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初年，对中国边境最具有威胁的是北方的东突厥。唐高祖李渊起兵时，为防止突厥从背后进攻而采取了对其称臣的策略。高祖称帝后，突厥不断侵扰北方边境。贞观初，颉利可汗甚至率劲旅进犯长安，太宗亲征于渭水，突厥方才退兵。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突厥内部矛盾重重，加之天灾影响，昔日强大的突厥出现乱象，唐太宗抓住机会，派李靖、李世绩、柴绍、薛万彻等率兵10万，分道进击。贞观四年，大破东突厥，并将颉利可汗生擒活捉，押解长安，东突厥灭亡。

原来臣属于突厥的西北诸蕃都归顺唐王朝，他们请求太宗上尊号为“天河汗”。唐王朝从此建立了对四夷的统治。

东突厥灭亡后，薛延陀的势力强盛起来，威胁唐朝北方边境，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唐太宗派大军击破薛延陀部，前后斩首五千余级，俘虏男女三万余人。原属薛延陀的铁勒回纥、拔野古、同罗、跌结等十一姓部落请求归顺唐朝，自称为“唐民”，并请太宗称“天可汗”。

历史上唐太宗两次被北方少数民族部落称为“天可汗”，这个称呼是他们对唐太宗的尊称。之所以能得到这个殊荣，是唐太宗开明的民族思想得到了各族的尊重。

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曾与臣下总结治理天下的经验教训，他认为历代帝王虽能平定中原，但却不能令夷狄归服，原因就在于，“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这不是空话，而是实情。在一次战役中，有位突厥将领受伤后，仍坚持杀敌，伤口感染化脓，唐太宗亲自为他吮吸瘀血，这位将领和其他士兵都深为感动。

唐太宗始终认为“胡越中华是一家”，在这种开民的民族思想指导下，他通过和亲等方式与各少数民族维持友好关系。

如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唐太宗将妹妹弘化公主，嫁给吐谷浑首领；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又将文成公主，嫁给吐蕃首领松赞干布。

贞观十六年，薛延陀求婚于唐朝，唐太宗对大臣说：北狄世代为寇，威胁边境，我认为有两个办法，可平息威胁。其一，派10万大军出击消灭它，另一个办法就是满足其请求，与其结为姻亲之好，这样可以至少保证边疆30年的安宁。我为天下苍生的父母，如果可有利于百姓，我岂爱惜一女？“

于是，他答应将新兴公主下嫁给薛延陀首领。

而东突厥灭亡后，如何处理十余万降者，是摆在太宗面前的大事。唐太宗采取将其部落置于黄河南岸朔方之地的办法，在东起幽州（今北京），西至灵州（今宁夏灵武）的广阔区域，设置四州都督府管辖突厥人，允许他们仍然保留原有的部落组织与风俗习惯，并由突厥首领担任刺史、都督，管理州府内部事务，职务还可以世袭。在承认唐中央政府统治的前提下，刺史、都督可以对州府内部事务实行自治管理，具有较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权，而唐王朝不向这里的民众征收任何赋税。

最为突出的一点是，在唐太宗的朝堂上，少数民族将领占朝廷官员的一半，而突厥等族居长安者数万家，被编入中国户籍者，100多万口。

唐太宗提倡的开明民族思想，以及相应的各种民族政策，赢得了各族的拥戴。他主张“王者视四海如一家”，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天可汗”，得到各族民众的爱戴，四夷大小君长争相派人入朝，在道路上络绎不绝，每年的正月初一元日朝贺，人数都多达数千人。

唐太宗死后，据《新唐书》、《旧唐书》记载，各族首领按照本民族的习俗，纷纷剪发、剃须、割耳、嫠面，有的甚至要杀身以殡葬。

可以说，唐太宗李世民，在生前得到各族的拥护，身后也被各族长久地怀念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