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库制度执行的作用

两宋时期，东南地区的“钱荒”现象是一种社会发展的必然——在两宋时期对东南地区的“钱荒”问题反映最激烈的应该是东南地区本土的商人和是商品粮种植者，这些民间的小商人是整个经济社会的细胞，铜币就貌似血液，供血长期不足导致细胞持续性坏死，最终不可逆转。

那么为何“供血”会持续性不足，这一问题常常存在一个误区——就是政府的货币投放量不足的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事实上的财政收入与支出在总量上的平衡，通常都是动态存在于收大于支或者支大于收这两种情况的，根据习惯人们往往把收大于支，略有结余的情况称之为财政平衡。

当然也有另一种观点认为，既然预算执行结果无法做到收支绝对平衡，那么略有结余或略有赤字都应视为财政平衡。

在两宋时期，尤其是北宋时的内库制度执行的就是这样一个维持收支平衡的作用，内藏库在正常运作的情况下是基本可以满足相对并不是特别发达的贱金属货币经济系下的财政收支平衡的，而熙宁变法后朝廷将财政大权合并进了宰相的手中，内藏库的职权在很大程度上被朝廷的左藏库给兼并，这样一来朝廷对新铸币的发放和旧铸币的回拢的权力就更集中，对财政支出的供给也就更大。

从这一角度出发朝廷财政的收支平衡是可以维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的，这也是因为朝廷的税收是面向全社会的，而不是只针对普通百姓的行为，可以看出北宋朝廷很早的就意识到了民间大商人对百姓和农民的压榨，只是由于阶级问题的复杂性无法将这些大地主大商人清除，最终也导致了王安石变法的失败。

那么回到“钱荒”问题上来，现在可知：对“钱荒”真正恐惧的是民间的小商人群体，而且多数情况下这些小商人恐惧的是手中短期可支配资金，也就是现金流的不足。

货币量不足的原因

那么还有什么因素会导致民间流通中的货币量不足呢，以葛金芳先生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其根源在于两宋时期币价币值得不稳定，具体的表现就是私销私铸和铜币外流的现象，也就是铜币和铜材大量退出流通市场导致铜币缺失造成“钱荒”。

这一论断笔者是大体上赞同的，币价与币值的不稳定是贱金属货币经济体系中的必然性问题，在这种根本矛盾下出现“钱荒”的几率是很大的，但是诚如袁一堂先生所言，私销私铸的可能性有两种——即私销铸器与私销铸币，前者虽使铜币变化成铜器退出了流通领域，但是这不代表着其一定就不会在通过某种特殊的情况（比如售卖）再重新熔炼会铜币进入市场，而私销铸币的情况其破坏的是铜币的信用价值。

在实际的货币数量上是不减反增的，如果国家通过一定的货币政策（比如推行辅币）也是可以延缓这种信任危机造成的“钱荒”恐慌，或者像是在东南地区推行的钞引都可以作为代币使用，所以私销私铸的现象对货币经济体系的破坏是复杂和相对缓慢的。但是终有宋一朝几乎自始至终都存在钱荒问题，而且是越演越烈，这说明还有对货币经济体系破坏更加严重的因素存在着——也就是铜币的外散。

因为在两宋时期的对外贸易中由于带有很强的政治性色彩——即朝贡贸易，导致官方组织的对外贸易中往往是大量的挥洒着周围政权希望获得的铜币，同时由于宋王朝周围的邻近政权在经济发展程度上都落后于宋王朝的商品经济发展模式。

尤其是宋王朝较为成熟的贱金属货币经济系更是临近周围政权所没有的，这就导致在对外贸易其实宋王朝是站在一个不公平的角度进行的，周围政权将铜币作为一种商品，而宋王朝将其作为一种货币，但是为了迎合对外贸易的需要又不得不将其视为一种商品从而引发了民间走私铜币和铜器的猖獗。

也就是说，在对外贸易中宋王朝所使用的货币属性的铜币变成了商品属性，被邻近国家所贮藏，而且赵宋王朝周围的邻近政权如辽、金、日本等在拿到铜币后并不将其投入对外贸易中而是建立和维护其内部市场，铜币和铜材也就失去了通过经济流通渠道回到宋王朝的可能，铜币只能是不断地流失，长此以往下去，民众对铜币缺失的恐慌也就是必然的，“钱荒”问题必然会产生出现。

在某一方面可以说，正是宋王朝相对周围国家所拥有的超前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并不具备的优势国家综合实力导致其代表先进经济发展方向的货币——铜币，成为了这些周围军事强大的政权（经济相对较弱）争相夺取的对象，其夺取的手段也就是使铜币流散出宋境将其回收再利用。

两宋时期的铜币在对外贸易中一方面是宋朝的铜币因为对外贸易在不断的流失，另一方面宋朝的朝廷出于政治军事等目的的考量既需要军事经费又不能取消对外贸易。

再加上当时的大地主大商人群体对铜币铜材的贮藏以及两宋时期的政府并没有建立一个完善的国际货币收支平衡体系，而出现这一问题主要原因是赵宋王朝长期受到了“朝贡贸易”思想的影响，再加之当时的赵宋王朝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确实远超周围政权。

“钱荒”的根源性问题

周围的辽、金、西夏、高丽、日本等政权都是即将进入封建经济社会或者已经进入封建经济社会不久，而赵宋王朝已经开始在封建经济较高发展的基础上开始了商品经济的大发展，这样的一个外部经济情况，使得两宋时期的政府在对待海外贸易时更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自身的经济需求和物资需求，而没有考虑到充分利用海外贸易刺激货币经济体系中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速度，以上这些原因的综合作用最终导致了“钱荒”问题的持续爆发。

从更深层次的理论角度出发，导致北宋时期东南地区的“钱荒”的根源性问题在经济领域上主要是贱金属货币经济体系自身存在的弊端无法克服——即铜币作为贱金属货币其“实际价值”与“赋予价值”都熔炼在了铜币这个物品本身之中，这对周围这些热切希望建立更高级别经济体系的政权而言，这种“拿来主义”既方便又“来钱快”。

铜币外流的浪潮自然是不可阻止。而且由于宋王朝的经济发展体系在当时的亚洲已经是“独树一帜”，导致其周围政权与其出现了经济上的“断层”，这种情况下看似宋王朝通过商品经济的发展模式可以对周围政权实现经济上的优势，但是最关键的问题是，在两宋时期国家综合实力并未达到相对高度的前提下，赵宋王朝的周围临近政权有可能不想直接融入到宋朝建立的贱金属货币经济体系中或者说并不想在经济领域内完全成为赵宋王朝的附庸。

所以通过对赵宋王朝铜币的“掠夺”来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货币经济体系甚至有些国家希望进而与宋王朝建立一种深刻的政治地位平等为前提的经济贸易关系，再加上铜币是一种“实际价值”和“赋予价值”为一体的货币种类，使得铜材和铜币都是周围国家掠夺的目标，因此铜币外流的问题才会屡禁不止。

诚然两宋时期的很多政治经济问题与现在的中国相比已经相差甚远，但是有些问题还是具有借鉴意义的，尤其是在目前人民币日益国际化的进程中我们更要小心像两宋时期“钱荒”现象等货币经济问题的出现。

在马克思关于货币经济的论断中提出了著名的货币五大职能，即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贮藏手段和世界货币，但马克思论述的货币指的是金属货币也就是金银，因为黄金作为国际货币是因为其本身具有的价值特性所决定，是金本位货币制度内在的规律性所在，也就是著名的“货币必须是金银”的论断。

总的来说，因为黄金作为贵金属货币相比于两宋时期的铜币价值更高，体积更小，更易保存和交易，而且更加保值，那么铜币币值币价不稳定的问题就得到了解决。但是纸币代替黄金白银成为流通性货币也是经济发展的标志，纸币的便携性可以大幅缩减国内货币的流通障碍，加快流通速率，而且纸币币面价值方便统一，对经济的快速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