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明朝时期，登莱巡抚在对朝外交关系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明天启年间朝鲜发生的“仁祖反正”及紧随其后的“仁祖请封”事件，对当时的中朝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此事件中，新设不久的登抚首次参与处理涉朝事务，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并由此正式确立了其在涉朝事务中的重要地位。明天启元年，明朝与后金作战接连失利，重镇沈阳、辽阳相继丢失。

一、登抚涉朝事权的确立

面对危局，明廷采纳时任辽东经略熊廷弼之“三方布置”策略，于山东登、莱地区设立登莱巡抚一职，驻登州以应对后金海上威胁。

登抚设立后，属国朝鲜也被明朝纳入“三方布置”战略中来。与此同时由于辽东失陷，明、朝双方陆路联系断绝。

明廷遂“改朝鲜贡道，自海至登州，直达京师”，而朝鲜贡道正位于登抚防区内，往来使臣便也由登抚负责接待。

天启三年、朝鲜光海君十五年三月十三日，朝鲜绫阳君李倧趁国王光海君患病之机，发动宫廷政变，废黜光海君，自立为新王，史称“仁祖反正”。

政变后，李倧一面向明朝通报情况，一面派遣使臣前往明朝为自己请封。李倧上位之初便积极结好明将毛文龙，并通过其将政变消息转呈登莱巡抚袁可立。

登抚袁可立接到朝鲜政变消息之后第一时间转达明廷，其在奏疏中以“篡逆”来对待这场属国政变，并建议朝廷可令李倧暂时避位，不能直接册封其为正式的国王。

袁可立之所以如此表态，除对李倧废主自立的愤慨外，还通过麾下“往来员役”掌握了另外一条情报，即朝鲜政变似乎和日本方面亦有所关联。

属国出现“倭情”已事关明朝自身海疆安危，更何况是在明朝欲联合朝鲜共同对付后金的关键时刻，故而引起登莱巡抚袁可立的高度警惕。

之后朝鲜请封使团途径登州，得到登抚的召见，会见中登抚袁可立进一步了解了朝鲜政变的详细情况，并确认了光海君并未在政变中被杀。

因此袁可立对待此次朝鲜请封的态度也开始有所缓和。登抚题本引起明廷高度重视，朝鲜使团到达京师后，内阁叶向高等人对朝鲜使臣当面询问是否有“倭兵”参与此次政变。

内阁此举显然是采信了登抚关于李倧涉嫌通倭的说法。登抚所提供的政变情报直接影响了明廷官员对于此次政变性质的认定，以叶向高为首的内阁决定先行查明朝鲜政变原委。

在行查一事上，礼部认为“登莱巡抚建牙海上，体统严重，声息易通”，故而建议由登抚负责此次针对属国的行查。

礼部的建议得到了皇帝首肯，登抚也借此机会正式取得了参与处理涉朝事务的权力。李倧在政变之初欲通过助兵明朝，以减少请封之阻力，因而朝鲜有助兵明朝之说。

朝鲜的这一做法博得了登抚袁可立的好感，其建议明廷应趁机令朝鲜助兵。

登抚这一主张很快得到了明廷的认可，时任兵部尚书赵彦便建议朝廷通过登抚宣谕朝鲜助兵。但慑于后金军事威胁，朝鲜只选择给予东江镇以物资援助。

当明朝行查朝鲜时，另一支朝鲜使团途径登州拜见了登抚袁可立，会见中使臣当面向登抚表达了朝鲜上下愿与明朝同仇敌忾的决心。

身处前线的登抚更看重来自朝鲜的军事支持，朝鲜此举无疑改善了登抚对此次政变的看法。

袁可立认为朝鲜若能助兵讨伐后金，便可“录其功，贷其前辜”，这一建议得到了明廷的首肯，“时以为得策，诏许之”。

于是袁可立在接到朝鲜国内保结之时，虽暂未接到官员的正式回禀，仍将保结移咨礼部为朝鲜助封。登抚态度的转变，推动了朝鲜仁祖请封的进程。

天启三年闰十月十九日，朝鲜国内保结送达京师，使臣赴礼部请封。但礼部以未接到登抚的正式题本为由加以拒绝。

在未取得登抚题本的情况下，礼部屡次拒绝使团请封的要求，使臣意识到请封能否成功，登抚的态度至关重要。

于是使臣紧急派人前往登州，恳乞登抚上请封题本，以“冀得请封阶梯”。同时继续在礼部周旋，但礼部尚书坚持等待登抚题本拒绝提前上奏。

使臣无奈只好继续奔波于内阁与礼部，最后礼部尚书指示使臣“登抚题本未到，本部难于上请，陪臣奏本，无前例，当以你本中事理，具举于本部题内，请裁可矣”。

在无登抚题本的情况下，由礼部尚书代为转奏请封：登莱抚臣揭送彼国公结十二通，皆称珲为悖逆倧为恭顺，此为危急之秋，伏乞先颁勑谕一道登莱抚臣。

差官同陪臣至彼锡以朝鲜国王名号，得旨：李倧，准封朝鲜国王，著登莱巡抚官差官同陪臣赍赐。

由礼部的奏本内容可以看出，朝鲜是在明廷收到由登抚转呈的国内保结为前提的情况下取得明朝允封。

在为朝鲜请封的问题上，作为行查主事官的登抚，其题本是请封流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礼部上本请封是于“急在边疆”的情况下变通之举，而登抚在未得到行查官员正式回报的情况下，将朝鲜公结送至礼部，也间接地表明了对朝鲜请封的支持。

之后使臣便取得了登抚的正式题本，此时登抚是在未接到查官正式回禀的情况下，写就题本为朝鲜请封，表明登抚袁可立赞成册封朝鲜的态度。

天启四年四月，登抚袁可立接到查官回禀便奏报朝廷，请朝廷遣使册封朝鲜，奏本上时袁可立已经卸任登抚，后明朝于天启五年六月正式册封李倧为朝鲜国王。

至此得到明朝承认的李倧终于成了朝鲜“名正言顺”的国王。

明朝实施“三方布置”之初，朝鲜虽被纳入其中，但主政的光海君对明朝的要求多有推诿，并未真正起到对后金的牵制作用，经过“仁祖请封”一事。

取得明朝册封的仁祖李倧开始对明朝提供一些实际性的军事援助，在“三方布置”战略中开始发挥实际效用。

明廷关于仁祖名分的讨论并非是“明廷一些官员对朝鲜当时所处战略地位缺乏足够的认识”。

恰恰相反，登抚袁可立先是主张“声罪致讨”，后“又疏请行权怀远，谓奴方欲西寇，当令倧犄角用命，戮力殄扫，以盖前衍”。

表明以登抚袁可立为代表的封疆诸臣，非常重视朝鲜的战略地位，这场名分之争更像是一种策略，通过恩威并施，争取朝鲜更多的军事援助。

“仁祖请封”事件是登抚设立后第一次参与处理涉朝事务，在双方交涉过程中，明朝确立、维护了新设登抚的权威，朝鲜也认识到登抚不仅负有例行接待朝鲜使团之责。

更重要的是明廷出台对朝决策，登抚也参与其中并发挥着重要作用。天启四年到明朝请求正式封典的朝鲜使团，在登州逗留近二十日，必欲取得登抚的助封题本。

他们以上任登抚袁可立已上题本为例，请求新抚武之望也一并上本，为求得登抚题本，使团甚至不惜贿赂登抚左右官员。

之后为应对毛文龙部的侵扰，朝鲜又私下向登抚求助，这都反映出朝鲜方面已经认识到登抚在明朝处理宗藩事宜中的重要作用。

二、登抚处理涉朝事务的常态

中朝双方在经过“仁祖请封”一事后，彼此都确认了登抚在宗藩关系中的重要地位。

朝鲜君臣在对明外交中开始主动利用登抚的力量，以谋求更多的政治利益，登抚也积极地对朝鲜施加影响。在双方的互动中，发生了朝鲜“携贰辨诬”事件。

天启四年明廷任命武之望为新任登抚，武之望继任登抚后，随着东江实力的壮大，登抚与东江的矛盾逐渐凸显出来，并最终发展成“抚镇不和”。

毛文龙在东江日久，因辽民安置等问题对朝鲜的需索渐繁，朝鲜不能支应，引起毛文龙很大不满。朝鲜将这一情况私下转达登抚，而其时恰逢登抚与东江不和。

登抚便利用朝鲜的不满来弹劾毛文龙，朝鲜也因此卷入了抚镇之间的纷争。天启五年十二月，毛文龙奏报“李适、韩明琏等起兵昌城，直奔王京。臣知，统兵蹑其后，遂尔被擒”。

并称“有左议政府尹义立者，约为内应，入贡天朝，谋宝玩以献”，进而攻击朝鲜有“携贰”之虞。登抚武之望与之针锋相对，称对毛文龙的奏报“未敢信焉”。

进而劾奏毛文龙威逼属国之状，并言是“差官石玄中及东来各官，面对职言，非风闻也”。登抚认为毛文龙有道听途说之嫌，而东江对朝鲜侵扰的情报则来自差官和东来诸官。

对于贡使为内应一事，登抚认为不能轻信，“信之则益重鲜人之疑，不信则恐贻后来之患”，朝廷如若处置不慎便会影响到与属国的关系。

为海上大局计，登抚认为此事应核查，否则一旦和属国互生嫌隙，将会对“三方布置”策略的实施产生不利影响。

登抚的奏报引起皇帝的重视，“得旨：这本内事情该部亟行酌议，限三日内具奏，封疆多事，武之望宜悉心料理，以后事关封疆即遇禁封，也着不时奏进”。

兵部随即据登抚所奏以“海外情形微变，属邦携贰可虞等事”呈报皇帝，经查贡使内应一事确系毛文龙虚报。

关于属国一事，明廷认为当下抚镇不和，而东江和属国也不协，如此则海外局势堪忧，因此在强调“登莱巡抚务与江东同心共济”的同时，亦令登抚移咨朝鲜核查。

之后武之望离职，李嵩继为新任登抚，天启六年一月底明廷催促李嵩“即速到任，不得过家以误封疆”，核查一事便由新抚李嵩负责。消息很快传到朝鲜，引起朝鲜君臣的震动。

备边司在给仁祖的报告中“颇致疑于毛将所为”，并建议仁祖在避免进一步开罪毛文龙的情况下，对抚院咨文“善为措辞，撰出奏文，附诸谢恩使之行，而该院一体移咨宜当”。

明朝曾于天启五年十月遣姜曰广等人宣谕朝鲜，仁祖遂决定当面向诏使辨诬。天启六年六月，姜曰广一行到达朝鲜。

在宣诏完毕后，仁祖便当面向诏使禀告被诬一事：上仍曰：“顷见兵部咨文，有‘属国携贰’等语。小邦君臣，日夜惶惧。”

使曰：“宁有携贰之事乎？文臣则必不如此，而以武臣之故至此耳，俺等还朝，当陈达于皇上耳。”诏使回答此次状告朝鲜“携贰”之事系武臣所为，印证了备边司的猜测。

对于文官主政的明朝而言，此事由武臣而起，这也就意味着明廷对这一事情的看法并没有朝鲜君臣想象的那么严重。

之后朝鲜大臣又呈文于诏使陈辩“属国携贰，情形微变等语，实涉至冤极痛”。

三、朝鲜对明廷的解释

朝鲜的援助对东江而言极为重要，但姜曰广却发现毛文龙对朝鲜的需索与侵扰已经引起了朝鲜君臣强烈不满，在回程时告诫毛文龙不可对属国逼迫太甚。

“将军以孤军独立，所赖朝鲜声援，而时以乏食之故，悉索于鲜，万一鲜隙二心，将军无容足之地矣”。

在诏使回程后，仁祖立即遣使明朝，使团携来国王奏疏，疏中针对李适叛乱、贡使内应等问题，向明廷进行了详细的解释。

朝鲜称李适叛乱是朝鲜自己所平定，而尹立义，则既非贡使也未叛国，只因得罪过毛文龙而被免职，因而毛文龙所说“都无事实”。

明廷知悉毛文龙与朝鲜君臣不和的情况，故而在给朝鲜的回复中并未谈及毛文龙诬陷朝鲜一事。

“朝鲜陪臣辨雪该国携贰通奴甚晰，该国君臣毋自猜阻，尚其益坚，乃心戮力同仇，以明无他”。只是勉励朝鲜用行动来证明对明朝的忠贞。

之后使团呈文礼兵二部，言及朝鲜和毛文龙不和的情况，并极言朝鲜至诚事大却又被诬之惨的情形。针对毛文龙“携贰之说、导虏之言”。

使团称：“小邦至诚事大，如子事父，宁以国毙，不与虏通，顷年小邦不幸，伦纪昏乱，奸臣主和虏之谋。寡小君昭敬王妃奏请废置，尽诛奸党，毛镇之所以为此者，殊不可知也，一曰携贰，二曰导奴，不知此后，更有何言！”

使臣称朝鲜和后金联系的情况是发生在光海君主政期间，反正时已经“尽诛奸党”，因而毛文龙所谓的“携贰、导奴”俱是“罔极之言”，不足为信。而登抚更为关心朝鲜是否“通倭”的问题。

登抚担心朝鲜“与倭为邻，傥贡使之来有奸人杂之，何能辨其真伪？”建议明廷对贡使严查，“谨其出入”，同时再一次提及朝鲜通倭的问题。

在登抚看来，如若二者联合，“则徐可北联夷、南通倭，舟楫帆樯倭所惯习，载奴以来，海上之事将大有可虑者”。

面对登抚的质疑，使臣不得不痛加呈辩，言战争期间日本“陷我八路，覆我三都，夷先君二墓，掳国王两子。此小邦百世不可忘之深仇也”。

而对于“通倭”一事，使臣则称：“小邦虽僻在海外，而久沐东渐之化，岂忍与异类忘仇结亲，以辱其祖先，以羞其臣民，以贻丑于天下后世也！”

使臣的呈辩打消了登抚的疑虑。由此可以看出，在明、朝交涉的过程中，日本扮演了一个“不在场的在场者”角色。

折射出壬辰战争之后，在东北亚这一场域中，中、日、朝三国复杂的关系。天启七年，当使团正在明朝辨诬之际，登抚接到了后金南侵朝鲜的情报。

登抚上奏朝廷属国被兵情形，并言朝鲜并未力屈投降，而是“誓与毛帅同心守土，地方安堵无恙”。

此时关于朝鲜“携贰、导奴”的说法，因登抚的奏报而不攻自破，朝鲜辨诬活动也告一段落。兵部接到登抚题本后，建议宁抚会同登抚一起出兵。

皇帝即传旨宁抚，“乘奴远掠巢虚之时，挑选关宁精锐，择智勇之将，轻兵直捣，以牵奴后而纾属国之急”。但后金攻势凌厉，朝鲜力不能敌。

仁祖“不得已奉庙社主，乃于正月晦日，迁入江华岛中”，困守孤岛的朝鲜向登抚紧急求援。

“专差赍咨官副护军黄珀，将被兵等项，略具一咨，从江华海路，飞报登州军门，以冀转奏援救”。获悉朝鲜君臣被困海岛的消息，登抚迅即做出反应，再次出兵。

登抚反应积极，倾力支援朝鲜，经过次第调发，登莱水师可谓倾城而出，以致登州本地兵力空虚，不得不调莱州兵到登州协防，登抚出兵东援力度之大可见一斑。

使团在听闻朝鲜被兵后，呈文登抚恳请发兵。朝鲜辨诬因登抚题本而起，亦因登抚批复而结束。明廷早已通过登抚了解到东江与朝鲜之间的不和。

因而毛文龙对朝鲜的屡次攻讦，并未引起明廷很大的震动。而当毛文龙移揭登抚以“携贰、导奴”的罪名攻击朝鲜时，“抚台以此题本，兵部覆题，奉圣旨令本国核其虚实”。

因登抚的题本明廷遂决定移咨朝鲜进行查问。登抚的题本引起了明、朝双方的重视，“椵岛帅毛文龙构诬我国，至以交通北虏、合势袭岛等语，播告军门，事将不测”。

朝鲜也因此不得不遣使辩诬。在出师救援朝鲜一事中，登抚代表明廷还朝鲜被诬之清白的同时，积极筹划东援事宜，面对朝鲜被兵登抚反应迅速。

不仅将朝鲜战况及时传达明廷，而且积极调兵遣将并力东援。登抚从应对朝鲜辨诬继而出师东援，可视为作为明朝战略支点的登抚日常处理涉朝事务之常态。

朝鲜也进一步意识到在明朝处理宗藩事务中，登抚成为可以争取的重要助力。

结语

因而朝鲜在对明外交以及应付毛文龙时，便开始积极地向登抚求助，试图通过借助登抚的力量缓解来自东江的压力，以改变自己的弱势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