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迪尔克·克斯勒

大司马认为，马克斯·韦伯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他出现在德国，跟德意志邦国林立、政体多样有很大关系，这一点深刻地影响了他和他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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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在柏林开始一段政治生涯，无疑恰逢其时：1858年开启了普鲁士王国的“新纪元”，随着俾斯麦上台以及靠“铁血政策”创建帝国，德国历史上的一个崭新时期揭开了序幕。

柏林在1858年前后经历了比此前数十年更为深刻的变革与飞速发展。

自1861年起，韦丁（Wedding）、格松布鲁嫩（Gesundbrunnen）和莫阿比特（Moabit）等郊区，以及北部城区舍讷贝格（Schöneberg）和滕珀尔霍夫（Tempelhof）被并入市区，因此柏林的城市面积从3500公顷扩大至5900公顷。

柏林在行政上被划分为16个城区，居民人数达到547000人，其中243000人为登记在册的劳动者，主要从事工业和手工业。

此外，对于老马克斯·韦伯具有重要意义的或许是，一座新的市政厅于1861年6月11日奠基，它契合了柏林市民阶层日益提升的政治自信。

坐落在国王大街上的这幢红砖清水外墙建筑于1869年竣工，从一开始就因其引人注目的外表而被称作“红色市政厅”（Rotes Rathaus）。

正是在这座办公大楼中，柏林市府参事老马克斯·韦伯将会从1869年2月起，在长达24年的时间里履行他作为市政官员的职责。

1849年的钦定宪法尽管在内容上相对开明，但其决定性的架构特征却首先在于，它是出于统治者的自主决定而得以颁布的，这导致它着重坚持君主制原则并且否定人民主权思想。

此外，实行前文提及的三级选举权制而非共和政体普遍、平等且不记名的选举，压制新闻自由，拒绝让军队对宪法宣誓效忠，以及改组参议院为上议院等措施，也产生了不利影响。

所有这些改变对于普鲁士王国而言，尽管对外留下了一种君主立宪制的印象，但在实际上起到的作用却是固化了保守的专制国家。

在这个国家中，所有阶层的平民都必须为贵族阶级让路，而工人阶级在政治、社会和文化上全无立足之地。

1861年，随着国王威廉一世的登基，在普鲁士议会与柏林市议会中，自由与进步的精神似乎得以恢复。反动势力的时代似乎一去不返。

威廉一世登基图

柏林开启了那段实行自治的“典范时期”，这种自治通过“红色市政厅”的那座缸砖建筑得到了艺术上的表达。

然而，威廉一世绝非一位认同自由派思想的君主：军官出身的他认为，普鲁士国家政权只能建基于军事力量。由此，普遍的政治局面很快又变得混沌不清。

普鲁士议会与政府之间关于国王意欲推行的军队改革的争端，演变为一场激烈的宪法冲突，柏林的舆论与各城市法人团体在这场冲突中一致支持下议院的议员。

自由派对于——即便只是渐进地——发展议会制的希望，又一次落空了，“新纪元”的气息转瞬即逝。

愈演愈烈的军队冲突与宪法冲突，最终使俾斯麦这位自由党人的天才对手以及“自上而下的革命者”，获得了延续近30年的几近绝对的权力。

就在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议会多数派与守旧的普鲁士贵族的农业–军事政党联盟之间的斗争达到高潮之际，俾斯麦于1862年9月23日成为首相，此时他已经总结出革命时期的三条教训。

第一条教训是，普鲁士只能作为工业大国来保持其大国地位。

第二条教训是，民族主义就该成为普罗大众的替代宗教，而且，谁若是创建了德国人的宗教，谁就能把他们凝聚起来并且长久地进行统治。

第三条教训便是，如果保守派不去主导民族统一，不去进行“自上而下的革命”，普鲁士就会失去其原有的国家机制：“德意志要考虑的不是普鲁士的自由主义，而是它的实力。［……］这个时代的种种重大问题不是靠空谈和多数票决议来决定的——那正是1848年和1849年的巨大错误——而是要靠铁与血。”

铁血宰相俾斯麦

正如我们所知，在那个动荡时代，26岁的法学博士威廉·马克西米利安·韦伯从柏林的“伟大政治”中脱身，进入了边陲城市爱尔福特的市政府。

为了能够再现并理解他本人以及日后其长子完全以政治为追求目标的人生道路，有必要至少对德意志的自由主义从19世纪中叶起所面临的政治生态加以简短概述。

老的和小的两位马克斯·韦伯终其一生都置身于这种政治生态之中，他们自认为是自由派，并且也被人们视作自由派。可是在那个时期的德意志各邦国，“自由主义”所指为何？

在19世纪的观念史上可以区分出五种不同的政治思潮：保守主义、政治化的天主教教义（politischer Katholizismus）、民族自由主义、民主–议会制自由主义以及社会主义。

这种粗略的分类就已经透露出，那个名叫“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想领域，从一开始就划分为左右两翼，尽管它们具备共同的意识形态根基，但在关键问题上却存在显著分歧。

首先，根据年轻的老马克斯·韦伯支持的所谓右翼阵营——民族自由党——的基本设想，从各方势力的较量与各种思想的碰撞中应当产生出对各种利益的协调，那就是宪法、民族和对个人幸福的追求，由此可在各邦内部及各邦之间逐渐建立起一种多方力量的平衡。

在那个时期，自由派设计的宏伟世界蓝图，带有一种响应进步与历史要求的乐观基调。可是，在德国自由派的心中并存着两个灵魂：

一个向往着实现自由贸易、繁荣和各民族友好的国际主义–世界主义；另一个企盼建立一个从北海延伸至阿尔卑斯山的庞大经济区的民族主义–沙文主义。

就像经济市场会通过那只“看不见的手”带给所有人福祉一样，议会作为交换意见的场所也应该成为普遍理性的出发点。

然而，这些自由主义观念却陷入了严重的政治窘境。自由派资产阶级将会与守旧的封建当权者而不是跟无产阶级共享政治权力。

隐藏在以宪法和议会为目标的斗争背后的想法，从一开始就是建立一个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统治联盟，当然也有少数人会幻想着由资产阶级来独揽大权。

总体而言，德国的自由主义从未真正彻底地反封建，也从未真正坚决地支持共和与民主。在传统与进步之间的摇摆不定，正是造成它的种种裂变的主要思想根源。

因此，没有任何一位“三月革命前”（Vormärz）的自由派理论家曾经无条件地要求人民拥有主权，他们追求的仅仅是人民的参政权。

此处的人民被单单理解为资产阶级，或者准确地说，是资产阶级的某部分成员，主要指“有教养者”。与这种对人民的理解相对应的事实是，在资产阶级自由派圈子内已经广泛地接受了三级选举权制，而没有始终如一地主张普遍且平等的选举权。

自由主义所追求的，是法治国家制度与君主立宪制度的并存。按照1848至1849年革命时期的多数自由党人的设想，一部成文的宪法与依照宪法组建的议会，其目的在于对王权加以限制，而在德意志各邦中仅有极少数人主张成立一个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

无论对哪个派别的自由党人而言，那渴望已久的德国统一，要绝对优先于实现他们关于资产阶级自由与法制的理想。

在自由中实现德意志民族的统一，最终只能以“小德意志”作为解决方案，其后果就意味着，在这条道路上将会牺牲奥地利之于德意志的历史与文化归属。

老马克斯·韦伯在1858至1862年间也同样成了这个切实的小德意志方案的拥趸。

普鲁士王国并未真正彻底地实施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式改革，恰恰是这一事实，首先导致了民族自由主义向普鲁士国家靠拢，这一点尤其反映在1859年德意志民族联盟的创建过程中。

联盟的构想是建立一个君主制普鲁士领导下的“小德意志”，其显而易见的前提是，普鲁士要进行内部的自由化改革，这是它完成其德意志使命的代价，并最终化身为德意志。

第二帝国的版图

但是事情的发展并非如此。相反，军队冲突和由之产生的宪法冲突，使普鲁士在反动的轨道上渐行渐远，并且使普鲁士与自由派德意志民族运动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深深的裂痕。

这一裂痕显然难以弥补，尽管普鲁士政府做出了让步，请求议会给予“事后的批准”，即对于它在1866年的所作所为进行事后的合法性确认，但这依然无法修复双方的关系。

前文提及的德意志进步党在1861年的成立，对于我们的叙述具有突出的意义。最初，在1861年6月，普鲁士下议院的一群自由派议员与诸如鲁道夫·菲尔绍、特奥多尔·蒙森、赫尔曼·舒尔茨–德利奇以及维尔纳·西门子等知名人士联合组建了第一个德意志自由派政党。

在其纲领中，他们要求实现一种由普鲁士掌握最高权力、德意志人民代表共同参政的德国统一。

在这份纲领中，原初的民主诉求也同样得到了体现，主要是依据宪法来建立法治国家，实行司法独立、面向议会的大臣责任制，以及针对容克地主的优势地位——限制普鲁士上议院的影响力，推动地方与省级自治，促进政教分离，保障宗教团体的平等地位，还有强制推行民事婚姻。

在组织上，该党主要以选举的贯彻落实为目标；在其建党纲领中，他们就已号召组建区域性的社团与委员会，来筹备下一年的选举。

1861年9月，一个由议会议员和非议会议员组成的中央选举委员会在柏林成立。最晚从1862年3月17日起，在这些“非议会议员”中—很可能从一开始—就包括了年轻的法学博士老马克斯·韦伯。

本文节选自新书《韦伯传》，已获出版社授权首发。该书讲述了伟大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的一生，结合德国的政治演变，揭示了产生韦伯的土壤以及韦伯对这种土壤的反馈。对韦伯感兴趣的朋友推荐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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