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的时期，从历史的角度讲，南宋的朝代更迭是充满了特殊的意义。

一些诗人在衣锦还乡之际，国家却遭此大难，山河破碎，使得这些进士的内心饱受煎熬，他们每个人在易代之际所面临着不同的考验，也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面对故国覆灭，南宋的入元进士却有着不同的想法，文天祥、赵必等人面对强敌，依旧奋起抗元，属于激烈型。

而以黎立武、胡次焱为代表的南宋入元进士，有些选择隐居，有些则选择开班授课，而没有选择妥协，属于温和型。

除此之外，以吴琳、张伯淳为代表的南宋入元进士，却选择了出仕新朝，对顺于敌国之下，属于降元做官型。

接下来本文就详细分析这些诗人在面对家国山河破碎时候他们的政治态度以及心境是如何的。

自古以来，在国家和民族危急存亡之际，总会有一些人能够奋发从戎，用自己的生命来捍卫国家和民族的尊严。

宋王朝积贫积弱，为外敌所侵，南宋末年，宋王朝在蒙古铁蹄下奄奄一息，许多人感慨无力回天，投敌叛国者比比皆是，但也有许多人可以坚守气节，宁死不降，这些人中也不乏一些曾在旧朝取得功名的进士。

赵必字玉渊，号秋晓，东莞人。宋宗室之后，宋咸淳元年进士，历任南康县丞，弃职归。

面对这样的现实，他积极响应文天祥的号召，起兵勤王抗元，用他们的行动表明了他们坚决要做南宋遗民的政治态度。

文天祥，初名云孙，字天祥，后改字宋瑞，一字屡善，吉安人。生于瑞平三年。宝佑四年进士第一。

这一类的南宋遗民进士，他们入元之后政治态度鲜明，不仅不仕新朝，还要与凶残的蒙元敌军做斗争，为了国家抵御外敌不惜付出生命。

其中不乏名士如文天祥、谢枋得等人，谢枋得为保气节，在被魏天佑押至大都，不食而亡，其抗元的决心和意志令人敬佩。

文天祥被抓之后囚于燕京四年，仍然坚贞不屈，这种高尚气节至今仍然人人传颂。

在宋元易代之际还有很多像文、谢这样的义士，在为抗元的斗争默默出力，他们身上所体现的那种高尚的精神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

宋末元初易代之际，在民族危难存亡的关键时刻，一些人能够为国家挺身而出，勤王抗元。还有一些侥幸未罹难者，宋亡后为了躲避元军的追捕和迫害，纷纷隐姓埋名。

通过隐居不仕这一种方式来表现自己抗元的决心，虽然是一种较为温和的方式，但也表现出了传统士人的民族气节和民族正义感。

除了隐居不仕的这些进士诗人，还有一些进士，他们只能借助于放浪山水，啸傲江湖来抒发自己内心愤懑与不平。

方逢辰，镕之子，字君锡，号蛟峰，淳安人。淳佑十年进士第一，累官国史修撰兼侍读，迁吏部侍郎，以丁艰归。宋亡，归隐于石峡。

至元间，元世祖诏御史中丞崔彧起其于家，他赋诗以明志，辞不赴。

孙潼发，字君文，号盘峰，桐庐人。宋咸淳四年进士，调衢州军事判官。

胡次焱，字济鼎，号梅岩，婺源考水人。晚号余学。咸淳四年进士，官贵池县尉。徳佑元年，元兵至贵池，元帅张林以城降，次焱奉母遁归，教授乡里以终。

陈杰，字寿夫，号自堂，分宁人。宋淳佑十年进士，授制置司属官。入元后隐居东湖，有《自堂存稿》十三卷。

蒋捷，字胜欲，号竹山，阳羡人。寓居武进，宋咸淳十年进士。元初遁迹不仕，大德间，宪使臧梦解、陆垕交章荐其才，卒而不就。

梁栋，字隆吉，祖籍相州。金亡后，其父南渡，寓镇江。宋咸淳四年进士，历官宝应簿、钱塘仁和尉等。

蒙古铁骑的长驱直入与南宋政权的彻底覆灭，使得一向被看做高度文明的华夏传统文明遭到了游牧民族的无情冲击，这让传统儒士的身体和心灵都遭受了不小的煎熬。

一些遗民故老仍然还坚守阵地。这些人作为中国传统的儒士，饱受传统儒学的浸润和影响，因此，尽管遭到世人的嘲笑，但依然坚定不移，怀揣着满腔热情，希望发挥自己的作用，以儒者的形象来感化世人。

又或者希望通过致力于教育，寓教于乐，兴办书院，向乐于求学的青年学者传授儒家经典，发挥余热，以求维护传统华夏文明生生不息。

另一方面，在元代初期，很多书院隶属于官方机构，在宋灭亡之后，元朝统治者对于书院的管理政策很宽松，对于学生学习的内容更是完全由书院自行安排。

所以在书院任教的儒士们大多仍然采用之前的教学方式，把四书五经作为主要的教材。这些儒士期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延续华夏文明，这种使命感和责任感让许多进士纷纷出任学官，意图以这种方式来传承文化。

正是由于以上的这些原因，这些处在易代之际的遗民们深知自己可以借助这些职位来更好地承担自己延续和传承传统华夏文明的重责，所以他们选择出任学官或者办书院讲学，这在这些儒士眼中也是另一种保持气节的方式。

总的来说，不论是做学官还是办书院，都是这些南宋遗民在入元之后政治态度的一种表现形式。他们作为饱受传统理学思想影响的士人，虽然不能为国家征战沙场，但是作为文人，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在默默坚守着自己内心的那份坚持，默默承担着自己心中的那份传承文明的责任。

他们初心未泯，与那些炫耀高官厚禄之人不同。所以，不论是高蹈肥遁的孤臣义士，还是一心治学的传统儒士，虽然史论可能对这些人有所讽议，但他们未曾失去作为遗民的本心，因此我们也必须把他们归纳为一个特殊的类型去研究。

处于南宋入元易代之际这一特殊的时期，虽然在传统士人的眼中华夏文明被他们眼中的“蛮夷”所践踏，但是入元之后元廷主动招揽名士和儒生来为新朝服务这一举措对于南宋故儒的思想上也产生一定冲击。

因为传统思想下的士人多年的寒窗苦读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金榜题名，光宗耀祖，因此元廷积极任用人才这一举措也使不少士人放下了心中的坚持，降元做官。

但是也有一些人把入元做官当成是一种“曲线救国”，或是在被新朝抛弃后迫于生活的压力而不得不降元为官。

方回，字万里，号虚谷，别号紫阳山人，徽州歙县人，宋景定三年登进士第，回幼孤，从叔父琭学，赋诗为文，天才杰出，历官江淮大司干、安吉州通判。

臧梦解虽有才学，但却生不逢时，还未做官南宋已经灭亡，导致他空有抱负却无法施展，从这一点上讲，为他出仕新朝提供了可能性。

纵观其一生，博学洽闻，敏于政事，其操守尤佳，从这一点上来讲，虽然他是出仕新朝，但也尽忠职守，造福百姓，也可以算做从另一个方面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另有张伯淳，字师道，号养蒙先生，崇德人，九岁举童子科，不久又举进士，除太学录，至元二十三年，授杭州路儒学教授，除浙东道按察司知事。

至元二十八年，擢福建廉访司知事；至元末年，世祖召见，问冗官、风宪等，所对称旨，将大用而辞。

综上来看，处于宋元易代这样的特殊时期，这些选择出仕新朝的进士，他们的选择并不能一概而论为谄媚失节的行为，他们中进士的时间早晚不同。

有人甚至还未上任国家已亡，这些进士面对这样巨大的考验，出于各种考虑最后选择在元为官，不论官职大小，有无实权，都或多或少反映出他们对于新建立的元朝政权的接纳。

但这些在传统理学思想影响下成长的士人，“忠君爱国”也时时回响在他们耳边，这体现了易代时期这些进士内心的复杂性和动态变化。

处在宋元易代这一特殊时期，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并不是投降或者抗争这种简单的态度，他们所处的环境是复杂的，他们的内心也是更加矛盾和复杂的。

他们的这种矛盾和复杂不仅仅体现在他们的政治态度上，也可以从其他方面比如他们的活动和作品中有所体现。

不论是什么朝代，人物的选择和行为都是受到他所处的朝代的大环境和他身份的影响。

反之，他们的政治态度和活动以及他们的作品也反映出了这个时代的特殊性，以及以他们为代表的一类人的特殊心理。

国破山河并不是每一个人可以决定的事情，但是处于乱世，却依然保持一颗积极乐观、独善其身的内心，这才是最伟大的，正所谓人强则国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