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修律工程主事者沈家本（1840—1913）和伍廷芳（1842—1922），一位是20多岁就入仕刑部，长于考据，洞明中国历代律例得失的学者型官员，一位是留学英伦，华人中考取英国律师执照的第一人。

独特的人生阅历和时代背景，将沈家本和伍廷芳推向修律运动的前台。

伍廷芳本名叙，字文爵，又名伍才，号秩庸，后改名廷芳。他是广东新会人，但不是出生在中国，而是出生于新加坡，3岁随父亲回广州芳村定居。早年入香港圣保罗书院，1874年自费留学英国，入伦敦大学学院攻读法学，获博士学位及大律师资格，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个法学博士。后回香港任律师，成为香港立法局第一位华人议员。

洋务运动开始后，伍廷芳进入李鸿章幕府，出任法律顾问，先后参与中法谈判、马关谈判等，1896年被清政府任命为驻美国、西班牙、秘鲁公使，签订近代中国第一个平等条约《中墨通商条约》。

1902年清末新政开始后，伍廷芳应召回国，授四品候补京堂衔，先后任修订法律大臣、会办商务大臣、外务部右侍郎、刑部右侍郎等职。与沈家本共同主持修订法律，在修律过程中，他竭力主张全面引进西方各国的法律制度。他的主张得到擅长于中国传统法律的沈家本的支持。

然而，沈家本、伍廷芳联手修律的局面没有维持多久，就以伍廷芳的去职而告终。至今，关于伍廷芳为何在调任刑部右侍郎4个月后就“告假回籍修墓”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

香港历史学者张云樵推测说：“（伍廷芳）由美返国后，历任商约会办大臣、商部、外务部侍郎。若仅从职位名义说，其中任何一个都较公使更为显要；至于实际权力，恐未必如公使之能自作主张，尤其重要的伍氏不惯衙门陋习，与时流不合，因此任职不到半年，便请假三月回籍修墓。”

《伍廷芳评传》一书的作者丁贤俊、喻作凤则认为，伍氏请求开缺跟他在刑部右侍郎任上所受得处分有关。1905年底，刑部率意奏请朝审绞犯李氏一案，包括尚书葛宝华、左侍郎沈家本、右侍郎伍廷芳在内的六堂官都受到了处分。由此说明，修律工程受到的阻力其实比想象的还要强大。

总之，这位以谙悉西律著称的修律大臣，此后再未与清末的修律工程有任何交集。辛亥革命后，早已转向拥护共和的伍廷芳作为南方和谈代表出现在政坛上，恐怕也是清廷始料未及的。

台湾著名法律学者黄静嘉如此评价伍廷芳在修律工程中的作用：“与沈氏相对比较，与其同时受命修法的伍廷芳（秩庸）就不免相形逊色。伍氏具有英国大律师资格，而为当时我国极少数而杰出的娴习外国法制之耆英。他虽然也是‘进士’，但只因留学外国而获授‘洋翰林’，不是经过考试经书制艺而来的，他没有经过沈氏之部曹以迄京堂的历练。他在改律上之贡献，较少为人提及，一方面是他在膺任修律的5年中频应外交上的差遣，不像沈氏在10年修律中，为‘全勤’的修律者，另一方面也因与沈氏相较，他只是一个与当时之司法官僚体系初无渊源的outsider。”

有学者考证，沈家本、伍廷芳二人实际合作的时间是1903年底至1906年中，仅有两年多，他们共同的修律功绩主要体现在删削旧律、翻译西法、创设法律学堂及派员赴日考察等方面。

自1906年5月伍廷芳去职以后，对于沈家本来说，事情正在变得更为艰难。

至1907年底，由于发生了官制改革、部院争权和修订法律馆改组等系列事件，刑部左侍郎沈家本的精力显然受到很大牵扯，清末修律暂处于停滞状态。

在清朝，改革的难度，往往超乎我们的想象。

参考文献：

黄静嘉：《沈家本——我国法制现代化之父》，载张国华主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法学家——1990年沈家本法律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丁贤俊、喻作凤：《伍廷芳评传》，人民出版社，2005年冯天瑜、何晓明：《张之洞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董康：《中国修订法律之经过》，载《董康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