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冬季，云南发生过一件难以置信的奇事：一张中了头奖的地方奖券，先后有两人持券领奖，真正的得主反而锒铛入狱。此案发生后，在省内轰动一时，算得是民国时期的社会怪现象之一。

那是云南改良监所协进会发行的奖券。协进会筹备于1932年初，由几个曾经混迹官场的人发起，得到省当局的支持和批准，正式成立。

奇怪的是，该会成立后，却根本没有经费办事，于是采用了发行奖券筹集资金的办法。从1932年下半年开始，就地印制、发售“改良监所奖券”，民间称之为“监所奖券”。

协进会主任张昭，手下有5名职员。奖券每年发行1期，每期发行l0000张。在省会昆明，人们可以随意购买。外县除县城外，可委托基层官员，派销到各乡各镇。

社会上，多的是一心想中奖的人，因此“监所奖券”最初十分畅销，金钱滚滚流入协进会。

可惜好景不长，到了1936年，南京政府的“航空公路建设奖券”推广到了云南。这种全国性的奖券，中奖面宽、奖金又多，三等奖以上大奖25个，一等奖可独得“国币”250000元；而“监所奖券”大奖仅6个，一等奖金只有旧滇币2万元，折合国币2000元，仅有前者的1/125。

差距这么多人，自然没人买“监所奖券”了，推销变得非常困难。由于第5期奖券已经印好，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协进会才继续予以销售。

1936年8月3日，第5期“监所奖券”当众开奖，摇出头奖号码为03223号。当天下午，协进会职员查出该奖落在个旧县。他们照例发函给个旧县政府，让他们通知得主到昆明来领奖。

两个月过去了，三等奖以上的大奖先后发出，就是没有人来领头奖。张昭和他的职员们，日子都不好过，因为头奖无人领取，全部大奖的得主名单，就无法向社会公布。而在当时，“监所奖券”摇空奖骗人之类的流言蜚语，民间早已流传。

张昭认为，头奖得主准是遗失了奖券，否则就是不幸身故，亲属粗心，把奖券和得主一起装进了棺材，领不成奖。其他职员也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张昭决定，等候到10月底领奖日期截止后，再考虑对策。

到10月16日，头奖得主终于露面了，此人自称是个旧县绿花冲永利祥商号的伙友余和。张昭亲自给他颁发了旧滇币2万元的奖金，办事处职员们全放了心，开始进行当期奖券的各种收尾工作。

谁知到了12月9日，又有人拿着03223号奖券，前来领奖。在场的3个职员，听说又来了个头奖得主，大吃一惊。

负责查验奖券的杨尉溪，认真验看来人所持的券票，毫无破绽，便进一步盘问来人的购买奖券的具体情况。

此人名叫蒋克昌，家住个旧县上方镇，是个商业。他说，4月间，镇长林占清让他认购3张奖券。8月初他到南疆贸易，最近才返回故乡，林镇长通知他中了头奖，认为情况特殊，尽管领奖期限已过，但政府一定会“俯念下情”，依旧发奖，催他立刻上省领取奖金，他才依言赶来昆明。

一个头奖竟有两个得主？杨尉溪觉得事有蹊跷，他让蒋克昌坐下稍候，自己推开主任室的门，向张昭报告了刚才发生的事，要求和存底大奖券票对照，辨别真假。

张昭看过蒋克昌的奖券，指出属于伪造。当场写就一份公函，派另一职员袁家铭，把蒋克昌送入地方法院，控告他伪造奖券，企图冒领巨奖，要求从严法办。

1937年1月，协进会向省方呈报奖券情况，要求“准予结束”，不过呈文中并没有提及冒领头奖事件。

当时，蒋克昌依然在法院蹲监，从未被传讯过一次。

蒋克昌伪造奖券一案，由地院检察处受理。检察官王得元研究过案情，首先向个旧县政府发出公函，了解两个得主的情况。

1937年3月初，个旧复函寄到检察处：绿花冲根本没有永利祥这家商号，也没有余和这个人；而上方镇摊销“监所奖券”30张，号数为03201到03230。其中末两字为19、23、27的三张，确由镇长林占清经手，售给蒋克昌。

既然被告的奖券并非伪造，那么领走2万元那张才是伪券。然而，依照惯例，发奖时必须审慎查对，得奖奖券事后还连同存根，粘贴在簿册上，存档备查。不可能轻率地发出奖金！

王得元向办事处调来了存档。第5期“监所奖券”三等奖以上的大奖，也像过去4期那样，券身和存根按中缝孔对齐，贴入底册。而余和那张，券身色泽较淡，缝孔对不齐，券身贴在存根下端，盖住了缝孔。蒋克昌持有的奖券，色泽和二等奖以下的几张，完全相同。

王检察官的结论是：办事处职员中，有人伪造奖券，化名余和，领走了2万元奖金。

蒋克昌伪造奖券既非事实，法院让他取保开释，随传随到。接着，传讯了奖券办事处的全体成员。4月底，嫌疑较重的杨尉溪、戴建侯、陈玉书3人，被拘入看守所候讯。

杨尉溪等3人在看守所，各写了一份“自白”。揭露出：4月中旬一次传讯后，张主任曾约请5名到案部属，在法院门口的四新饭店晚宴。他接受比较亲近的段少朋建议，吩咐把历来的奖券存根，分散到各人家中，迅速烧毁。

不过，他们都没有照办。大量存根由杨尉溪、戴建侯、陈玉书、袁家铭4人带走。在前3人的家中，法院清回了原物，只有袁家铭，烧毁了整整一皮箱存根，仅查获了装贮存根的皮箱，经办事处工友证实，箱子是张主任的东西。

法院认为，分散和销毁历年奖券存根，目的在于转移司法人员的注意力。杨尉溪等3人的“自白”，减轻了他们伪造奖券的嫌疑，获得请保开释。

6月4日，戴建侯又来到地检处，向王得元作出揭发。他说，上一天晚间9点，张主任亲自到家里找他，要求他和杨尉溪、陈玉书3人，共同承认伪造奖券、冒领巨款。张昭表示，只要他们依言而行，他负责设法替他们“开脱”，而且在经济上给予补偿。戴建侯沉默未答，张昭又进一步威胁说，此事影响了协进会和他本人的声誉，必须有人暂时承认下来，方能挽回。如果戴等不愿意那么做，他只有自杀。但在自杀前，要留下绝命书，指出伪造、冒领，是戴等3人所为：由于干系重大，戴建侯只得找到法院，再次作出自白。

案情越来越清楚，要求别人无辜认罪的张昭、建议销毁历年奖券存根的段少朋、积极烧毁存根的袁家铭，在本案中嫌疑最大，拘押候讯。

到了7月10日，此案终于开庭宣判。宣判结果如下：张昭数罪并罚，处有期徒刑7年6个月，褫夺公权5年；段少朋处有期徒刑6年，缓刑2年；袁家铭处有期徒刑4年，褫夺公权3年。戴建侯、陈玉书、杨尉溪等免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