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北宋“国策”所致，唐以藩镇割据而亡，五代十国不过数十年却换了好几家皇帝，原因便在于武将以兵权篡夺江山。

哪怕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也是如此，他原是后周武将，因为手握重兵，又欺后周恭帝年幼，所以才自导自演了一出“黄袍加身”的戏码，这才当了皇帝。

所以，赵匡胤当了皇帝之后，也一直害怕手底下的武将有样学样，于是有了“杯酒释兵权”这一幕。

只是这还不够，赵匡胤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了武将对于皇权的威胁，所以为了彻底消除武将的威胁，他决定将武将彻底地踩到脚底下，怎么才能将武将踩到脚底下呢？那便是降低武将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力，再将“和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口号吹得震天响，然后以文驭武，如此便可将武将当成猪狗一样踩到脚底下了。

宋朝的士大夫阶级也因此将自己当成了皇帝的“合伙人”，而不是皇帝的“打工仔”，所以才会为了保证自己的“合伙人”身份不会受到威胁，不遗余力地打压武将，并且打压力度还要超过皇帝。

欧阳修对狄青的打压，也正是基于这种政治形势之下所发生的政治行为。

狄青是宋朝的一代名将，史书对他的评价也很高，但是他的结局确实也很凄凉，这也是宋朝以文驭武这一国策所致。

狄青之所以能够受到重用，是因为他人生中遇到了两个贵人，一个尹洙，另一个则是范仲淹。

尹洙将狄青举荐给了韩琦和范仲淹，说“此良将材也”，韩、范二公见了狄青，聊了一番之后也觉得狄青是个可造之才。

为了让狄青能够迅速成长，范仲淹还教他读《左氏春秋》，因为“将不知古今，匹夫勇尔”，狄青后来之所以能有勇有谋，范公的这句话可以说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可是他成长太快了也不行，因为这样会遭到皇帝以及朝堂上的诸公的忌惮，宋仁宗虽然是一个“老好人”，可也经不住衮衮诸公的劝谏呀，所以狄青被擢升为枢密副使了，对他进行了明升暗降。

后来侬智高叛乱，孙沔、余靖等人久久平不了叛乱，狄青为国计而自动请缨，督师南下平定了侬智高叛乱。

可回过头来呢？又让他当枢密副使了，后来又转正当了枢密使，达到了武将的“巅峰”，这对于一个武将来说应该是殊荣吧？可实际上并不是。

枢密使和枢密副使一般由文官担任，可一旦哪个武将立了功，那便会腾出一个位置来给那个武将，用于剥夺武将的兵权，所以武将一旦当了枢密使或者枢密副使的话，便基本上再无带兵的可能了。

狄青当了枢密使，手上没了兵权，皇帝和衮衮诸公总该放心了吧？并没有，诸公仍然不放心狄青。

因为他们觉得狄青在军中的威望实在太高了，总觉得只要他登高一呼，便会出现应者影从的现象，如史书所言：“青在枢密四年，每出，士卒辄指目以相矜夸。”

所以诸公决定彻底打压狄青，彻底摧毁军中的“偶像”——狄青，所谓诛人诛心，他们所运用的便是自己手中的笔杆和“春秋笔法”去诋毁和污蔑狄青，说狄青家的狗头生两角了，说狄青家冒金光了，狄青因为水灾搬去相国寺也被说成是别有图谋。

欧阳修正是在此情形之下，出于维护自己作为士大夫的利益和宋朝国策所赋予他的权利和义务，对狄青展开了攻击，给宋仁宗上了三道奏疏，请罢狄青枢密之职。

欧阳修的第一道奏疏说得还勉强算言之有理，他说“青之恩信，亦岂能遍及于人？但小人易为扇诱”，并且“唐之朱泚，本非叛者。仓卒之际，为军士所迫尔”，暗喻赵匡胤当年以兵权篡国而“黄袍加身”之事。

不过，宋仁宗毕竟是个老好人，所以犹豫了一下，并没有作出决定。

欧阳修见宋仁宗竟然对自己的话不为所动，再上两疏，这两道奏疏便纯粹是无理取闹了，为什么呢？

欧阳修将当年发生水灾的原因怪到了狄青的头上，这摆明了是在用“天人感应”那一套来整狄青。

所以，欧阳修等朝堂诸公成功了，宋仁宗将狄青贬出了京城，被变相地发配去了陈州，第二年便病死了。

狄青一死，稳坐于朝堂之上的诸公更心安了。

宋朝武将地位之低，简直如同猪狗，文官眼里的武将根本不配和他们一起立于朝堂之上，狄青任职枢密不仅是对文官的威胁，更是对文官的侮辱。

所以，欧阳修等士大夫才会不遗余力地去打击狄青，想尽一切办法将他踢出朝堂。

狄青的凄惨结局，是人心偏私所致，也是宋朝的制度和国策所致。

欧阳修只是这个制度和国策的维护者和执行者之一，他之所以打压狄青也是出于此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