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体仁在担任首辅期间，只知道向崇祯皇帝奉承邀宠，政治上却毫无建树。几年下来，崇祯也逐渐认清了他的本来面目和真实水平，萌生了更换首辅的想法。

而在此期间，温体仁自己也是“厕所里打灯笼——找死（照屎）”，他在政治无能的同时，对结党营私却极其的擅长。经司礼监掌印太监曹化淳亲自审理，彻底查实了温体仁结党乱政的事实，并将其据实上报给崇祯帝。

温体仁深知党争是朱由检的死穴，只能称病不出，准备等朱皇帝消气后再露面。期间，他又以退为进，主动上疏乞退，本以为会得到慰留，但没想到崇祯竟很快批准了他的辞呈。据《明史·奸臣传·温体仁》记载:

狱上，帝始悟体仁有党。会国弼再劾体仁，帝命汉儒等立枷死。体仁乃佯引疾，意帝必慰留。及得旨竟放归，体仁方食，失匕箸。

温体仁离开内阁后，张至发成为了大明王朝的第五十九位内阁首辅。

张至发（1573年——1642年），字圣鹄，号宪松，山东淄川（今山东省淄博南）人。关于张至发在出仕以前的经历，史料中并没有找到相关的记载。估计，他和我们绝大多数人一样，是太过于平淡无奇了吧。

1601年，年近三十岁的张至发通过了会试，成为一名进士。不过，他并没有像之前的首辅们一样从翰林院编修的岗位上开始熬资历和排大队，而是从玉田县的县令开始做起。

补充几句，明朝在通过会试后成为进士，接下来再经过庶吉士的培训，学习期满会进行分流考试。成绩优异者，成为翰林院的编修；成绩中等者，成为御史或者言官；成绩下等者，发往地方任职，担任县官之类的基层干部。

看来，主人公张至发的成绩应该不会太靠前，否则也不至于被外放基层任职。而以这样的成绩，最后能够位极人臣成为大明的首辅，看来他还是有过人之处的。

当自己的同届生还在翰林院中苦熬资历时，张至发已经开始了基层县太爷的工作。而且，他在基层的任职非常出色，连续调任过好几个县的县令。

几年后，张至发因为政绩突出而被调入京城，实现了从地方官向京官的身份转变，担任了礼部的主事。两年后，他又改任了御史，成为一名言官。

在御史的岗位上，张至发干得更加得心应手，甚至是愈战愈勇。面对东林党的强势，张至发显得很有骨气，屡屡上疏弹劾东林党的霸政和党争，甚至于直接弹劾当朝首辅叶向高。

或许，这些举措太过激进了，张至发很快就遭到了东林党人的集体“围殴”，他被骂得一无是处。终于发现，自己根本就不是东林党的对手，为了寻求庇护，他转而开始接近浙党。

1614年，在东林党的“狂轰乱炸”之下，张至发节节败退。幸而浙党出面力保，他虽然被赶到地方任职，但位置还不错，担任了河南巡按御史。

河南并非蛮荒之地，离京城也并不远，还算是个不错的去处。不过，这里有个最大的麻烦，那就是福王朱常洵，作为万历皇帝最宠爱的皇三子，他的封地就在洛阳。

这哥们差点就成了太子，要不是群臣前仆后继的发难，要不是万历皇帝在“国本之争”中落得了下风，哪会轮到朱常洛去当太子。而没当成太子的朱常洵，在自己的封地境内，简直到了无法无天的程度，任谁都不敢去招惹他。

随着张至发这个巡按御史的到来，福王的“苦日子”来了。他接连遭到张御史的弹劾，什么贪赃枉法、任人唯亲、干预政务、骄奢淫逸……，光这些倒也罢了，福王根本不怕。

可是，张至发动不动就搬出了太祖皇帝朱元璋的《皇明祖训》来说事，动不动就弹劾福王“逾制”。最可气的一点，他还敢当面教训，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劝谏朱常洵要依礼依制，搞得福王特别无奈，对他一点儿辙都没有。

而且，张至发在河南任职期间，他还特别同情百姓的疾苦，积极协助地方政府安抚流民。据《明史·张至发传》记载:

至发置义田，以赡贫者。

1621年，在朱翊钧和朱常洛两代朱皇帝相继过世后，明熹宗朱由校即位。

朱由校是一名优秀的木匠，但却不是一名优秀的皇帝，甚至就连合称都算不上。他心心念的就是桌椅板凳，就是锛凿斧锯，而把大明的政务都交给了魏忠贤来负责打理。

伴随着魏忠贤一步步掌控了朝廷大权，他的阉党也以光速一般在崛起。而与此同时，东林党在前朝也通过“移宫案”、“红丸案”等一波操作，彻底击败了自己的反对者浙党、齐党和楚党等派系，完全把持了前朝政务。

很明显，当时的明朝已成“两虎相争”之势，以东林党和阉党为主的两派势力相互，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党争。

首先，嘴上从不服软的东林党人主动出击，由杨涟领衔上疏弹劾魏忠贤及其阉党的二十四条罪状。这次弹劾，朱木匠倒是没怎么留意，反正他的精力又不在这些方面。可是，把魏忠贤却惊出了一身冷汗，要不是朱木匠对他太过信任，阉党当即就得支离破碎。

此事过后，魏忠贤加快搜罗和网织人才，扩充自己阉党的队伍，必欲除东林党而后快。在此背景下，之前遭受过东林党打压的朝臣以及原浙党、楚党和齐党人士被纷纷重用，张至发就是这样回京担任了大理寺丞。

经过两年的蓄力和图谋，阉党对东林党展开了反击，这次的突破口是辽东军务，是熊廷弼。他们在弹劾东林党结党乱政的同时，还污蔑其勾结熊廷弼以图军权。这个罪名可就严重了，朱皇帝可以允许官员无能，可以允许官员贪财，但如果涉及到军权那性质就不一样了。

朱由校虽然在即位以来就兢兢业业地投身于木工事业，但他却不傻，深知此事的严重性，因此立即要求彻查此事。据《明史·杨涟传》记载:

大理丞徐大化劾涟、光斗党同伐异，招权纳贿，命逮文言下狱鞠之。许显纯严鞠文言，使引涟纳熊廷弼贿。文言至死不。显纯乃自为狱词，坐涟赃二万，遂逮涟。比下诏狱，显纯酷法拷讯，体无完肤。其年七月遂于夜中毙之，年五十四。

在阉党的迫害下，不仅直接涉案的杨涟、熊廷弼等人丧命，就连带整个东林党都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声望和士气都荡到了谷底。

在此期间，张至发虽然厌恶东林党，但他同样瞧不上阉党，故而选择两不相帮。眼见阉党如此严苛和狠辣地对付东林党，而当朝的朱皇帝却不闻不问，张至发逐渐心灰意冷，主动选择养老，当年他才五十岁。据《明史·张至发传》记载:

天启三年请终养，魏忠贤党荐之，矫旨令吏部擢用，至发方养亲不出。

崇祯帝登基后，立即重用东林党，立即对阉党展开了彻底的清算。由于张至发曾经被魏忠贤举荐过，因此成为了“疑似阉党成员”，再加上东林党对他的旧怨，所以自然不会准许他。

1632年，崇祯已经走马灯似的更换了一茬又一茬的内阁大臣，已经逐渐认清了东林党人“外战外行，内斗内行”的真实面目，决心起用一批老臣。就这样，已近六十岁的张至发被朝廷起用，担任了顺天府丞并进光禄卿，具体负责掌管宫廷的相关事务，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明史·张至发传》记载:

至发精核积弊，多所厘正。

素来心怀大志但却刚用的崇祯帝，逐步发现自己身边负责宫廷事务的张至发，完全不同于只知高谈阔论，只知弹劾骂人，但却行动力几乎为零的东林党人。于是，崇祯帝破格擢升他为刑部右侍郎，之后又改任礼部左侍郎。

1635年，崇祯再一次改组内阁，张至发以礼部左侍郎的身份，被授予东阁大学士并入阁参预机务。当时，内阁的首辅是温体仁，还有钱士升、王应熊等阁臣，张至发和文震孟的排名在最后。

这要是搁在以前，比如嘉靖或万历时期，张至发根本没有机会窥探内阁首辅的职位。其一，他在内阁的排名第六，若要轮到他，起码得二十年或者三十年；其二，他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头，而且身体状况还不好。

幸亏！他伺候的皇帝是朱由检，崇祯朝更换首辅是家常便饭的事。短短一年多的时间，排在前面的几位全都拜拜了，有的被骂走，有的被逼走，还有的没被骂到但提前吓走了。直到此时，张至发虽算不上多么品行高洁，多么能力出众，但最起码还算是一名合格的封建大臣。

但是！随着1637年首辅温体仁被罢免，随着张至发接任内阁首辅一职，他彻底转变了自己的本性。或者说，张至发的本性一直就如此，只是他隐藏的好罢了。

担任首辅后的张至发，与之前那个性格耿直，颇有实操的老愤青简直判若两人。他不仅继承了温体仁的首辅之位，更继承了温体仁的溜须拍马和投机取利。据《明史·张至发传》记载:

其所荐张至发，皆效法体仁，蔽贤植党，国事日坏，以至于亡。

本以为，张至发在继承温体仁衣钵的基础上，会成为一个温体仁的2.0加强版。可是，他的政治能力、识人用人能力和阴谋权术还远不及温体仁，只成为一个温体仁的0.8简配版。

翰林院检讨杨士聪弹劾吏部尚书田惟嘉贪赃枉法，甚至还卖官爵。作为内阁首辅，张至发自然先看到了这份奏疏，他为了庇护“自己人”田惟嘉，竟然私自抄写一份弹劾疏交给了田惟嘉，让他积极应对。

不料，田惟嘉更是个尸位素餐的糊涂蛋，他还没等崇祯将杨士聪的奏疏批转至内阁查实办理，就迫不及待地上疏为自己辩解。这一次“未卜先知”，瞬间就让性格狐疑不定的崇祯皇帝起疑，担心内阁已经与朝臣勾结，甚至结党。

崇祯很快对于杨士聪的奏疏做出批复，不仅罢免了田惟嘉之职，还迁怒于张至发，只是引而不发而已。据《明史·张至发传》记载:

始终恶异己，不能虚公延揽。帝亦恶其泄漏机密，听之去。

当然，导致张至发很快下台的原因并非仅此一事。

张至发和温体仁都很信任黄应恩，但此人仗势凌人，不断接受朝臣的贿赂。张至发当政后，继续对其听之任之，甚至还不断委以重任，终于遭至了朝臣的大肆弹劾。据《明史·张至发传》记载:

内阁中书黄应恩悍戾，体仁、至发辈倚任之，恃势恣横。及为正字，不当复为东宫侍书，恐帝与太子开讲同日也。至发不谙故事，令兼之。

面对朝臣对于黄应恩的弹劾，张至发还在竭力死保，不惜以首辅之尊向崇祯“连疏三次”。不过，此时的崇祯已经对于张至发逐渐失望，因此对他的求情不准。据《明史·张至发传》记载:

至发愤，连疏请勘。帝虽优旨褒答，卒下应恩狱。

黄应恩下狱后，张至发害怕他攀咬自己而牵涉案件，暗中继续为黄应恩疏通关节。不过，由于此案已经引起了崇祯的警觉，因此黄应恩仍然难逃重判的下场。

经过此事，张至发已经明显察觉出朱皇帝对他不再信任，于是开始上疏请辞，编列出了三条理由。但是，其中却没有提到自己身体患病而请求归乡养疾，结果崇祯却以“回籍调理”为由批准了他的辞呈，在当时传为了一件笑谈，世人纷纷讽刺张至发是“奉旨患病”。据《明史·张至发传》记载:

至发乃具疏，自谓当去者三，而未尝引疾。忽得旨回籍调理，时人传笑，以为遵旨患病云。

张至发从担任内阁首辅到被迫离职，前后不足一年的时间。而接替他的孔贞运，甚至还不到两个月的任期，就被刘宇亮所取代了，而刘宇亮很快也因为对清军作战不力而被罢官。这两个首辅如此之短的任期，看似偶然促成，但根本原因还在于崇祯认为他们同样能力和德行都不堪重任，害怕会成为又一个张至发。

1642年，以“回籍调理”为由而被崇祯罢职的张至发，竟然真的在家乡患病了，很快就在忧惧之下病亡，终年六十九岁。崇祯皇帝闻讯，还是下旨追赠其少保衔，并且还门荫子孙。

对于张至发，人生的大部分时期都属于封建体制下的标准臣子。但是，担任首辅前后的心态发生了重大转变，私欲太重是他最大的败笔。张廷玉在《明史》这样评价他:

至发颇清强。起自外吏，诸翰林多不服。又始终恶异己，不能虚公延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