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粟的华野前线指挥部沟通上下联系的主要方式有三种，其中一种曾经导致一场著名的失利。

那这就是1946年8月7日的泗县战斗失利，山东野战军第8师和华中野战军第9纵队，向驻守在安徽省泗县的国民党第7军第172师发起进攻。由于主攻方向兵力不足，其他方向部队受暴雨所阻未能机动转用，经两昼夜激战，虽歼敌3000余人，但泗县城未能攻克，山东野战军亦伤7000余人。

而导致战斗失利的原因就是无线电通信。“前指以一台担任对中央军委的专向联络，并变频与晋冀鲁豫野战军联络；以二台变频分别与华中军区司令部、临沂后方司令部、第1纵、2纵、9纵、7师、8师、苏北第6军分区、鲁中军区及留在鲁南地区作战之第10师、滨海警备旅电台联络，并与第7师5旅建立越级联络；三台为战报台，并兼任机动台。战役中无线电指挥通信，上级与下级台，要求随叫随应，越级通信台采取定时约定联络，收发紧急电报采取全程预告，电台与机要部门间架通电话，以争取电报时效；另一部报话机设在陈、粟首长处，用以侦听敌情”。[1]

1946年6月内战爆发后，山东野战军前指通信科，由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司令部通信联络分局（以下简称通信局）副局长闻述尧负责。10月，闻述尧回临沂军区机关，通信局派倪士梁担任前指通信科长。1台队长由1区队副区队长王子仪兼任，2台队长平凡，报务主任王兴元（王辛伯），3台队长吕广杰，报务主任徐叶。机务室由通信局二科副科长张富根负责。[2]

由于当时解放军的无线电台少，一般不做话台使用，而无线电报需要收发、编解码等一套流程，对战场指挥而言时效性不强，另外，运动中的部队尚有电台架设等问题，都限制了无线电通信在战场指挥上的使用。

山野之前在泗县战斗中失利，通信联络方面就有惨痛的教训。由于有线通信不畅，指挥员主要靠无线电台指挥部队（这和战斗发起时宋时轮指挥所离前线较远亦有关系），[3]战后曾一度认为电台有问题，还查封了二台的报务日志，后查明责任出在宋时轮身上，才作罢。[4]

据前指二台报务主任平凡的回忆：“记得那日下午我刚下班，饭没吃就到河塘洗澡，下去就被几条蚂蝗咬上了。我正在打蚂蝗，104（按：当时宋时轮的代号）的警卫员赶来叫我说，首长叫你。我澡也未洗成，带着满腿泥，打着赤脚跑回电台。首长见我就说：你上机，马上有份电报给二师，发完就拆线出发。我上机后叫通了二师，发的电报也送来了。对方也说有急报，我报告了首长，他说：就说是我的命令，叫他收报。刚发完，对方给了收据，也报告了首长。我正准备抄对方电报时，首长命令撤线出发。后来才知道，就是这次104对电台监督只发报误了一个重要情报，导致泗城战斗的失利。战争环境容不得半点马虎与粗心。好在那天毛立民在旁，电台报务日志记得很详细，不仅月、日、时、分、电报号数、字数记得清清楚楚，而且也记了104站在我背后所发的指令。

泗城战斗失利后，陈毅司令员赶来前方，组织进行一周的检查，并召集三科、机要科、电台人员了解情况，最后结论是电台无责任，而是硬要电台只发报，不收报所致”。

由此也暴露出仅依靠无线电台指挥作战的弊端。

[1] 斯简：《新四军通信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80页。

[2] 李临川、张起信、蒋熙奎：“从津浦前线指挥部到山野前指的通信工作简要情况”，《新四军、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通信兵史料回忆选编（第五辑）》，南京军区司令部通信兵史编写组，1990年。第94-95页。

[3] 张起信：“宿北、鲁南战役通信联络组织情况的回忆”，《新四军、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通信兵史料回忆选编（第五辑）》，南京军区司令部通信兵史编写组，1990年。第108页。

[4]参见平凡：“我从事通信工作的经历”，《新四军、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通信兵史料回忆选编（第四辑）》，南京军区司令部通信兵史编写组，1989年。第89-90页。笔者按：此处需要指出的是，当情况紧急指挥机关要出发时，只发报、不收报是符合一般作战通讯原则的。

本文作者 ：严可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