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北宋·汪洙·《神童诗》

汪洙九岁时便可赋诗，被称之为“神童”，其父汪元吉则曾得到过王安石的赏识，从而被推荐给了时任转运史，负责了明州府司法参军的事务。不过汪洙在科举路上走得并不是很顺，一直到元符三年（1100年）才取得进士。

众所周知，在古时候，重视门第，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选官制度——九品中正制，虽说是由特定官员，按出身、品德等考核人才，但实际操作往往有出入，出身成了为官的主要因素，并且门第婚成了南北朝时期在士族门阀中盛行的婚姻习俗。

科举便是在这样的历史前提下应运而生，诞生了“寒门贵子”这个词，平民百姓阶层也有了上升的机会。科举真正成型则是在唐朝，唐朝开国皇帝李渊于621年诏令“诸州学士及早有明经及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里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复，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随物入贡”。

唐朝科举不分世庶，向全社会开放，寒门贫士通过科举走上仕途，并且官至宰相，也大有人在。武举则是出现于702年，彼时是女皇武则天当政，而应武举的考生是来源于乡贡；唐玄宗时，诗赋成了进士科主要的内容。

而北宋既沿用了前朝的科举制度，也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了重大的改变，如唐代科举考试有两级，宋初承袭其制，但宋代进士分为三等：一等称进士及第；二等称进士出身；三等赐同进士出身。

1015年，北宋的皇帝宋真宗设置誊录院，便是派专人抄录殿试的卷子，以防止阅卷官识别出考生的字迹。众所周知，北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对读书人是非常尊敬的，并且定下了“不杀士大夫”的规矩，在宋神宗年间，北宋著名的文人苏轼便身陷乌台诗案，险些性命不保，最终便是因赵匡胤的规定而保住了一条性命。

虽然到了明清两朝，抨击科举制度的读书人越来越多，但主要是反对八股文，在北宋年间，科举制度维护了社会稳定，有利于凝聚民心，“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便是出自宋真宗赵恒的《励学篇》。

其中道理很简单，科举是普通人往上爬的机会，而保证科举公平、公正尤为重要，老百姓们有了盼头，也有了发挥自身才能的平台，自然就不会攻击朝廷。

另外，北宋还通过科举制加强集权，这里要特别说下王安石，宋神宗年间，王安石进行改革，也对科举进行改革，废诗赋考经义，后来元、明、清三朝也由王安石用《三经新义》、《字说》等统制学校、科举而开其先河，并且明清的“八股文”就是直接从王安石制定的“经义”演化而来。

而大家也清楚，北宋朝廷重文轻武，赵匡胤当上皇帝后不久就发生了“杯酒释兵权”，并且历来功高盖主的往往是手握兵权，惹皇帝忌惮，文人倒不具备有“攻击性”。为了使皇位稳固，北宋的皇帝重视文人，也重视从中下阶层汲取人才。

不过当文人拥有了足够大的话语权，朝堂的情况也就发生了大的变化。尽管文人的转型提高了北宋官僚的整体素质，士大夫与皇帝共论天下事，但同样滋生了事端，主要是文人重理论，吸收的知识广泛，可以说得头头是道，但实际应用起来，却造成了很大的出入。

被文人压制的武官，掌握少的话语权，并且不及文人墨客能说会道，因此北宋的军事实力并不突出，到了后期就呈现出了松懈的境况，许多安排都形同虚设，最终，“靖康之耻”发生，但在这个时候，只会动嘴皮子的文臣几乎无法抵抗，毫无应对之策。

北宋的科举有其可取之处，原本也是有利北宋的发展，但随着时代的变化，很多东西也都出现了不同往常的结果，这大概是北宋的统治者所始料未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