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的文人们对于入仕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随着家国情怀以及建功立业思想的淡薄，他们开始将创作的焦点转向到个人情怀的提升、对自身的忧患以及自我情感的表达上。这在送别诗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诗人在抒发送别之情时将对个人命运的担忧和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发挥到了极致。

同时，在魏晋时期动荡的社会背景下玄学开始兴起，汉末以来儒家思想的地位发生动摇，在这样一种创作思潮与背景下，诗人们开始用阐释玄理来追寻解脱，以谈玄论道来慰藉友人与自身的命运。由此可见，在魏晋送别诗中诗人充分发挥了文学创作的自主性，蕴含了此时代诗歌特有的思想内涵。

家国情怀的逐渐淡薄

送别诗以抒发个人情感为主，往往能够更真实地表达作者的隐衷，许多对时局的想法、对政治的观点都蕴藏在其中。

一、对功业矛盾心理的反映

“归隐”的思想在魏晋时期十分盛行，一方面原因是自身思想的高尚与纯洁，另一方面也是时局动乱的结果，所以诗人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常常将自身置于一种矛盾与释然的双重状态之中。

张华在《命将出征歌》中不叙别情而是抒发志向，写道：“武功尚止戈，七德美安民。远迹由斯举，永世无风尘。”作者将遁世归隐的愿望与济世安民的怀想结合起来，充分代表了魏晋时期一部分士人的崇高愿望。

由此可见，魏晋时期文人个体政治意识的自觉与正统政治思维的压抑出现抗衡，诗人们在动乱的时局中看清了儒家纲常礼教为君权服务的本质，在其文学作品尤其是可以与同僚友人交流情感的送别诗中，蕴含了对于建功立业的渴望与迷思。

二、对乱世的深刻思考

魏晋时期，残酷的社会现实导致士人们的精神遭受了巨大的压力，他们虽然狂放潇洒，却也深感命运无常，这也使得魏晋时期的送别诗中饱含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追求自我超脱的理想。

汉末三国、魏晋，天下分崩离析近百年，士人安邦治国的热情逐渐被无止无休的离乱所浇灭，他们长久以来的进取精神遭受了严重的打击。因此，其对功业成就的渴望逐渐衰减，并沉浸于迷茫、苦痛、不安、无奈等情绪中，形成了新的时代烙印。

魏晋时期的乱象是自上而下的彻底混乱，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这一时期士人对功业的渴望，而是增添了其对自我与未来的迷茫感。反映到送别诗中，就是功业思想的衰退和明哲保身观念的兴起。

孔子主张“有道则仕，无道则隐”，隐士的存在本身就是彰显邦国无道的有力证据，对于乱世的思考与探寻并没有激起士人对于保家卫国以及建功立业的豪情，而是将这种情感隐藏在心里，不再去主动积极地反抗。

因此，通过送别酬和的诗作抒发隐士之思，对当权者施以隐晦而又尖锐的讽刺是当时送别诗的主要思想之一，魏晋士人家国情怀的淡薄也由此彰显出来。这种情况并不仅仅是个人的思维与倾向造成的，而是身处动荡的乱世中士人们对社会现状和个人命运深入思索的结果。

个人情怀的提升

建安诗歌以风骨著称，对功业、家国、世道人心多有描述，对自我、生命价值等内容却关注较少。此后，在战乱频发、时局动荡不安情况下，许多有识之士已经不再对社会抱有希望，诗人们的关注重点也开始从名教礼法的框架约束中脱离出来，转而对个人情感的关注。

一、浓厚的命运忧患意识

魏晋时期，战乱祸劫连绵不绝，个人的生命显得异常脆弱。根据林万笑先生统计，魏晋时期人的平均寿命为仅39岁。就连曹操都在《蒿里行》中感慨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忧患意识促成了魏晋士人生命意识的觉醒，离别与生死之间的映射关系也被诗人灌注到送别题材的诗歌中。

在送别诗中的创作中，诗人在抒发沉痛与迷茫的过程中又有一丝达观，这是独属于魏晋诗人的情绪。在这种状态下，诗人通过个人的诗歌创作完成对人生的超越，构成了以深情为核心的魏晋美学基本特征。

二、对生命终极意义的探寻

在送别时人们往往会感同身受，以己及人，这种由社会大背景引发的自我意识的提升，也由此转向对他人命运的关注与劝慰，揭示了送别诗中追寻生命终极意义的思想内涵。魏晋时期的送别诗在情感表现上具有复杂性，这种复杂性源自对个人命运的难以把握。

诗歌的创作需要敏锐的心绪与笔触，这种敏锐在乱世中也会带给诗人以更多的苦痛，个体存在的意义与生命易逝之间的矛盾就是这种苦痛的本质与根源。但另一方面，极致的苦痛往往又会酿出更为优秀的创作，魏晋诗人正是在这种对生命的忧患与追问中，通过不断寻找生命的终极意义，实现了对自我的超越。

三、追寻自身的解脱

自魏晋易代之后，士人挣脱了名教的束缚，开始关注自我的内心世界。老庄哲学复兴，玄言清谈的风气推动了玄学思潮的涌动。这一文学思潮从三国末期萌发，到西晋时期已然盛极一时。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诗人创作诗歌时难免将玄学思想蕴藏其中。

因此，这一阶段的诗人们开始假借玄学抒发离别之情，同时也托送别来阐述玄理。他们基于老子的“保身”、庄子的“逍遥”等思想，用玄意幽远的送别诗去超脱离别的痛苦，在精神世界里找寻自我的栖居之所。

交际中思想的交流与认同

魏晋时期的文人之间有着相互倚重、相互欣赏的良好关系，这种关系在文人阶层内部形成了高度的认同感，也正是因此，魏晋时期才先后涌现出建安七子、竹林七贤等闻名于后世的文人团体。

一、理想共通

自汉武帝以来，尊儒术、行察举的制度便将士族文人与皇权牢牢绑定在一起，这使得文人在两汉的政治环境中有着稳定的位置。东汉末期，皇权的统治力下降，儒学与仕途之间原本密不可分的关系被撕开了裂口，士族无法通过附庸于皇权找到出路。

此后两次党锢之祸时，作为宦官、外戚的对抗力量，士族在斗争中又获得了空前的社会声望，形成了独属于士族文人的阶层意识。

魏晋时期的文人交游是在外界环境的压逼之下，以志同道合的朋友作为自己高洁志趣的寄托对象，用友情在乱世中构建理想的精神世界。因而，此时士人对亲友所秉持的情感往往超出于亲情、友情本身的范畴，而是着重于抒发对现实的不满和对彼此命运的思考与担忧。

在送别诗中，他们尽情挥洒笔墨，将自我对于社会、时局的观点表述出来，无论是对现状的不满还是对离人的依依难舍都借助诗歌予以纾解，从而实现彼此理想的交流与共通。

二、文人相重

魏晋时期混乱无序的历史特征间接地促进了文学意识的觉醒，这使得诗人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儒家礼教的束缚，诗歌创作开始表现出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所以他们更注重于精神世界的建构，追求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境界，并且可以回归到人与人相处的最原始状态，于是文人间的“相重”成为了主流。

魏晋时期良好的土壤让文人相重的相处之道得以萌芽、生长，文人之间不重功业而重清谈，将世俗纷争排拒于外，使得文人阶层有了与其他阶层、团体不同的特征，他们相互唱和、赠别中将相惜相重的情感推向了极致，蕴藏了送别诗中特有的思想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