下，他又表现得十分亲切，让人难辨其明暗两种态度，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三

韩练成在海南期间，尽管46军与琼纵之间摩擦不断，但这其实已经是遏制的结果。

到后来连续几个月谈判不利，何应钦、宋子文、张发奎等国民党要员先后登岛督战，韩练成只能不断找借口搪塞。

昌江伏击后，韩练成安排海竞强任代理军长，不久之后又被蒋介石电召到南京开会，途径三亚时，张发奎话里话外满是讥讽：

“我们的军事政治家，腰骨被共产党打断，不觉得痛吗？”

面对责难韩练成只能摇头：

“我的政治修养还不够。”

前往南京的途中，张发奎还借口韩练成养伤，让广州行营副主任徐景唐、参谋长甘丽初调往海口协助剿共，张发奎一度想让甘丽初接替韩练成任46军军长，被蒋介石否决。

图|海竞强

1946年2月韩练成到南京后，46军在海竞强指挥下，大举进攻琼崖纵队，短短一个月，琼纵遭到了重大损失，不得不退守山区，据琼纵指战员事后回忆：

“国民党军此次的军事进攻，超过了1943年日寇的‘蚕食’战争。”

当然，琼纵后来把这笔账全都记在了韩练成身上。

韩练成在南京开会，心思全在海南，他心里很清楚，46军这支饿狼不在他手里控制着，局势熟难预料。

1946年2月底，会议一结束，韩练成回到海南，一听海竞强汇报，心里凉了半截。

“共产党指挥部原本缩在白沙、牙叉一带，现在被我们逼进山里去了……韩军长，你那一箭之仇让我们替你讨回来了。”

韩练成回到海南后，做了最后一把努力，他借口46军要进行整编，才让46军减缓了对琼崖纵队的围追堵截。

因为在海南的一系列举动，韩练成举步维艰。

张发奎对韩练成是极端不满，他一贯与蒋介石不和，对韩练成这样的蒋的心腹自然也看不上，加上韩练成在海南“剿共”不利，张发奎不仅明面上挖苦打击韩练成，还背后暗中下绊子，企图剥夺韩练成兵权。

另外一方面，蒋介石也对韩练成也有所不满。

从韩练成回到海南一直到被调到华东继续参加内战，韩练成一直处于被申斥状态。

蒋介石本来的意思是，授予韩练成军政大权，借机提拔重用，没想到韩练成在海南搞一团糟。

据韩练成多年后回忆，因为在海南“剿共”不利，蒋介石后来把他看做是一个纯粹简单的军人，而不是一个能够执掌一方军政大权的封疆大吏。

1946年9月，韩练成被调离海南，前往华东战场。

蒋介石对韩练成还是一如既往的信任，仍然予以带兵的权力。

总而言之，尽管处于种种不利情形下，韩练成还是尽可能的保护了琼崖纵队，保全了琼纵的实力，为后来解放海南奠定了基础。

熟悉韩练成情况的董必武在解放后曾评价海南时期的韩练成：

“他按照周恩来的意见，以个人的影响和权力保护了正处于困难之中的琼崖党组织和游击队。”

与韩练成进行过谈判的史丹在了解实情后，对韩练成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韩练成）既要不引起敌方怀疑，又要设法搭线，他在处理这一问题上已经尽了最大努力。”

1950年冬，周总理为了化解各方误会，召集韩练成、冯白驹等人一起座谈，当时晚上几人聚在一起看了一出戏《三岔口》。

第二天，陈老总拉着冯白驹问：

“昨天晚上的戏你看了没？”

冯白驹点点头：

“看了，没看懂。”

陈老总哈哈一笑，替周总理解释用京剧《三岔口》的剧情作比喻说说他们两人打了一晚，天亮才知道是自己人。

遗憾的是，韩练成、冯白驹始终没有私下里聚一聚，解释当年误会。

韩练成晚年几次谈到自己在海南时的一段经历，还颇为感慨：

“历史是人们在走过自己道路时留下的足迹，历史的真正价值是让事实自己说话。这时提供一些背景性资料，只不过让后来的同志知道当时敌人内部的情况而已，至于真正的我和我做的事儿，还是让人们去读我的回忆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