斩木为兵、揭竿为旗，说的是秦二世元年，陈胜、吴广等900余名戍卒被征发前往渔阳戍边，途中在大泽乡为暴雨所阻，在“失期法皆斩”的情况下，陈胜、吴广等人就地拉起了队伍，凭借着简陋的兵器掀开了中国封建社会里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我们先来反问一句：陈胜等人为什么造反？明明知道极有可能会丢脑袋却依然铤而走险，这其中除了秦王朝的严刑峻法“天下苦秦久矣”局面，我认为最直接的导火索便是“失期法皆斩”的残酷秦律。

按照太史公司马迁《史记·陈涉世家》记载的说法：“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逃亡是死，造反也是死，横竖都是个死，为什么不为国家而死？

对于靠卖苦力做长工的陈胜而言，在那个暴秦无道、血腥恐怖的时代，底层民众像狗一样任人卑微地踩在脚底下苟延残喘，渴求活下去成为布衣贱民的唯一奢望，不到万不得已想必也不会有人提着脑袋妄想对抗横扫六国的大秦军团，毕竟生命只有一次，底层贱民的命也是命。

而陈胜等人最终还是反了。面对曾经“南取北越之地，北却匈奴七百余里”横扫六国的强大秦朝战争机器，陈胜打出了“大楚兴陈胜王”的旗号揭开了反秦斗争的序幕。

那么，除了官逼民反、恶法大行于道，世道的冷酷残忍也不得不迫使陈胜等人冒着丢掉脑袋的行径铤而走险，难道陈胜等人走上造反的道路完全仅仅是因为逼不得已吗？

客观的来说，陈胜等人拉起反秦大旗确实也是暴秦无道的社会大环境所致，但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下，底层民众的命运应该大抵相同，为何却只有陈胜率先扯起了造反的旗帜呢？

根据《史记·陈涉世家》记载：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佣者笑而应曰：“若为佣耕，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用今天的白话来说，陈胜年轻时，从事繁重的佃农苦役，一次，在他做长工休息时，他高声长叹了一声：“如果我富贵了，就不会忘记大家的”，陈胜的伙计听后当场嘲笑：“你只不过是个做苦力的，哪儿来的富贵呢！”，陈胜叹息说：“唉，燕雀怎么能知道鸿鹄的志向呢？”

面对同样是做苦工伙计们的嘲笑，从陈胜最后一句“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来看，陈胜此人将来必定不是一个安于现状的人，说好听点是胸怀大志，说难听点就是野心勃勃。也正是由于陈胜不甘终身碌碌无为，顺着暴政引发的人心浮动，陈胜理所当然地扯起了造反大旗。

按理说陈胜造反后对外打起了复兴楚国的旗号，曾经大半个南中国都是楚国的地盘，楚文化深深地浸润着这片丰厚的土壤，加之秦人以卑鄙龌龊的手段将楚怀王扣押在了秦地，导致楚怀王客死他乡，国耻之仇楚地人民历历在目，举起反秦兴楚的旗帜可谓上遂天意下得民心，只要统筹得当战略不出现重大的失误，颠覆秦朝指日可待。

然而，最终陈胜还是失败了，且败的一塌糊涂，陈胜本人也被自己的车夫庄贾所杀。陈胜的失败有多重因素，项羽的贴身谋士范增更是一针见血的指出“不立楚而自立，其势不长”的原因。

搁置范增政治上宣扬的“借尸还魂”方针不说，陈胜的失败与组织管理混乱、队伍建设松散也有着莫大的关系，但无论政治方向的确立还是队伍管理的缺陷，我认为这都不能决定一个军事政治集团的灭亡。

政治方向的把控也好，还是队伍管理的问题也罢，从根本上来讲说到底还是人的问题，而人是个具有高等智慧的生物有机体，把数以千万的人凝聚成团拧成一股绳最根本的还是在于人心。俗语有云“人心不足蛇吞象”即是此理。

因此，司马迁在《史记》中也用了“由是无亲陈王者”七个鲜活的大字一语道破了其中的玄妙。

稍微研究过《史记》的人都知道，《史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皇帝时期，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的历史，司马迁也在《报任安书》中道出了自己“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心声，而鲁迅更是给《史记》打出了“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的满分成绩，可见通览全卷没有一句是多余的废话。

而司马迁在此却重点着墨指出了陈胜反秦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由是无亲陈王者”，用今天的话来讲，陈胜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心尽失！当一个政权组织到了离心离德的地步，随之衍生而来的便是各种政治方向混乱、队伍管理涣散等问题，李自成功败垂成的反面教材即是对此完美的诠释。

在任何时代，人作为组织社会生产力的第一要素，起着核心的决定性作用，“人心齐泰山移”便是此理。

参考资料：《史记》、《明史》、《报任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