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执政期间，宋朝各方面进入巅峰状况，但他的子嗣方面却十分艰难。在位十多年，二十多岁了还没有儿子。臣子们雪片一样送上来希望过继子嗣的奏章，更压得仁宗喘不过气。

实际上过继子嗣的事情，在仁宗父亲宋真宗身上就发生过。

宋真宗沉迷道教，在仁宗出生之前的五个儿子全部夭折。在大臣们的劝说下，真宗在咸平六年（1003），接四弟赵元份的第三子——八岁的赵允让进宫抚养。

赵允让在宫中生活八年，虽然没有完成过继手续、明确身份，但一直是以默认的真宗“养子”的身份存在。一直到大中祥符三年（1010），赵允让被真宗高兴地送回家去了。因为真宗第六个儿子，即后来的宋仁宗赵祯出生了。

如今，仁宗遇到了和父亲一样的问题，更糟糕的是父亲还能从自己兄弟的儿子里挑选孩子过继，而仁宗连亲兄弟都没有。

于是，所有人的目光，又回到了当年的真宗“养子”赵允让身上。

赵氏宗室的子弟当然不是只有赵允让一个。在血缘上，真宗还有其他兄弟在世，赵允让和宋仁宗的血缘关系并不比其他人近。在能力上，真宗几个兄弟都一样是闲散宗室，赵允让最为人称道的是孝顺，不过在讲究孝道的古代，好像这也是他理应具备的素质。说来说去，也唯有赵允让有真宗“养子”这一层身份，其他人无法匹敌。

另外，赵允让虽然没福气继承正统，子嗣方面却非常兴旺，一共有五十多个孩子，其中三十多个都是儿子，数量比他所有兄弟的儿子加起来还多。

景祐二年（1035），仁宗松口过继子嗣，派宫中内夫人到赵允让府上挑选孩子。内夫人看了一圈都没有对眼的孩子，正要准备出门上车离开，碰到了在屏风后面匍匐玩耍的赵允让的第十三子。

赵允让的孩子太多了，这个长到虚四岁的儿子还没起名，因此当内夫人问这是哪个孩子的时候，赵允让的家人们只能笑笑。

大概是因为年龄小，又不被家人重视，以及其他某些点符合了内夫人的挑选准则，最后这个孩子被带上了车，接入皇宫。

仁宗给这孩子赐名赵宗实，交给皇后曹氏抚养。

曹皇后因膝下无子，很早把姐姐的女儿高氏接在身边抚养。小女孩小字滔滔，和赵宗实一样年纪。自此，两个孩子彼此做伴，承欢皇后膝下。

景祐四年（1037），仁宗终于迎来第一个儿子——皇长子赵昉。这一年，仁宗已经二十七岁，这对于生育年龄较早的古代人来说，尤其是一个很早就需要为帝国留下血脉的皇帝来说，真的太晚了。

不幸的是，皇长子在出生当日便夭折了。

仁宗悲痛不已。

而六岁的赵宗实呢？

史书记载他话少、内敛，喜好读书，再加上宫廷生活使人早慧，他的内心应该是复杂的。从一开始听闻皇长子出生，自己终于可以回家去的激动，到生活可能随之改变的害怕，以及后来皇长子过世，他的生活一切如旧的叹息。这个孩子明明欢喜又不能表达欢喜，明明悲伤也不能表达悲伤。

宝元二年（1039），仁宗最宠爱的妃嫔之一苗贵妃，为仁宗生下了皇次子赵昕。

小皇子看起来很健康，八岁的赵宗实随即被送回家。

可惜被细心呵护的皇次子赵昕，也只活到了两岁。

大臣们旧事重提，接赵宗实回宫的奏章又起。

仁宗态度很坚决：“朕能生，不急！”同一年，朱才人生下了皇三子赵曦，后来这个孩子一样没能活过两岁。在之后的岁月里，仁宗又有过很多女儿，却再没有过儿子。他一生所生十四位公主，也只有其中五位长大成人。

在位四十二年期间，仁宗多次出现不豫，时常昏迷数日，并且出现神志不清、胡言乱语的情况。每次天子的身体亮红灯，朝野上下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嘉祐元年（1056）正月，仁宗上朝，在刚卷起珠帘时，突然发病，被扶入宫禁。天子这一次病情危重，持续二十多日，群臣惊骇，人心惶惶。

幸好宰相文彦博当即要求内侍及时通报仁宗的情况，否则以军法处置，并与同为宰相的富弼在宫中轮流值班。两个人如定海神针一般稳住政局，及时压制流言蜚语，稳定人心。但经历此事之后，皇位继承人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

最先坚决上疏立太子的是知谏院范镇。

文彦博责备他上疏之前不与宰相等人商议。毕竟立储是朝廷大事，一般臣子不能随便妄加评论。

五十岁的范镇回答： “我已经做好了必死的准备，才写这篇奏章。与你们商议，若你们觉得不应该上奏，那我就不写吗？”

在立储这件事上，还有一个态度坚定的臣子叫司马光，就是小时候砸缸出名的那位。这时候在并州通判任上的司马光，专门写信给范镇，表达对范镇上疏立储的支持。

翰林学士欧阳修也上疏： ＂陛下登基三十余年，没有立太子，这种情况自古都没有过。”

殿中御史包拯、吕景初、赵忭，知制诰吴奎、刘敞等都上疏力请，宰相文彦博、富弼也都劝君立储，早定大计。

仁宗都不听。

范镇三次面圣，和天子当面争论立储之事，又十九次上奏本章，力述立嗣之理。

仁宗压下了这十九道奏章，就是不表态。

范镇在家待罪百日，头发胡子都白了。

仁宗又气又动容，革去范镇知谏院职位，改任集贤院修撰。

庆历七年（1047），三十七岁的仁宗还是没有儿子，不过曾经养在宫中的赵宗实年龄也不小了，他和高滔滔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即使后来各自出宫回到自己家中，感情也没受到影响。

仁宗想起来这事，对曹皇后说： “宗实和滔滔都大了，我们为他俩主婚， 如何？”

三月，由皇帝和皇后做主，赵宗实迎娶了高滔滔。民间因此有了“天子娶媳妇，皇后嫁闺女”的说法。

小两口感情融洽甜美，高滔滔还在第二年就生下了长子。

想必仁宗都在心里暗暗羡慕这小两口，一面继续跟大臣们较量，不肯松口立储，一面在后宫不断努力，希望造出一个继承人。

至和元年（1054），仁宗最爱的生育了三位公主的张贵妃过世，再无人可以把舞跳到天子的心里去。仁宗不顾曹皇后还在世，追册张氏为温成皇后。曹皇后脾气好，倒也没说什么。

嘉祐三年（1058），这位温成皇后的伯父张尧佐去世。

仁宗发牢骚，对着朝臣道：“台谏官员以为朕任用张尧佐，如同唐明皇用杨国忠一样，国家会有播迁之祸。依我看来未必如此！”

户部员外郎唐介马上反驳：“陛下一旦有播迁之祸，只怕还不如唐明皇。他有儿子肃宗起兵靖难，恢复社稷。可是陛下能靠谁？”暗指仁宗无子。

仁宗被戳心了，当时面色大变。天子子嗣是个人的事，也是朝廷的事，朝臣为社稷说话，一朝天子也反驳不得。沉默良久之后，仁宗只能回道： “立储之事，已经在和韩琦商量了。”

韩琦刚任宰相不久，一直进言请仁宗尽快立储，吸取过往朝代储君不定引起的教训。当时仁宗后宫正有妃子有孕，以此为借口没有定夺。

没过多久，孩子生下来了，还是一个女儿。

这一年三月，宰相富弼由于母亲去世而离职服丧。韩琦少了一个帮手一起给皇帝施压，只能另外找人帮着劝皇帝了。正好手边还真有一个小伙伴适合做这件事。这个小伙伴的名字叫司马光。

嘉祐六年（1061）闰八月，知谏院司马光上书请仁宗立储，列举历代相关的教训。

仁宗让他把奏章交给中书。

司马光一步三回头地请求天子，务必与宰相商议这件事。

韩琦马上接上，命人叫司马光把奏章送到中书去，以便宰相和皇帝就此事做出讨论。

司马光和韩琦说： “如果不及时讨论这件事，到某一天深更半夜，宫里忽然拿出一张纸说，立某个人为太子，天下谁也不能吱声了。”

韩琦等人都认同，表示必然尽力。

司马光之后又先后上疏七次。

大家不敢直接说，只能在侧面提醒皇帝，你看哪，您往上的几位都是在五十多岁过世的，您算算您今年多大了。

到十月初，五十出头的仁宗松口，问几个人：“宗室中谁适合做太子？”

韩琦趁机说： “这事不是臣等可以议论的，请陛下自己定夺。”

仁宗思来想去，还是当初收养过的赵宗实吧，这时候赵宗实和高滔滔小夫妻都已经生了四个儿子了。如果定为皇储，那么再下一代皇储都有人可选了。

可是这一次不干的是赵宗实。

离开皇宫的赵宗实依然是府邸里那个不受宠、没有存在感的人。三年前，父亲濮安懿王赵允让逝世。轮到赵宗实的财产没多少，兄弟和仆从都敢欺负他，占他便宜。借走他的金腰带，换回来一根铜的。下人把这件事告知赵宗实。赵宗实看着那根腰带，说：“这就是我的腰带。”

是他好脾气吗？

是他争也争不到。

命里不属于自己，便要想通，不做妄想。

一根腰带如此，一个皇位也如此。

十月，朝廷准备复起赵宗实，担任秦州防御史、知宗正寺，负责宗族事务，以便为后面立储做准备。赵宗实以守丧期未满推脱，又称生病，不肯上任。

宰相韩琦于是向仁宗建议：“不如马上就立储，为其正名。”

次年八月，赵宗实被立为皇子，改名赵曙。

诏命到府，赵曙称病，推辞不肯，并且上疏十八次，请求皇帝收回 诏命。

王府记室周孟阳是赵曙亲信，赵曙十八封推辞立储的奏章都出自其手。他不解赵曙为何推脱，皇位继承权自古是多少皇室子弟梦寐以求的东西，甚至不惜骨肉相残也要争取。

赵曙感叹：“不敢求福，但求无祸。”多次被接入皇宫，许多时间里他都和这个皇位继承权很近，但他依然觉得福祸相依，就算走到那个位置，也前 途未卜。

周孟阳劝导他： “今日天下都知晓您是那个位子上的人，如果您不去，将来换了其他人做，您又能平安无事吗？”

那头仁宗命人前往劝告赵曙服从命令，这头赵曙被周孟阳一番话点醒，于是无奈决定去做皇子。

离府之前，赵曙还觉得以后还有变数，他最后应该能离宫回来，因此几乎没带行李和仆从，并告诫留下的人： “请务必谨慎地守好我的房子，皇上有了后嗣，我就回来。”

他的这个回来，最终没有成真。仅仅半年之后，嘉祐八年（1063）三月二十九日，仁宗于东京福宁殿驾崩，享年五十四岁。

曹皇后一边禁止宫人出宫报丧，另一边悄悄派人通知宰相韩琦等人。韩琦入宫，请示曹皇后宣赵曙入宫继位。

赵曙进宫之后才知道要做皇帝，掉头就跑，说道：“我不敢做，我不敢 做。”

韩琦等人一拥而上，抱人的抱人，脱衣服的脱衣服。

赵曙被强行穿上了龙袍。

这种不愿意做皇帝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不说绝无仅有，也绝对是极少数了。

之后负责草拟遗诏的翰林学士王珪因为太过紧张惊恐，一时不知道如何落笔。宰相韩琦面不改色，吩咐道：“我来说，你写。”

次日早朝，韩琦宣读遗诏，先帝驾崩，新帝已在昨日继位。

这位新帝就是赵曙，史称宋英宗。

宋仁宗赵祯驾崩的消息传出后，举国上下，上自王公宗亲，下至百姓，甚至乞丐都为其哭号，远在山野的百姓也戴了纸糊的孝帽为他服丧。消息传到辽国，契丹境内无论什么民族的人俱悲落泪。辽道宗悲伤地抓住宋朝使节的手，哀恸地说：“四十二年不识兵戈矣，让我给宋仁宗修建一个衣冠冢，寄托辽人的哀思吧。”

为人君，止于仁。

被孔子推崇的“仁”，在中国古代具有非常意义，是对帝王的最高评价，而宋仁宗是历史上第一个以“仁”为庙号的皇帝，且无愧于这个评价。

而宋英宗赵曙，在登基那一刻开始，就一直担心自己坐不稳皇位。

当时的宗室里确实有反对的声音，比如北海郡王赵允弼就跳起来说英宗不配做天子，他是宋太宗身后活得最久的孙子，德高望重，觊伺皇位已久。甚至当着英宗的面，就要闯到帝王宝座所在的丹陛上，又是韩琦冲出来将他韩琦谦恭地表示：“无碍，本是臣子分内事。”

对于曹太后，更是多次出言挖苦，令她非常难堪。到曹太后那边告状。英宗又一直说一些令曹太后尴尬难堪的话语。两宫因此 “失和”。

原本曹太后垂帘时，说好等到英宗身体好转，就会还政。也因为隔阂迟迟没有还政，甚至产生了另立皇帝的想法。

太后哭着跟韩琦等重臣诉苦：“皇帝最近越发脾气不好，总是胡说八道。”并和韩琦说了汉代刘贺为帝，没多久因无道而被废去的事情。

如果大臣们接了太后的话，太后定会着手开始换皇帝的步骤。

韩琦回道： “臣等在外朝，内朝多依仗太后。如果陛下出了什么问题，太后必然也不安稳。”

太后听了脸色黑下来：“相国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一直用心照管陛下。”显然因韩琦的话生气了。

韩琦面不改色，说道：“太后照顾好陛下，臣等自然也会一起照顾。”

后来出了宫殿，有臣子说韩琦这话讲得太重。韩琦表示为了天下社稷，没什么不能说的。

两宫公然失和，太后有意废帝，于国家不是好事。大臣一面处理政事，一面还要尽心尽力进行调和，做两宫之间的和事佬，这里面出力最大的还是韩琦这位“太平宰相”。

十一月的某一天，曹太后将一份文书送到中书，里面都是英宗不当的行为和言语。

韩琦看完，当即烧了文书，与左右说： “就是和平常一样，跟我们说一些陛下心神不宁的情况罢了，不用奇怪。”

韩琦在面见曹太后时，费心地劝解她： ＂陛下如此，都是得病的缘故。哪有母亲因为儿子生病而不能容忍的呢？”

欧阳修委婉地劝曹太后： “当年先帝偏宠妃子张氏，张氏气焰何等嚣张，您都为大局容忍了她。天下都赞您是国母风范。如今怎么会容忍不了母子之间的隔阂呢？先帝在位时久，德泽天下，百姓因此拥戴他指定的继承人。如今太后您和我们几个文弱臣子要换皇帝，天下人能同意吗？”一番话先捧了

太后，又阐明了利弊和原则。

几人轮番相劝，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总算稳住了太后。

但皇帝那边如果不改变，曹太后废立的心思还是会再起。韩琦又去劝英宗。英宗开口就说：“太后对我也没什么恩情。”

欧阳修引经据典地教导英宗： “生育之恩很大，教养之恩更大。您若像东汉章帝那般孝顺太后，朝廷内外的谣言不攻自破。”

韩琦则对英宗说： “父母慈爱而孩子孝顺，这是常事，没什么可说的。但若父母不慈爱，孩子依然孝顺，才值得称颂。再说了，天下哪有父母不慈爱，不想疼孩子的事呢？”

面对大臣们温和的劝解，英宗若有所悟，意识到自己也存在一些问题。一直以来，他错误的行动和荒诞的话语导致两宫失和。英宗表示以后会改过，不再犯类似的错，他会对曹太后尽孝，一来消除谣言，二来为亲政铺路。他其实也清楚，唯有亲政勤政，成为真正的天子，他的位子才稳定，才不会存在有人要“害他”“杀他”的情况。

英宗之后确实改过，不再对曹太后有不当的言语，再加上韩琦等重臣坚定地拥护英宗，朝野内外的流言渐渐平息，两宫的关系开始好转。

新的一年开始，大臣们费心拟出了“治平”两字作为年号，希望天下太平，期盼皇帝的身体越来越好。

英宗的身体如大家所愿慢慢好转起来，已经可以处理朝政，甚至非常勤勉，经常处理事情到很晚，不知疲倦一般。曹太后却没有还政的意思，表示让英宗再养养身体，过两三年再说亲政的事。

韩琦、台谏等人当然不希望朝廷再出现一个刘娥刘太后那样权倾朝野的女性，纷纷上疏请太后归政。

治平元年（1064）四月，曹太后和英宗乘车出宫，前往相国天清寺和醴泉观祈雨。这是新帝病愈后第一次出城，百姓夹道围观，不时欢呼。韩琦还把英宗处理的政务批文带去给曹太后看，太后看后表示很是满意。

如此，舆论的压力，百姓的认可，处理政务上无错可挑，都已具备，只等一个适合的时机让曹太后撤帘还政。

一日，大臣们禀事以后，韩琦单独留下，请求太后允准他辞去相位，出灵州郡。

曹太后大吃一惊，转而明白了韩琦的意思，生气道：“韩相国是真的要退吗？老身本应居住在深宫之中，却要每日在此听政，又不是自己愿意的，要 退也是老身先退吧。”

韩琦明知曹太后这话是讽刺，依旧顺势赞美曹太后还政之举，贤明超过东汉马皇后和邓皇后，并追问：“究竟决定何日撤帘？”

曹太后生气地站起来，转身就走。

韩琦一不做二不休，当即大声喝左右宫人撤帘。

大臣们态度坚决，曹太后也知道再坚持没有意义，回到宫中便传出手书，还政于英宗。

此时距离英宗登基已一年又一个月，他终于掌握了大宋朝至高无上的权力。

刚刚亲政半个月，他就处理了一批过去在曹太后身边说他坏话的人，并把对自己继位有微词的大臣贬出京城。但刚刚拿到实权的他还急需立威，正好，眼下就有个事情特别合适。这件事就是怎么称呼英宗的亲生父亲濮安懿王赵允让，作为大宋第一个以过继身份登基的皇帝，英宗亲生父亲的名分问题是一件大事。

其实，英宗刚亲政时候，韩琦就提请英宗讨论这个问题。

当时仁宗驾崩才一年多，急于谈亲生父亲的事确实不太好，英宗表示先缓缓，等满了两年再说。从他后来的举动来看，这其实是在拖延时间，为他追封父亲为皇帝做准备。

治平二年（1065）四月九日，韩琦等人再次提出商议英宗亲生父亲的名分问题，欧阳修起草了《中书请议濮安懿王典礼》。

英宗下诏将议题送到太常礼院，交由两制以上官员讨论，由此一场持续十八个月的论战开始了，史称“濮议”。

朝臣们分为了泾渭分明的两大派。

一派以台谏官、礼官为主体，有司马光、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等，主张英宗应该称濮王为皇伯，理由是英宗已经过继给仁宗了，那么他的亲生父母不再是他的父母，根据濮王是仁宗堂兄这层关系，英宗应该称呼亲生父亲濮王为皇伯。

另一派以中书大权在握的宰执大臣为主，如韩琦、欧阳修等，主张英宗应该称濮王为皇考，认为虽然皇帝已经过继给仁宗，但是对于亲生父母也应该称呼为父母。

双方各执一词，引经据典，唇枪舌剑，连曹太后都惊动了，身为仁宗的皇后，她当然不能接受韩琦等人的提议，出了一份手诏，怒斥几个人的“恶 劣行径”。

实际上，韩琦、欧阳修不是不知道台谏官坚持的意见才符合儒家思想，但是，手握实权的他们比起一般文人更加务实，他们知道天下已经是英宗的，英宗能不能好好做皇帝比什么都重要。

英宗这头看出苗头不对，舆论形势不站在自己这边，于是决定暂缓商量这件事。

但是，事情不是皇帝想喊停就能喊停的，认为自己占理的台谏官们表示这件事必须马上定下来。

韩琦和欧阳修敏锐地意识到关键还是在曹太后这边，台谏官代表的是太后的意思。欧阳修于是修书一封对太后“晓之以理”，曹太后不知做了哪方面的考量，最后选择了妥协，在欧阳修起草的议定濮王称作皇考的诏书上盖了印章。

这份诏书，英宗没有称濮王为“皇”，但用了“亲”字，并把濮王坟茔称为陵园，也就是将生父与仁宗并列。诏书下发，在朝野引发了巨大的震动，包括英宗在藩邸时候的幕僚都站出来反对。而曹太后的态度突然软化，令台谏官们一下炸开了锅，表示太后的印章一定是假的。

欧阳修等人则说：“你没看到不是太后本人盖的章，就不能瞎说。这就是货真价实的太后印。”

权御史中丞贾黯被解职出京，知谏院司马光被免去谏职担任侍读。到这年十月，在朝的台谏官只剩下三人。

台谏官随即一起弹劾宰相等人，表示“请尚方之剑，虽古人所难；举有国之刑，况典章犹在”，说完司马光请贬，台谏官员集体辞职，表示与韩琦等人的“皇考派”势不两立，只能有一种真理存在。

英宗本来就是站在韩琦这一边的，只是韩琦说出了皇帝的主张罢了。他找韩琦等人商量怎么处理。

欧阳修等表示：“御史们认为与我们势不两立，那陛下认为我们有罪，就留下御史；认为御史们不对，就留下我们好了。”

于是，反对称皇考的台谏官全部被贬黜出朝，“濮议”告一段落。

英宗摩拳擦掌，准备励精图治。其实，他除了刚登基时行为荒唐了些，其他时候都表现出了一定的政治才能，而且行事果断、雷厉风行，同时还是一个勤勉的皇帝。

一次，他询问欧阳修：“为何都说朝廷不能进贤任能呢？”

欧阳修回答：“人才能得到提拔任用的道路太窄了。”

英宗很惊讶：“中书推举过来的人才，不都有任用吗？”

欧阳修对英宗的行为马上做了肯定，表示他和韩琦、富弼等人有感皇恩，推荐的人才都是善于管理钱粮刑名的人才，而不是文学方面出众之士。

英宗顿有所悟，国家主要的选用人才的通道太过单一，局限于科举，而科举考试能不能出头依然离不开文学修养。他决定广招人才，之后韩琦等人又推举人来应聘馆阁职位，英宗都允许他们参加考试。在改革方面，英宗的作风远比仁宗大胆。

另一方面，司马光向英宗提议想要整理史书，表示历代史籍浩繁，学者难以遍览。英宗非常赞同。治平三年（1067），司马光把依照《史记》初步完成的八卷《通志》递呈英宗阅览，英宗给予赞赏，鼓励他继续努力，还允许司马光选聘助手，批准他将书局设置在国家级的图书馆崇文苑内，允许他阅览皇家藏书。

司马光主笔，与协修者刘恕、刘放、范祖禹三人，一起用时十九年，成书两百九十四卷，三百多万字，将中国十六个朝代，一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做了整理。成书时，在位的是英宗的儿子神宗，神宗给予此书极高评价“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资治通鉴》。

此时的英宗眼前一片光明，在外他正大展拳脚，准备在政治上有所建树，在内他还有一个坚定支持他的高皇后，夫妻二人恩爱和睦。

曹太后曾劝高皇后不要专宠，应当给皇帝立妃，开枝散叶。

高皇后狡黠地回答太后：“不是臣妾不想，是陛下不愿意，太后去与陛下商议吧。”

球踢到了英宗这边，英宗又是坦然又是自豪地问曹太后：“朕子嗣不多 吗？”

他所有的孩子都为高皇后所出，一共八个孩子，四子四女，凑成了四个好字。四个儿子除了一子早夭外，其他都健康好学、聪慧谦恭。

史书总说高皇后强势，所以英宗只有高皇后一人。但若英宗执意纳妃，高皇后再强势又什么用呢？毕竟宋朝的言官谏士也不是吃素的。

如此幸福美满的一家，又偏偏是天家，怎么看都称得上是千古佳话。要说唯一的遗憾，那便是英宗的身体一直不太好。

为免天子忽然驾崩，出现政治动荡，也鉴于先前仁宗立储的艰难，韩琦很早便提出立储。

这又遭到了曹太后反对，太后讽刺他：“韩相国野心不小哇。拥立英宗有功，还想拥立下一个，要成为两朝老臣哪。”

治平三年（1067）十一月，英宗再次“不豫”。他已经失语，但神志尚且清醒，仍坚持在病榻上处理国事。

韩琦知道帝国又一次面临君权交替的考验了，要求英宗的长子颍王赵顼不离开皇帝左右，赵顼回答说这是人子之责。

韩琦却说道：“不仅如此呀！”真是意味深长。

这一个思虑长远的政治家、大宋的忠臣，想到了曹太后当年想废英宗另立新帝的事，也想到了三年前提出立储时候，曹太后的坚决反对。韩琦是在担心，太后以及其他势力是不是会在这关键时刻有其他动作。

到了十二月，英宗病情加剧。

韩琦带几位重臣亲自到天子床榻边请示：“请陛下早立皇太子，以安众心。”然后，把纸笔递给英宗。

英宗随后亲笔写下“立大王为皇太子”七个字。

韩琦阅后，又说：“是颍王，烦圣上再亲笔书写。”

在传位遗诏上，字字关键。英宗明白，吃力地拿起笔，又添加了“颍王顼”三个字，一边写，一边泫然泪下。

韩琦随后把翰林学士张方平叫来起草遗诏。

出宫时，文彦博问韩琦：“你看到陛下流泪了吗？”

韩琦回道：“国事当如此，有何办法！”

次日，在早朝上，宣布了英宗立赵顼为皇太子的诏书。

半个月后，英宗驾崩，韩琦安排人去叫皇太子赵顼火速入宫即位。

这时候，有人发现英宗的手动了一下，在场之人都惊呆了，如若英宗没死，而这边皇太子正贸然即位，岂不是所有人包括皇太子都属大逆之罪。关键时刻，韩琦再次表现出了非比寻常的决断力，他曾自称“某平生仗孤忠以进，每遇大事，即以死自处”。

欧阳修曾也评价韩琦：“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

明代梦龙推崇韩琦的胆略，盛赞他胆色无二。

当下，在所有人都处于惊慌之中时，韩琦果断平静地说：“先帝复生，就是太上皇。”继续安排人去催促赵顼继位。

赵顼入宫后，百官参拜，顺利继位，是为宋神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