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在位后期，在表面上繁华盛世的背后，潜藏着严重的统治危机。表现在政治上是卖官鬻爵、贪污腐败现象愈演愈烈，“货赂公行，莫之能禁。外则监司守令，内则公卿大夫，托公徇私，诛求百姓，公然窃取，略无畏惮”。

另一方面，由于宋徽宗君臣对奢侈生活的追求和好大喜功的性格，启动了大规模的园林宫殿和宫观建设，再加上对常年的西北用兵等军事活动，导致国库空虚。

一、战乱不断，朝局动荡

“宣和四年既开北边，度支异常，于是内外大匮，上心不乐”。为应对财政危机，王黼等人加强了对民脂民膏的搜刮，使得百姓苦不堪言，社会矛盾激化，民变暴动不断。

就在宋徽宗君臣仍纵情声色、沉浸在歌舞升平的迷梦之时，女真人在东北地区悄然崛起，建立金国，并迅速灭亡了曾经强盛一时的契丹辽国。

宣和七年十月，挟战胜之威的女真铁骑挥师南下攻宋，东西两路金军迅速推进到中山府和太原，宋朝将领郭药师战败降金。

十二月，消息传到开封，北宋朝野为之震动。宋徽宗匆匆禅位给太子赵桓后，自称道君皇帝，借口烧香仓皇离开京师逃往江南。

宋钦宗赵恒即位后，宣布次年改元靖康。然而宋钦宗尚未来得及举行登基大典，金军已经兵临开封城下。

最终，宋廷被迫以“犒师之物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绢、彩各一千万匹；马、驼、骡、驴之属各以万计；尊其国主为伯父；凡燕、云之人在汉者悉以归之；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之地。又以亲王、宰相为质”的条件议和，金军撤离开封。

金军退师以后，刚刚获得一丝喘息之机的宋钦宗君臣，不思上下一心，精诚团结，整顿朝纲，加强军备，反而是“朝廷日罢兵，如太平无事之时”。

靖康二年二月，再度南犯的金军攻破开封城，俘宋徽宗、宋钦宗，立张邦昌为楚国皇帝，北宋灭亡。随后，东、西两路金军先后挟持徽、钦二帝及后妃、宗室及朝臣三千余人北上。

不久，宋徽宗子嗣中唯一幸免于难的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登基称帝，史称宋高宗。随着宋室的南渡，流寓江南的北方士人与土著的南方士人之间展开了新一轮的接触，并产生了新的矛盾、冲突和斗争。

日本学者山内正博氏甚至将南宋政治史视为“以军力为后盾，自北方移入的皇帝一族以及加入他们的新地主层，和自北宋以来，受传统支持，原居于南方的地主层之间的对立、妥协和抗争”。

换言之，他将南宋政治史的架构设定为北方移居之地主、官僚和江南土著地主、官僚的抗争上。这一看法虽失之于暧昧、笼统，但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南宋时期，尤其是南宋初期南北士人冲突斗争之激烈。

如绍兴七年正月，韩肖胄向宋高宗汇报政务情况时，说道：“江北士民流离失所，江南士民多忌而恶之，若无所容者。”

可见，南渡士民与当地民众的相处多有嫌隙。业师程民生先生指出，在灾难的驱使下，南北文化又一次被迫进行最大限度的交流，不可避免的产生矛盾。

尤其是南方居民一下子难以适应如此众多的北方移民，不同程度地有排斥情绪。双方之间既有文化冲突，更有政治、经济上的种种利益冲突。

二、宋室南渡，南北士人分歧加重

从政治角度来说，宋室南渡后的南北士人在内外政策上均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一般而言，流寓江南的北方士人往往主张坚决抵抗金朝，以恢复中原；而江南的土著士人通常倾向于与金议和，保境安民。

建炎四年十月，秦桧归宋，他在朝见宋高宗之初，就献上了议和之策：“如欲天下无事，须是南自南，北自北。”这一建议正中宋高宗下怀，没过几个月就将其拜为参知政事。

秦桧崛起后，很快与在“明受之变”中得势的吕颐浩产生矛盾，两人的权力斗争既有战与和的分歧，也包含着南北士人间的冲突。

吕颐浩是京东路沧州乐陵人，其为相后“多引用山东之人”；秦桧则是江南东路江宁府人，他为了对抗吕颐浩，大力援引胡安国、林待聘等东南“知名之士为助，欲倾颐浩而专朝权”。

然而，作为政坛老将的吕颐浩毕竟棋高一着，他一方面接受席益的建议，指责秦桧、胡安国等人结成朋党；另一方面推荐朱胜非、谢克家、綦崇礼等北方士人入朝作为援手。

终于，在绍兴二年八月的一次入对中，吕颐浩阵营的綦崇礼借机将秦桧“南自南，北自北”的讲和政策，解释为“南人归南，北人归北”，也就是“以河北人还金虏，中原人还刘豫”。

由此引发了宋高宗“朕北人，将安归”的不安，秦桧遂被罢相，吕颐浩取得胜利。

然而，吕颐浩虽是北方士人，但其为政“喜用材吏，以其多出（蔡）京、（王）黼之门”，多用财政和实务官僚。

因此他不仅不受朝中代表朝中北方士人正宗势力的元祐系官僚（元祐旧党臣僚的子孙）的待见，还被严酷批评为“循蔡京、王黼故辙，重立茶盐法，专为谋利”，其行为与备受蔡京等人压制的元祐系官僚自是截然不同。

至于当时元祐系官僚的核心人物，则是河东路解州闻喜县人赵鼎。他既是邵伯温的门人，又私淑司马光，且尊崇洛学，是南宋初年洛学派的政治领袖。赵鼎拜相后大力起用道学型人才，“朝士翕然向之，时有言，今托称伊川门人者却皆进用”。

元祐系士人由此多被援引，故其执政期间被称为“小元祐”。这些元祐系士人以赵鼎为领袖形成了赵鼎集团，一度成为当时最大的政治势力。

寺地遵先生研究指出，赵鼎集团的内部成员由华北—中原—两淮一带的流寓士人、部分南方士人和杨时等学究型士人三大系列组成，其中，以华北—中原—两淮的流寓士人为其核心。

赵鼎对外政策方面主张对北方采取积极路线，首先是稳固根本，保住长江防线，“于今之时，为国之计，将如之何，特以长江以保宗社而已”；然后在此基础上鼓舞士气，从而达到经营两淮，以及恢复中原的目的，“苟能作新士气，恢张国威，不特防江，可以防淮；不特防淮，可以长驱深入，收复两河不难矣”。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赵鼎集团的成员构成和政治主张均代表流寓江南的朝中北方士人的利益。

南宋政权既以江南为基本地域，势必逐渐向江南地方化。出于政治上的打算，南宋政权必然要拉拢江南一带的士人阶层，笼络江南舆论。

尤其当宋高宗和秦桧以议和作为国是后，主战的赵鼎集团就成为议和最大的阻力。为争取江南士人赞同和议，以及使南宋政权和江南地区达成一体化，秦桧意图起用江南士人层中的知名之士，利用其声望来度过政治危机。

而他最终选择的对象，是被称为江南名士之首的吏部尚书、两浙东路越州上虞人李光。

李心传对此记载道：秦桧与光初不相知，特以和议初成，将揭榜，欲藉光名以镇压耳。上意亦不欲用光，桧言：“光有人望，若同押榜，浮议自息。”上乃许之。

经过秦桧的一番利诱，被选中的李光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在朝见宋高宗时，“对陈和议之事”，就这样被拜为参知政事。

另一方面，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李光可以算是朝中南方士人，尤其是江南系士人的代表，代表了江南士人的普遍利益。

因此，对于李光擢升参政之事，江南士人抱有巨大的期待，并寄予厚望：会稽杨元光，作而喜而曰：“吾乡先生得位，必将尽行平日之言，上副吾君倚注之重，下以慰中外搢绅之望矣。”

作为江南士人的杨元光在听闻李光被擢用为参知政事后，高兴地提到后者“必将尽行平日之言”。那么，李光平日之言到底指什么呢？李光任礼部尚书时曾上言：“伏睹陛下驻跸东南，江浙实为根本之地。

自兵兴以来，科须百出，民力将殚，理应优恤。”从种种情况来看，这一言论当即前引文提到的李光“平日之言”，故杨元光话中的“中外搢绅”显然指的是江南士人，而作为江南士人代表的李光也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

李光同意秦桧议和的原因正是“可因和而为自治之计”，即休战可以给江南地区带来休养生息，重建被战争掠夺的地方财政，减轻江南赋课。

双方各取所需，联起手来对付赵鼎集团，很快迫使赵鼎辞职，赵鼎集团官僚也全面败退。

绍兴末年，一批像陆游这样忧心国事的有识之士，注意到南方地区民众在风俗习性方面的缺陷和弱点：“且吴、蜀、闽、楚之俗，其浑厚劲朴，固已不及中原矣。

若夫日趋于拘窘怯薄之域，臣实惧国势之寝弱也。”他们针对朝廷中重南轻北的现象，纷纷上疏要求选用西北人材。

总结

在这些言论的刺激下，立志于恢复大业的宋孝宗即位后，大力“收用西北人材”，“奖用西北之士”，从而试图达到重振雄风、恢复祖宗基业的目的。

然而，诚如辛弃疾后来所指出的那样：“朝廷规恢远略，求西北之士，谋西北之事，西北之士固未用事也，东南之士必有悻然不乐者矣。

缓急则南北之士必大相为斗，南北之士斗，其势然也。”隆兴和议签订以后，宋金对峙已成定局，但遗留下来的南北人问题始终是南宋时代的政治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