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的三叔张炳芳，号三峨，喜欢喝茶，也擅长制茶，张岱曾与其一起研制新茶，费尽辛苦，所焙新茶，一经冲泡，如百朵兰花随雪飘落，张岱为其取名“兰雪茶”，名动江东。

这位安安静静喝茶的三叔，小时候却是很调皮，每次见到张岱的祖父，都要大叫一声，猛跳一下，然后飞跑到祖母房间藏起来，祖父很是生气。长大之后，为人机警，不爱读书，绍兴出师爷，这位三叔也顺理成章成了一名绍兴师爷，他先在本地知府衙门练了练手，小试牛刀，结果大受欢迎，几任知府都离不开他。

于是，天启年间，三叔不带一两银子，来到北京，凭借三寸不烂之舌，谋得了一个内阁中书的小吏职位，主要是干些抄抄写写、跑跑颠颠的活儿，但因为是身在内阁，近水楼台，消息灵通。每天下班之后，家里来打探消息的官员络绎不绝，以致大门外“车马填拥，行者不得路”，甚至得到凌晨两点才能见完客人。平时如果有圣旨从内阁传出，三叔一看是哪位大僚的喜讯，一定飞快地跑过去道喜，因此得到了一个“张喜雀”的绰号。

这位“张喜雀”可不只会道喜，也会杀人于无形。

崇祯年间，有一天，广东巡抚许芳谷派一名差官来京，想给大学士周延儒送银子，托三叔做中间人，三叔答应了，可能是这位差官不懂行情，给“喜鹊”的那一份不够分量，所以等了两个月，银子并没有送到周府。差官干等着，没拿到回信，终于着急了，忍不住直接跑到周府，拜见周大学士，问他有没有收到银子，周说“没有，谁是中间人？”回答说“张中书”，于是大学士命人召三叔进府，三叔面不改色，昂然而入。

大学士问“广东那件事是真的吗？”答“有这回事。”大学士伸出一个拇指（张岱原文作“出一拇指”，似暗指白银一万两），三叔点了点头，大学士冷笑一声，问“那我怎么没见着啊？”三叔不紧不慢地说“请大人让其他人都退下”，大学士挥了挥手，三叔靠近耳语说，“大人怎么这么着急，广东来办事的这个人，太不谨慎了，竟然当面来问大人，这事说不定已经被锦衣卫侦知了。”大学士说“那怎么办？”三叔说“好办，这笔银子咱们不收，掷还给他，这样子，大人清廉的名声也能让皇上知道。”大学士连连点头，说“很好很好，快去办，你是爱我的”（张岱原文作“中书君爱我”）。

从此，三叔成为大学士的心腹人，那位沉不住气的广东差官可就倒霉了，回到广州就因为办事不利被巡抚大人杀了头。后来再有过来托三叔送银子的，送来就走，一句不敢多问。

三叔也成为张岱家族的骄傲和靠山。

可惜，张岱还有个叔叔——九叔张九山。

这位九叔其实是个好脾气。他考中进士了，乡里送来锦旗和匾额，十叔嫉妒，把锦旗撕裂，给奴仆做内裤，把匾额砸烂，做猪圈的篱笆，九叔也不恼。

可这位好脾气九叔，却差点要了三叔的命。

原来，九叔辗转做官做到了南京户科给事中，负责监察江南的财政资金，有一次他找到了巡漕御史史范的贪污罪证，（史也是位监察官员，负责监察漕运，当年上书建议崇祯杀掉袁崇焕的就是他），写了一封弹劾史范的奏折，上奏给皇帝。这封奏折，从南京一路到了北京，进了内阁，落到了三叔的手里。三叔一看，生意来了啊，就把奏折截住，悄悄告诉史范，史范马上送来银子表达感激之情。

按说这事就可以了了，回头三叔再给九叔当面解释下就可以了。谁知道这位九叔不仅是好脾气，更是倔脾气，他等了俩月不见回音，于是再次上奏折，在奏折里还说，他怀疑朝中有人袒护史范，竟敢扣留了之前的奏折。三叔看了这个，不敢再截留了，于是朝廷看到奏折，就把史范问罪下狱了。史范心想，是不是给“张喜雀”送的银子少，这小子才让弟弟又上奏折啊，于是也把三叔咬出来了。三叔的前账也被人翻出来，被关进监狱待了四年。

放出来之后，回到家乡第一件事，就是去骂九叔，骂完没俩月，还是不消气，连气加病，就死掉了。

三叔死后十年，张岱为他写了篇传记。张岱感慨道“祖父那一辈，兄弟之间相顾如手足，父亲那一辈，兄弟们仍不失平常之交，到了我们这一辈，就像路人甚至仇人一样了。”

张岱似乎和这位三叔感情很深，专门为他写了小传，而那位九叔，却没有传记。甚至连那位爱嫉妒的十叔都有篇小传，九叔也没有。

这位九叔就在三叔、十叔的传记里，若隐若现。张岱有意无意地透露，九叔的结局是与清兵打仗，战死在临清。

这或许也是没留下传记的原因吧。

伴随叔叔们的斗争、吵闹、凋零，张岱忽然发现，他的王朝也终于进入日暮时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