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可见，军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当军队不听指挥甚至发动叛乱时,这种情况视为"兵变"。据林延清教授统计，明正德四年到崇祯十七年间，仅规模较大的兵变就爆发了六十余次,平均每两年一次。

兵变与奴变、民变一道，成为明代中后期突出的社会问题。这一现象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林延清在《论明代兵变的经济原因和历史作用》一文中，将正德四年至崇祯十七年的历次大规模兵变梳理成表，从卫所制下军户负担的研究入手，揭示了军户面临的巨大生存压力,以及因国家财政长期败坏而导致边军无粮可食，为此，军士被迫起身反抗，以期获取安身立命之地。方弘仁的《明嘉靖朝五次兵变初探》，研究重点是通过历次兵变的过程，探究兵变在制度上的成因；而韩大成的《明代城市研究》一书中兵变与奴变一节,更多关注于明代军户制度下，军官对于军士的压榨和随之产生的反抗问题,并对其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宏观的剖析；邓涛的《明代兵变的转折点一嘉靖朝时局与甘州兵变》，则强调嘉靖即位之初的甘州兵变对于之后兵变的示范作用，以及这场兵变对明朝与吐鲁番关系的影响。从上述研究成果来看，目前更倾向于兵变的成因及对当时造成的时代影响，而很少直接关注兵变处置过程中朝廷处置方式方法的变化及是否得当,以及这些处置方式对后续兵变的影响。本文由此出发探寻朝廷对于兵变的处置方式的变化及"乱兵"应对朝廷策略的改变。

关于辽东镇

明代辽东一般是指辽东都指挥使司所统辖的区域。根据嘉靖年间兵部职方清吏司主事魏焕所撰《皇明九边考》载："幽州即今广宁之地,营州即今辽阳之地。东至鸭绿江，西至山海关,一千四百六十里。南至旅顺海口，北至开元城,一千七十里。由于辽东在明代疆域中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有"京师左臂"之称。与其接壤的外部势力有三个："三卫为繁,女直次之，朝鲜无患。""三卫"是指蒙古兀良哈三卫。它作为草原部族，既缺乏必要的生产资料，又具有以小博大的战斗精神。因此,即使面对大明这一周边大国，也会积极主动地进行抢掠;其次是女直，即俗称的女真。虽然自永乐起就对其设置官职及有通贡之好，但由于其属于部族统治阶段，仍然会发生对明王朝的劫掠情况。

不过与三卫有组织的和明朝对抗相比，其规模与频率都要小很多；最后为朝鲜，明代建国之后其每年通过辽东都司派兵接送使节的固定方式奏请贡献。因为其经营统治国家的方式与明王朝相似，且长期保持着恭顺态度，故被认为不属于外患。由此可见，嘉靖时期辽东边镇的主要对手是位于其北部的兀良哈三卫,同时，还需要负责应对女真部落。而辽东镇的收支情况，据《皇明九边考》记载,辽东镇"屯粮二十五万九千九百九十石，各折不等共折银二十万五千九百六十五两。补岁用不敷引盐银二万四千一百三十九两"这个数目在《皇明九边考》中各个边镇钱粮费用中总数排第五位，而在需要中央支持的财政数目当中排名仅次于宁夏镇和大同镇。可见,辽东镇的军士生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朝廷的拨款。同时，根据时人陆深从户部移文又得知"近得户部移文，闻称辽东岁用银三十九万四千八百七十余两"。按《皇明九边考》刊行于嘉靖二十一年，成书年代相对较早，而《俨山外集》则相对较晚。故而我们也可以看出辽东边镇每年耗费朝廷的银饷呈上升趋势。

辽东兵变概述

自正德年间以来，明代进入兵变高发期，而进入嘉靖朝，更是"多事之秋"，从世宗登基时爆发的甘州兵变，到嘉靖十三年的第三次大同兵变，总共爆发了八次较大规模的兵变。"这些兵变虽然都被明廷镇压，但所谓"法不责众"，政府不可能将所有参与兵变的军士全部处罚。同时，朝廷为了尽快平息兵变，采用了诛杀首恶、胁从不问的处理方式。这种处理方式给其他正在遭受压迫的军士以遐想的空间。之前兵变带来的效仿效应鼓励辽东镇的军士,而新任巡抚都御史吕经的举措，使辽东镇的军士不得不进行这种尝试。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嘉靖年间辽东镇日常运转方面出现了问题。辽东镇原额屯粮七十万石，但由于卫所制度本身的缺陷和长时间的腐化堕落，在正德嘉靖之间锐减到三十八万三千八百余石。

嘉靖十三年，当原云南布政使吕经以右副都御史巡抚辽东时，开始了大张旗鼓的清查活动，希望解决这一问题或缓解这种情况，以缓解辽东的军饷供给。然而,吕经的整顿措施不是针对贪婪的军官，而是普通的军士。关于军官的侵吞、克扣军饷，早在宣德时代就屡见于史料。嘉靖元年九月，原任大同副总兵张猊贪污马草价银受到下狱追赃的处理,但仅仅一年之后就被重新启用为京营大营的坐营管事官。"可见，当时军队的积弊主要是军官的贪婪，而对于这种行为，明政府所采取的措施一般仅是追赃，而当事官员在事件平息后还能得到重新任用。

朝廷在两次兵变中的处理过程

要考察朝廷对于兵变的处理方式变化，则需要了解在兵变的各个阶段，朝野上下对于兵变处理的争议。通过这些争议，以及明廷最终采取了哪种方案，则可以为我们更好地了解当时的政局提思路。辽阳兵变发生后，时任左都御史的王廷相在奏疏《为激变地方事》中提出："众军拥赴都察院喊叫亏枉、不过欲巡抚控求免困苦而已。使当时为吕经者善于应变，镇静不动，不致越墙而走，则亦军民越诉之常耳。他认为，辽阳兵变并非军士们的主动选择，而是巡抚吕经在处理"军民越诉"时没有采取合理的解决措施,最终导致前来陈情的军士失去控制而发生的。他认为辽阳兵变与之前的大同兵变不同，完全是巡抚事发时处置失误导致的。所以，不需要派遣大军前去征讨，只需要"索其为首之人。

彼亦自然听服对此事件反应激烈的兵科都给事中曾铣所查,也认为不需要派大军进剿。虽然他认为辽阳兵变与大同兵变性质同样恶劣，尤其是"边镇之兵一纪四叛"，对其他边军造成了相当恶劣的影响。但他还以为"今日之事异于大同亦远矣"。不过他所考虑的不同之处在于，辽阳相比大同而言没有坚城利甲，且没有外虏可以引以为援，而非兵变军士的行为区别。因此，不需要朝廷通过派遣军队的方式解决问题，只需要"悉付巡按御史从公体勘，长虑周谋"即可。

这些思维都表明了朝廷对于辽阳发生兵变没有如临大敌的感觉，认为此事交由当地官员处理即可，不需要来自朝廷的援助。不同于大同兵变时朝堂上群情激奋，认为"大同之乱由边卒之骄。而边卒之骄由朝廷恩威之废。主张用兵进剿。这其中也包括在大礼议当中首先站出来支持嘉靖帝的张恩。但相较于大同兵变时的强硬派，辽阳兵变后朝堂上的强硬派少了许多。

这其中的原因或许可以从当时的财政状况来窥视一二。嘉靖十三年二月，户部官员上疏称："以边方多事，自十二年十一月以来不满三月费太仓银不下一百二十万，即太仓有余，犹宜节省况渐竭乎。同年十二月，户部的官员再次上疏哭穷，称"顷者诏免今年夏秋税粮之半，业已颁布各省。以银计凡六百八十一万九千两有奇，此皆岁正供经费不可缺者。乞通行天下，亡论山海诸赋及寺观田园仓库赎徭役等银悉行会计，以补原额。上不许，如岁用不足令该部通融处。前一则材料中所说的自(嘉靖)十二年十一月，三个月内费银不下一百二十万，正是调兵平定第三次大同兵变时调动客兵的费用，足见出动大军征讨兵变部队花费实在巨大，已不是太仓银所能承受的了。后一则材料则是因朝廷减免了夏秋税粮的一半，导致了朝廷日常经费的不足。

由于嘉靖帝不许户部增加额外收入，而要求户部尽量通融处理。由此可知，当时明廷的财政状况不容乐观，很难承受大规模军事行动所带来的花费。鉴于明廷紧张的财政状况，强硬派官员对兵变态度再怎么严厉，也无法提出派遣大军征伐的建议。当兵部尚书张瓒接到消息后还没有从大同兵变的恶劣影响中走出来，为了防止激化矛盾直接建议:"以激变坐经谪戍边，朝廷得知消息当天即"令巡按御史会同总兵官从实查勘",辽东副总兵李鉴奉命进入辽阳城维持秩序。

朝廷在照常性的要求兵变军士"各归营伍以保身家"的同时，废除了吕经的各项改革措施，并下令将刘尚德革职听勘,以及将巡抚吕经"取回别用可以看出朝廷为了防止出现更大的变乱，在兵变时做出了最大程度的让步。这些让步也确实收到了显著的成效。在李鉴入城之际，被兵变军士们推举出来的临时领导主动入狱，表明兵变军士没有进一步与朝廷做斗争的意图，他们只是出于自身生存原因才反抗吕经的。巡按御史曾铳进城后，进一步控制了局面，使得发生在辽东的第一次兵变得到顺利解决。嘉靖登基以来，就面临着南倭北虏的局面。

结语

各方面用兵需求较大。原有的卫所制已经无法满足国家对内和对外的军事需求。因此，只有采取募兵的形式。但随着战事的发展及募兵规模的逐渐扩大，国家不得不拿出巨额的白银来支付士兵的军饷，并且不断克扣原有卫所制军士的生存待遇来缓解财政压力。于是就形成了矛盾。募兵的不断增加需要更多的白银，则朝廷希望在卫所军士手中克扣。而卫所军士因为生存难以保障，进而发动兵变求得改善自己的生活待遇。兵变发生之后朝廷则需要武力征讨或花钱招抚来寻求稳定。这就是嘉靖朝以来,朝廷军费支出攀升的重要原因。在两者不断的反复中，明王朝的财政收入节节攀升，最终达到入不敷出的境地，并走向了灭亡。

参考文献：

《为激变地方事》

《皇明九边考》

《俨山外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