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李党争是中晚唐的重要历史事件，是中晚唐社会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与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并为中晚唐社会的三大特征，加速了李唐政权的崩溃与瓦解。 牛李党争，指中晚唐之际，以牛僧孺为首的集团和以李德裕为首的集团之间的斗争。牛李党争起于唐宪宗元和三年（808），以牛僧孺、李宗闵、皇甫湜对直言策时与李德裕之父李吉甫发生冲突为开始，终于李德裕贬死崖州的宣宗大中三年（849），党争前后持续了四十一年。

李德裕与中晚唐政治有着紧密的联系。其两次入相，行政积极，多有善政：外抗异族，内制藩镇，改科举、去淫祠、毁佛寺、放寺僧、置备边库，功成一代名相。但又身陷党争泥潭，外放崖州，饮恨而终。

唐宪宗元和三年（808），皇甫湜、牛僧孺、李宗闵对直言策时因策语太过于尖锐，得罪了时为宰相的李吉甫，李吉甫向唐宪宗哭陈此事，宪宗遂罢考官岭南节度使赵昌、户部侍郎杨于陵，而牛僧孺、李宗闵也久不得升迁。从而引发了李吉甫同牛僧孺、李宗闵之间的私怨，也成了诱发牛李党争的最早起因。

宪宗元和九年（814），淮西节度使吴少阳病死，其子吴元济欲接替节度使之位，故隐瞒实情，扩充军队。对吴元济的嚣张行为，朝廷内部处理方案不一，李吉甫主张对淮西用兵，另一宰相李逢吉却不赞同李吉甫的用兵策略，双方在此问题上产生了分歧，矛盾开始升级。后李吉甫暴死，裴度接替李吉甫为宰相，继续执行李吉甫对淮西用兵的政策，李逢吉则因与裴度政见不合，罢去宰相职务。此后矛盾步步升级，由个人之间的私怨，发展为政见的不合，而矛盾双方分别是裴度与李逢吉。

元和十四年（819），身为幕僚的李德裕随着府主张弘靖由河东入朝，授监察御史。宰相裴度原与李德裕之父李吉甫相善，政见又相同，加上李德裕当时已有名气。所以在长庆二年（822），裴度欲引荐李德裕为相。而裴度的政敌李逢吉为了对抗裴度，利用元稹与裴度之间的矛盾使裴、元先后罢相，继而又引牛僧孺入朝，出李德裕为浙西观察使。时李绅与李德裕、元稹同为翰林三俊，常有与皇帝接近的机会，李逢吉害怕李绅在唐宪宗面前举荐李德裕，“乃贬绅端州司马”。

李德裕受李逢吉的排挤，原因有二：

其一，间接的原因就是宪宗元和三年（808），牛僧孺、李宗闵、皇甫湜三人对直言策时与李德裕之父李吉甫发生冲突而产生私怨，如今将怨恨转嫁于李吉甫后人李德裕的身上，故对李德裕进行压制。

其二，直接的原因是裴度、李逢吉互为政敌，裴度欲荐引李德裕为相，壮大自己的政治势力，为李逢吉所不容，所以李逢吉借排挤李德裕以打击裴度，李德裕成了两人斗争的牺牲品。李逢吉引牛僧孺入相，而将李德裕出为浙西观察使，自此后，两党斗争范围变大，渐形成各自的势力与集团，在政见、利益等方面变得对立起来，从而导致了分别以牛僧孺、李德裕为代表的集团的形成与斗争， “俄而僧孺入相，由是牛、李之憾结矣。”

李逢吉与裴度、李吉甫之间的斗争同牛僧孺、李宗闵与李吉甫之间的斗争汇聚在一起，李逢吉、李宗闵、牛僧孺站到了一起，形成了一个集团；而裴度、李吉甫则形成了另一个集团。李吉甫亡故后，裴度便荐引李德裕以增强自己的政治势力。自此以后，李德裕与牛僧孺的明争暗斗就真正地开始了，历史上的牛李党争也就名副其实了。这一时期，党争得到发展，裴度、李逢吉为了斗争，双双援引新人作为斗争的砝码，牛僧孺、李德裕分别卷入斗争之中，自此后，他们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之上，分别代表着不同的集团，进行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斗争。

李德裕在浙西任职期间，兢兢业业，其改革旧俗、破除迷信，德政卓著，功绩赫然，为时所称。宝历二年（826），裴度以山南西道节度使入相，十一月，罢李逢吉知政事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从此不再入朝执政。裴度与李逢吉的斗争异常激烈，到达高潮，李逢吉最终被罢相，败于裴度。 大和三年（829），裴度第二次推荐李德裕为相，可是李宗闵因得到宦官的帮助，已由吏部侍郎升任为宰相。李崇闵害怕李德裕得到重用，故出其为郑滑节度使，同时，“引僧孺协力，罢度知事，二怨相济，凡德裕所善，悉逐之。于是二人权震天下，党人牢不可破矣。”从长庆二年（822）到大和三年（829）七年的时间里，裴度两次荐引李德裕为相都以失败而告终，这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李宗闵、牛僧孺在朝的势力大于裴度、李德裕在朝的势力；第二，说明了唐文宗在牛、李两党之间还是倾向于李宗闵和牛僧孺一派的。正因为这样，不仅是李德裕不得为相，就连裴度也数次遭到排挤，出任地方节度使。

我们可以看出，李逢吉本人虽于激烈斗争中败于裴度，但其所援引的李宗闵、牛僧孺已代替了其地位而继续同裴度、李德裕作斗争，牛党人此期把握朝堂，裴度、李德裕双双受到了排挤，远贬朝外。

唐文宗先用牛党人，后又用李党人，同时还使用近臣郑注、李训等人，这是牛李党争在文宗朝得以全面发展并达到高潮的关键。两党兼而用之，又不能很好地调和两者之间的矛盾，牛李党争，实为唐文宗用人无方、治人无能之结果。因此，近臣郑注、李训一党，宦官一党及牛党结成同盟，三股势力在不知不觉之间，俱因为反对李德裕而站到了一起，对其共同的政敌进行压制。当李德裕被驱逐之后，近臣一党便与宦官一党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导致了唐文宗朝时期的甘露之变，朝臣被杀、宦官把持朝政。这也充分说明，朝廷各派势力在不能达到均衡发展的时候，往往会走到一个极端，这个极端就是不同政治势力间生死存亡的斗争。

文宗时，党争发展到了最高潮，斗争异常激烈。文宗卒后，唐武宗于政变中继位，其行事果敢，往往能独断乾坤，《旧唐书武宗本纪》载史臣所论： 开成中，王室寖卑，政由阍寺。及缀衣将变，储位遽移。昭肃以孤立维城，副兹当璧。而能雄谋勇断，振已去之威权；运策励精，拔非常之俊杰。属天骄失国，潞孽阻兵，不惑盈庭之言，独纳大臣之。依此记载，我们可知唐武宗“雄谋武断”、“运策励精”、“不惑盈庭之言”，迥异于文宗那种相对柔弱的性格。重要的是，唐武宗彻底改变了文宗朝以牛、李两党交替使用、同时又任用近臣的作风，对李德裕及其党人给予专用，可谓是君臣遇合，千载之下，为人所称，共同开创了复兴唐室的新气象。

会昌六年（846），唐武宗因为服食方士长生药而卒，宦官拥立太叔李忱为帝，是为宣宗。唐宣宗虽号称一代英主，其治下亦有小贞观之誉，却不能够赏识李德裕。四月一日，宣宗听政，免李德裕之职，又将李德裕出为江陵伊、荆南节度使，五月，任命牛党人翰林学士白敏中为宰相。九月，改李德裕为东都留守，解平章事，大中元年（847），李德裕改为太子少保、分司，十二月，又贬潮州司马，“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大中二年（848）九月，李德裕再贬为崖州司户参军。李德裕在宣宗朝的落寞，与在武宗朝的专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李德裕被贬之后，李党成员也纷纷被谪：会昌六年（846）七月，李让夷罢相，出镇淮南；李绅卒于淮南节度使任上；九月，郑肃出镇荆南；大中元年（847）八月，李回罢相，又出守剑南西川节度使，牛党人又复执政，李德裕死后，李党不复有与牛党斗争的力量，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牛李党争到此也结束了。

牛李党争是中晚唐的大事件，也是后人所津津乐道的重要历史事件，历来为史家所重视。

从斗争的性质特点上说，牛党与李党是两个不同的集团，他们之间的斗争范围很广泛，有政见的斗争，有利益的角逐，有势力的扩展，有人才的争夺，有科举观的分歧等等，我们不能说牛李党争是哪一个具体的、单方面的斗争，它的斗争应该是全面的、广泛的、长时间的与残酷的。有学者认为，宋代三百年的党争，“大抵自‘元祐更化’以后，随着党争形态从‘国是之争’日益演变‘意气之争’，朋党成员之间的交恶倾轧，文化名人之间的肆意诋毁，渐成泛滥之势，所有那些被党与裹挟的文人士大夫，不管是‘君子’还是‘小人’，都长期存有一种难以释怀的报复心理。”而中晚唐的牛李党争，又何尝不是“国是之争”与“意气之争”的并存？他们的斗争，有国是的因素，也有难以释怀的报复心理在作怪，只不过阶段不同，目的不同，侧重不同，激烈程度不同而已，但是“国是”与“报复心理”这两个因素，一直伴随着斗争的始终。

笔者认为，宪宗朝是斗争的发生期；穆宗、敬宗朝的牛李党争是斗争的潜伏期与发展期；文宗朝是牛李党争的全面发展期及高峰期；武宗朝为牛李党争的延续期；宣宗朝为牛李党争的终结期，牛李党争最终以李党失败、牛党胜利而告终。

从牛李两党势力的消长变化来看，初期及发展期两党都在发展中，斗争各有胜负，但总体形势上牛党人胜于李党人；文宗朝，对两党人都有任用，又各有贬谪，其间文宗还有意培植了新的政治势力李训、郑注等。此期两党斗争最为激烈，影响深远，达到了最高峰；武宗朝重用李党，牛党被全面压制，李党在斗争中胜利，在国家治理上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宣宗时，李党人全面下台，牛党人重新执政，李党之首李德裕身死崖州，自此李党无复有与牛党斗争的力量，牛李党争自此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