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明朝末年农民大起义的酝酿,以及最终是如何爆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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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6-22 17: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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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农民大起义发生在崇祯年间,而其酝酿却始于万历,并持续到天启。《怀陵流寇始终录》一书明确地记载了万历以来陕西地区饥民和贫军“相聚为盗”的情况。它说:

陕西兵于万历已未(四十七年)四路出师败后西归(按:这里的“四路出师”指杨镐率四路明军与努尔哈赤交战事,见上文),河南巡抚张我续截之孟津,斩三十余级,余不敢归,为劫于山西、陕西边境。其后调援频仍,逃溃相次。边兵为“贼”由此而始。天启辛酉(元年),延安、庆阳、平凉旱岁大饥。东事孔棘,有司惟顾军兴,征督如故,民不能供,道獾相望。或群取富者粟,惧捕诛,始聚为“盗”。“盗”起,饥益甚,连年赤地,斗米千钱不能得,人相食,从乱如归。饥民为“贼”由此而始。

后来,明末农民大起义的正式爆发,正是在万历至天启年间陕西地区饥民与贫军“相聚为盗”的基础上出现的。从广义上说明末农民大起义是万历、天启年间人民群众武装反封建斗争的继续,而从有直接的组织人员联系方面讲,明末农民大起义则是万历至天启年间陕西地区饥民与贫军“相聚为盗”的进一步发展。

明末农民大起义正式爆发的时间为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这时,“王嘉胤聚饥民反于府谷”,同起者有杨六、不沾泥(本名张存孟)等;清涧王左挂“合骑‘贼万人,反于宜川之龙耳嘴”。王左挂原名王之爵,或误为王之舜、王子顺,同起者有苗美、飞山虎、大红狼等。同月发动起义者,还有白水县人王二,他起义后,曾“劫宜君县狱”,“掠蒲城之孝童、韩城之淄川镇”,并曾经与王嘉胤合兵。稍晚于上述几人而发动起义者,有汉南王大梁和安塞高迎祥等。王大梁,又名大梁王。崇祯元年十月,“有党四百,纠成县、两当土贼’三千余人犯略阳汉中,官兵追至宁羌、阶县,遁去,复趋略阳,官兵战败”。高迎祥起于崇祯元年十一月,称“闯王”,起义后即“与王嘉胤合”。由于许多支起义军先后奋起,起义烈火很快就遍及陕西省的许多州县。崇祯二年正月,陕西巡抚胡廷宴、延绥巡抚岳和声奏:

洛川、淳化、三水、略阳、清水、成县、韩城、宜君、中部、石泉、宜川、绥德、葭、耀、静宁、潼关、阳平关、金锁关诸处,流“贼”恣掠。

从上面的叙述看,当时起义者多“立诨名”。这种现象几乎存在于整个明末农民大起义之中。其所以如此,乃是由于起义者们“不欲以姓名闻,恐为亲族累”。

这些起义发生后,遭到当地官府的镇压。有的首领很快牺牲。如白水王二于崇祯二年(1629年)正月被明陕西商洛道刘应遇剩杀。汉南王大梁所部遭到刘应遇与川将吴国辅的镇压,先败于略阳,后退往汉阴,刘应遇派兵追至大石川(大石川系河名在西乡县城东南二百里,流县境),王大梁与五百名义军阵亡余部三百人转移到四川境内,时为崇祯二年二月。崇祯二年四月阶州土兵周大旺等起义,很快就被明副将贺虎臣“捕得”杀害。有的起义军未被官军镇压下去,但因力量尚不强大,在作战中也常常遇到挫折。如王左挂部于崇祯二年二月围攻韩城之龙门渡时,遇明督粮参政洪承畴来救,即被打败,退往清涧。三月,“掠真宁”,“至耀州”,为明守将孙枝繡击败,“逃匿深山”。四月,“复犯耀州”,被洪承畴“合官兵乡勇万余人,列十二营,围之云阳”,王左挂几为所俘,幸亏夜间雷雨大作,才得以“溃围走韩城之神道岭”。官兵相追,义军牺牲二百多人。

不过,起义的烈火并没有熄灭,反而在继续发展。当时,陕西地区的灾荒仍在继续,饥民仍在增多,这为起义军源源不断地输送着大量的补充人员。《怀陵流寇始终录》载,崇祯二年十二月,“延安大雪,冻馁死者无数,壮者为盗。另外,崇祯二年到三年初又发生了裁驿递和入援兵哗变事件,也使起义队伍得到新的补充。明代在交通要道设有驿站,任务是传送公文、接待来往官吏、运送军用物资及上供物料等。为了进行管理,官吏等人使用驿站设施时,须持有关部门发给的证明,这些证明称勘合、火牌等。

驿站可说是当时的重要交通动脉,是推行政令、进行管辖不可缺少的一环。可是,封建官吏仅图个人私利,不管封建国家的全局,到明朝末年,把驿站制度搞得弊窦丛生。有的将勘合等递相假借,“一纸洗补数四”;有的超标准享用驿站的夫马车辆甚至在“供应之外,横索折乾”。加上当时兵兴事烦,在驿站上应役的夫卒遂苦不堪言,国家的驿站经费也大大增加。有鉴于此,崇祯初,给事中刘懋和御史毛羽健奏请对驿站加以整顿,禁革冒滥。明思宗很欣赏这一建议,马上下令刘懋由刑科给事中改为兵科给事中,专管驿递事务”。

崇祯二年(1609年)四月,刘懋接到这一圣旨,即“恪遵钦定条例,力加裁减”,经过三个月,定出了有关规则,“除请借冒滥不行外,正项差役亦减十六七”。刘懋的这一改革,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是,这仅是它的一个方面。当时,在驿站服役的夫卒,是领有报酬的。这种报酬虽然数量极微,然而在一些极端贫困的地区,一些人却能以此来勉强维持生计。刘懋在整顿驿站时,除了清除官吏的滥用驿站设施外,还极力裁减驿站夫卒,使之大量失业。因此,刘想的这次整顿驿站也有影响某些贫困地区驿站夫卒生计的副作用。如陕西的整顿就加剧了陕西地区的社会矛盾,许多失业的驿站夫卒,由此而加入到了起义队伍之中。清人所著史书《平寇志》记下了这一情况,它说:

给事中刘想、御史毛羽使请导站,以足国用。因申严给事被使不得给邮特,即乘传有额,无敢滥用县官钱,岁号令,非省费无算。谓苏驿困也而燕、赵、秦、晋,轮蹄孔道,游手之民,执鞭逐马走多仰食驿精:至是益无赖。又,无所得食,遂群聚为寇。

所谓人援兵哗变事件,共有三起。崇祯二年十月至三年五月,后金兵人犯内地,“京师戒严”,各地驻军应诏驰援,而入援兵却受到虐待,因此山西、延绥、甘肃兵先后哗变。这些哗变的士兵,多数参加了农民起义的队伍。首先是山西兵哗变。他们在山西巡抚耿如杞和总兵官张鸿功的带领下,于崇祯二年十二月来到京城地区,最初兵部令往通州,一天后改调昌平,既至,又调守良乡。按照当时的规定:兵至信地,当天不准开粮,“次目列营汛地乃给之”。

山西兵既被连续调动,数目得不到粮饷,奔走饥乏至极,遂出而劫掠。耿如杞张鸿功“以不载军士速问”,士兵即散归山西,人数多达五千,“晋中流贼”自此“遂炽。延绥兵和甘肃兵的哗变于崇祯三年正月相继发生。它们的起因也皆与粮饷有关:延绥“总兵吴自勉人援,侵行粮,军中道逃归为乱’”;甘肃“巡抚梅之焕统兵入援,兵以粮不时给,脱巾鼓噪。之焕查首数人正法,有千余人溃归陕西”,“与群寇合。边兵掌握着较高的军事技能,上述哗变士兵的加入起义队伍,除了使之人数增加外,更重要的是极大地提高了其战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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