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官场明争暗斗是常有之事，高层之间出现这种情况就会影响时局的发展，甚至还会导致国家灭亡，明末的党争就是活生生的例证。但不管在什么时候，官场中的争斗都是无法避免的，但相对来说暗斗的杀伤力更强。因而曾国藩始终认为，高层之间可以明争，但不可暗斗。

曾国藩领湘军出省作战，第一站就是江西。由于他是侍郎衔没有节制地方的权力，因此事事都要依赖江西的大小官员。时任江西巡抚的陈启迈和曾国藩有同年之情，曾认为会得到他的照应。没想到，这位同年却处处掣肘，还动动就停曾国藩的军饷。

由于陈启迈是江西的一把手，因此上行下效，江西官僚士绅皆与曾国藩作对。咸丰五年六月，曾国藩认为陈启迈“劣迹太多，怕要误了大事”，终于忍无可忍，上奏参劾陈启迈，历数他的种种罪责。

最后说：我和陈启迈是同乡、同年，同是读书出身，向来没有嫌恶间隙，自从共事数月以来，我看他颠倒是非，一改平时的表现，使得军务混乱，舆论哗然，确实不是我意料之中的事。目前东南贼匪形势，江西、湖南最为严重，封疆大吏，关系重大。我既然确有所见，很怕害了全局，不敢不叙述以上各事，恭请圣上权衡。

由于曾国藩罗列事实清楚，接到弹奏后，咸丰帝将陈启迈立即革职。被曾国藩弹劾过的大员不在少数，但每次弹劾时，他总是要做些解释工作，而且还以自己的不得已之情，希望取得别人的谅解。

如果陈启迈的例子还不典型的话，那么曾国藩与沈葆桢之间的矛盾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同治三年，曾国藩形成了对太平天国的最后包围，在即将拿下金陵的关键时刻，又与江西巡抚沈葆桢发生矛盾。事情的起因，当时曾国藩幕僚的赵烈文记载得非常清楚：

曾国藩于咸丰十年担任两江总督时，由安徽北部移师皖南，当时因为苏皖几乎都控制在太平军手中，没有地方征收军饷。为此，曾国藩上书朝廷，请求将江西省的全部茶厘牙税，归两江总督派遣人员设征税局征收，用来接济军饷之用，希望得到朝廷的批准。

此后，每年的收入都不下100万两白银，成为军饷的主要来源。而江西原来所有防守的军队非常少，每当有太平军进攻时，曾国藩立即派兵千里驰援，将太平军赶出江西后，所派的军队也随即撤回来。

沈葆桢于同治元年被任命为江西巡抚，他心地端正，遇事敏捷干练，但心胸未免有些狭窄。他本来是曾国藩保荐升任的，自认为只有整顿好地方，才不负曾国藩的举荐。

沈葆桢上任后，增加招募了八千人，有将原有一万多人移调过来，各府招募守勇五百人，江西兵力越来越多，但费用却越来越少。因此，他给朝廷上奏，提出留下一半厘金收入给江西用。

平心而论，曾国藩举荐贤才，是希望他们为国家做事，沈葆桢奋发有为，他这样做不能说是超越职权范围。只是江西军队的军费问题解决了，但安徽、两江总督大营的军费更加困难了。两者相比，显然湘军这边更为紧迫，沈葆桢不应该产生此疆彼界的地域观念，而应以大局为重。

如果按照一般人的思路，自己举荐的人竟作出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情，那么都会采取相应的报复手段，上奏朝廷予以反击。但是曾国藩思虑再三，觉得此事还是不为利而争，而是事关关键时刻能否攻克金陵大局。他上了一个折子，恳求朝廷简派大臣前来江南主持大局，放他回家养病。一旦发生重大变故，他可担不起这个责任。

沈葆桢也赶紧上了个奏折，陈请开缺。双方的奏折上达清廷，慈禧等只好下旨将江西的厘金一分为二，使曾、沈各得其办，并将李国泰购买轮船的退款共五十万两，拨给曾国藩使用，以解决其纷争。这件事从头至尾都控制在明争的层面上，如果两位封疆大吏是暗斗，结局显然是极为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