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的历史上，唐高宗李治的统治时间并不算很短，从公元649年登基即位到公元683年去世，足足有34年时间在统治大唐。但是唐高宗给人的印象却远没有他的父亲李世民那样形象伟大。唐太宗李世民几十年间开创基业，休养生息，俨然是一副明君圣主的做派。而唐高宗给人的感觉不但缺少其父亲李世民的那样英霸圣君之态，而且还是一个与世无争，优柔文弱，宽厚仁慈的守成之主。持此种观点的人无非都会说高宗即位之前对储君之位泰然处之，无争无抢，宽仁无为。即位之后正是因为软弱有余专断不足，初期受长孙无忌等关陇老臣摆布，后期被武则天逐渐架空抢了风头。

其实这种看法并不尽然，唐高宗并非一个柔弱之君，他的三十余年执政生涯之中不光是开创了永徽之治，还开疆拓土，东灭高句丽，西灭西突厥，使唐朝的版图达到了极盛，这岂非一个柔弱之君所能达到的成就？事实上就唐高宗的性格来说，他不仅没有优柔仁弱，反而在许多的事情上表现得薄情冷酷，甚至是扮演了狠辣的角色。这一点其实是可以经过一系列的事件得以印证的，下面几件事，估计人人都会见识到唐高宗的残酷老辣的一面。

第一件事，杀妹灭兄，消灭政治上的潜在对手，巩固自己的地位。在唐高宗李治刚刚即位之时，他的皇位根基尚浅，并没有他父亲李世民一样的资历与威望。因此凡事还需倚重其舅父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老臣。但是在即位不久的653年初，却发生了一场极为不寻常的政治事件，那就是一次规模巨大的谋反案。事情原委是起初是高阳公主想谋夺大伯哥房遗直的财产而诬告房遗直非礼自己，唐高宗命令长孙无忌彻查此事，结果长孙无忌查来查去却查出了一个惊天的谋反集团。

这个案子牵连到高阳公主及其驸马房遗爱（房玄龄次子）、巴陵公主及其驸马柴令武（平阳公主与柴绍之子）、薛万彻、荆王李元景等诸多人。而且长孙无忌还牵连到了无辜的吴王李恪，即唐高宗的异母哥哥。其实这一谋反案是毫无厘头的。首先，既然谋反，为何高阳公主却不避锋芒，反而高调出头把自己弄成了焦点。其次，谋反可不是一个过家家之事，需要万全的安排、精密的部署以及可控的实力。这个道理这些风雨走过来的头面人物不可能不懂，而且谋反带头人荆王李元景也并不具备这样的实力。最后，这场所谓的谋反案并没有详实的证据和具体的细节过程，在诸多的史料之中也是一笔带过，这种政治事件如此草率地记载是极其反常的。虽然疑点重重，但是李治和长孙无忌却还是利用这次事件，将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斩首；赐叔叔李元景、哥哥李恪、两个妹妹高阳公主和巴陵公主自尽。

其实这一处理也并不奇怪，一方面长孙无忌的关陇集团为打击皇室宗族政治势力和政敌更是不遗余力地想处死这些人。恰在这时高宗皇帝和关陇集团政治利益相对一致也就注定了这些人的悲惨结局。另一方面这些人和高宗李治并不是一条心，他们对高宗李治即位后被冷落还是多少心存不满的，而且其中的吴王李恪还曾是李治强有力的皇位竞争对手，拥有巨大的威望，因为有他，高宗险些与帝位失之交臂，这对帝位不稳的高宗来说还是如芒在背的。所以，具体是非曲直并不重要。虽为兄妹同胞，可是李治却毫不手软，一并将他们处死，为哥哥李恪和叔叔李元景求情不排除也只是做做样子而已，因为没有他最后的允许，纵使关陇臣僚有万般能耐也不敢处死这些人。

也正是因为这种结果，唐高宗通过长孙无忌之手诛杀同胞兄妹、皇室叔父等一干人等，铲除了政治上的潜在反对者和潜在威胁，坐实了自己皇帝位的宝座。

第二件事，废除王皇后和萧淑妃，并亲自下令处死二人，稳定后宫，震慑朝臣。这件事也是尽人皆知，在这里不多赘述。可是很多人却把此事的始作俑者赖在了武则天的头上。的确，武则天确实是受宠万分，并与王皇后和萧淑妃二人势不两立，并想置二人于死地。但是如果简单地认为是由于唐高宗宠信武则天而替武则天出头就有点太小看李治了。实际上当时武则天并没有沾染上什么权力，这事完全是唐高宗一手操纵的结果。唐高宗宠爱武则天不假，并想“废王立武”也是情由所致，但是更深层次的是想借由此事摸清朝中大臣的政治走向，同时想以此向关陇臣帮挑战试探，达到自己乾刚独断的目的。此事虽然遭到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来济、柳奭等关陇朝臣的强烈反对，但在朝中另一重臣李绩及许敬宗、李义府等大臣的支持下废除王皇后和萧淑妃为庶人，立武则天为新皇后。

可是武则天并不善罢甘休，她得到后位以后，为斩草除根，想置二人于死地，恰好高宗有一天竟然前去探望二人，这更加坚定了武则天除去二人的决心，于是向高宗说明除去二人的必要性。而高宗此时也全然不顾与二人的多年夫妻之情，下令将二人处死。其实高宗此时做如此残酷之事，无非是想狠下心来把废后一事一做到底，坚决不给关陇集团留有任何幻想的余地，通过处死二人来达到巩固自己皇权的目的。唐高宗为了维护专断皇权而杀害两位多年发妻，一般人还真下不了手。

第三件事，诛除舅父，消灭关陇臣帮，收回权力，塑造新的政治格局。“废王立武”事件结束之后，唐高宗有了一定的实力和声望，也摸清了朝中大臣谁支持自己，谁反对自己，开始把矛头对准了关陇集团。首先清除长孙无忌的羽翼，把褚遂良贬到地方，不久韩瑗、来济等也相继遭贬，使关陇集团势力受到重创。与此同时，朝中倚重李绩，提拔重用许敬宗、李义府等支持自己之人。不久，许敬宗诬告长孙无忌谋反，这次同样的罪名轮到长孙无忌成了被告。可是高宗并没有深究具体情况，明知自己的舅父不可能谋反，却刻意不加反驳，还往谋反的方向上引导，最后“体察圣意”的许敬宗定下了谋反的基调，高宗先是贬黜舅父长孙无忌，后来在异地直接赐死。至此，关陇臣帮趋于瓦解，唐高宗真正大权独揽，乾刚独断。那个曾经拥立自己为君、多年辅佐自己的舅父也因为是外甥李治专权路上的绊脚石而得到了清除。

第四件事，策划废除皇后武则天，防止大权旁落夺取权柄，独揽大权。在外部的异己政治势力得到清除之后，唐高宗终于踏踏实实地做了一回乾刚独断之君。在此期间，让自己的皇后武则天协助自己处理朝政，武则天也充分展现出了自己优秀的政治才华，同时由于自己身体有恙，武则天更是有了发挥的机会。但是时间一长，高宗感觉到自己大权旁落到皇后手中，于是开始防范武后，于是就发生了宦官王伏胜状告皇后武则天在宫里擅行厌胜之术，企图更进一步有所他求。于是就有了宰相上官仪等大臣发动废后之事，眼看高宗就要签署废后诏书，好在武则天宫中眼线众多，得知了消息，废后之事才予以做罢。

凭心而论，宦官王伏胜状告武则天私行厌胜之术绝不是他个人的行为，试想一个小小的宦官纵使有天大的胆量也不敢如此行事，除非背后受人指使，而这个人也必定是极具份量之人。可这个人能是上官仪吗，当然不是，上官仪纵有宰相之位，但却不太可能会在后宫有所作为，因为朝中大臣很难与宫廷之人有什么瓜葛，把后宫宦官策反谈何容易。况且宦官王伏胜如果行此重大之事，必有百分百的把握和百分百的靠山，因为一旦事情有所偏差，第一个倒霉的就是自己，而上官仪并不能给他绝对的安全感，那么这个靠山就只有一个，那就只能是唐高宗本人，也只有高宗本人才能指使得了王伏胜。于是宰相上官仪“领会”圣意，草拟诏书，和皇帝一起发动废后。尽管此事因为武则天及时赶到劝说高宗而最后不了了之，但从此事也可以看出废后是出自唐高宗的本意之举，就是因为武则天势力渐长，恃势专权，使高宗有了一种被剥夺感，引起了高宗的不满，尽管是自己的皇后，但为了收回皇权而废后日后甚至赐死武则天也在所不惜。

第五件事，出卖政治同盟上官仪，杀害亲生儿子，消除政治风波。因为宰相上官仪参与此次废后行动，在武则天的大闹之下，高宗不好收场，索性将废后的责任一股脑地都推给了上官仪。加之随后武则天授意许敬宗诬告上官仪和王伏胜勾结废太子李忠共同参与了此次事件，因此由于被皇帝出卖，上官仪和王伏胜随即被诛杀，废太子李忠也被唐高宗一纸诏令赐死。

事实上无论此事何人参与，都与废太子李忠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早在四年之前李忠就被唐高宗贬至黔州并废为庶人，说他参与纯属无稽之谈。但是为了平息此次政治风波，这个可有可无的儿子也成为了自己玩弄政治的牺牲品，更何况是臣属的上官仪和宦官王伏胜？在高宗眼里只要能够平息此次事件，什么政治同盟、贴身宦官乃至自己的儿子都可以被抛弃。

从上述五件事我们不难发现除了皇后武则天之外其他人都无一例外地成为了唐高宗权力政治的牺牲品。这些人中不乏位尊权重的叔王李元景、舅父长孙无忌；也不乏荣耀一时的兄弟姐妹、姑父妹婿，如兄长吴王李恪，妹妹高阳公主、巴陵公主，妹婿房遗爱、柴令武，姑父薛万彻；以至于王皇后、萧淑妃乃至包括武则天在内的结发之妻一旦成了他权力路上的利用者和绊脚石，都逃脱不了被摧毁或被打击的命运。纵使是自己的亲子，被废除折腾得可怜巴巴的长子李忠也不能逃脱高宗政治的利用，通过杀子来缓解政治矛盾风波。

所有这些人其被利用程度可谓无微不至，乃至于榨干了他们最后的肉体生命，方才成就高宗自己的专断权力与皇权政治，当然在封建帝制的时代里这是特有的政治现象。皇权政治就是那么的残酷与无情，这一点身为皇帝的唐高宗也不会例外。如果说看似宽仁无为的唐高宗是优柔寡断的仁弱之君，那么在如此大量的事实面前岂不是笑谈满满？其实真实的唐高宗李治不排除某些情况有仁慈软弱的一面，但更多的时候却是一个薄情冷酷、果敢狠辣的权术帝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