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慈禧老太后的这一“名言”使得中华大地陷入了难以挣脱的泥泞，屡战屡败的清廷更是使得我们陷入了百余年的窘困。

在清王朝的末期，低迷笼罩着这个王朝，内忧外患导致的无休止的争斗使得“雄狮”疲于奔命，士兵素质低下、官吏无能胡为、百姓愚昧，而失败自然要承担难以承受的“痛”，赔款无疑是此中的一大问题。

在原本就落后的农业经济下，财政上的出不抵入可谓可怜，那么又拿什么偿还赔款呢？

清末最后一位统治者应当说是慈禧老太后，期间的权势可谓掌握在手，而诺大的百姓群体则成了剥削的对象，死活安定根本无关紧要。清廷与列强的争斗多是败北，赔款便成了一大负担，而这实际却落到了百姓头上，使得原本就困苦的生活雪上加霜。

就20世纪初的庚子赔款来说，作为《辛丑条约》的十二项之一，其中就规定了骇人听闻的45000万海关两赔款。

清廷自然不敢赖账，但列强明显还希冀讹诈一笔，因此又指定了海关、常关、盐政这三项作为赔款的担保财源，可谓是把握住了清廷的命脉，也就难怪认为清廷是列强的看门人。

辛丑条约签订以前，清廷每年的收入也不过八九千万两，而支付却达到了一亿出头，显然这是亏欠了的，此后的庚子赔款则使得每年又添了两千余万两，这笔钱银最终落在谁家头上也就不言而喻了。

（慈禧老太后以及满朝文武可没有贡献自家的可敬想法）

事实上，无论这么搜刮，清廷一时间也拿不出这么庞大的数目来，清廷自身了然，列强也了然，唯一不大清楚的百姓却成了剥削的对象。这45000万海关两被“慷慨”地分为了39年（1902-1940）还清，只不过需要4厘的利息，也就是说实际高达982238150海关两。

但，金涨银落，而列强显然狼子野心，不可能落下半点亏损，因此又强迫了清廷以金价折算，就这样每年再次讹去了数百万两。事实上，列强的花花肠子还多着呢，如教案赔款便又是一项，而清廷则统统准诺了。

那么，这么一大笔赔款清廷又是如何剥削的呢？

慈禧老太后，在朝堂上总会扮演无奈，仿佛议案是大臣们提出来而自己只能无奈承诺，然而事实上这不过是一道程序罢了，所被允许的也不过是顺着“老佛爷”的旨意，最终难处便落到了底层，小农家庭成了率先破产的一大群体。

彼时，为了筹齐清廷摊派在各省的赔款，官吏们可谓无所不用其极，裁减军费、俸禄，开办房捐、粮捐和盐斤加价、茶糖烟酒加厘等，这是一笔高达1880万的负担，年年如是。

田赋一直以来就是大款，同时也是关乎百姓的“大方向”，而征收的也一般是银两，这无疑又是一笔负担。要知道，银两并非影视剧中经常使用的，在平头百姓生活用度上更多是铜钱，交收田赋时铜钱转银两便有了折价这一手续，而折价却由官家任意定夺，可想而知此间的苦。

而在彼时银价不断下跌的趋势下，清廷为了维护自身，实现所谓的“有增赋之实，而无加赋之名”，恢复了此前铜钱折银的高价，少则补多亦不退，如此说来样样都偏向了清廷而苦了百姓。至于说，巧立名目自然是通常路数，其间的复杂难以言尽，但总归汇成了一个“吃人”，山穷水尽无过于此。

此外，清廷也了然地方官的“难处”，为此明确表示“因时制宜，量为变通，并准就地设法，另行筹措”，这便是直接了然地明示了，没有就去抢，对象也不言而喻是底层大众。

然而这些依旧不能缓解清廷财政的危机，老百姓虽说按时缴纳，但地主们却能够悄咪咪地隐瞒实际，一面吃香喝辣一面叹息着“国破家亡”。

正儿八经的，清廷没有，但歪门邪道却是一套接一套，剥削不过是一项。

清廷为此向外国银行借款，列强自然知晓清廷的虚弱，钱银进账只是小事，被迫抵押的各类矿产资源才是大头，真可谓“崽卖爷田不心疼”。

此外，在屠夫的眼中，养肥的羔羊总是待宰的，有一批不大亲近的官吏商绅便成了肥羊，慈禧逼迫大臣捐款甚至是动辄抄家的情况也不在少数。

1901年慈禧太后以光绪的名义发布了《罪己诏》，“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一面成了列强的帮凶，一面则收割着大众。

也正是如此，虽说清廷此后一赔款就动辄上亿但慈禧却“无所畏惧”的缘故，毕竟受累的并非她，而慈禧轻易承诺的背后却是毁去了整个希望。

慈禧想象中的简单成了大众难以愈合的创伤，因为想当然地“简单”，所以慈禧依旧如故。就其庚子西狩也就是逃跑的那段时日以后，慈禧我行我素，日用达4万金，上行下效又如何还有希望？

所谓的“简单”，不过是不管不顾的上嘴唇搭下嘴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