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顾个人的毁誉完成了党交给的特殊使命。”——《中共党史人物传》

翻开历史的书卷，那一个个在抗日战场上冲锋陷阵、誓死为国的战士，他们用鲜血换来了新中国的诞生，人民由此迎来了光明的曙光。

这些壮烈牺牲的英雄是我们看得到的，还有一些战士，他们只能隐藏在血雨腥风里，冒着更大的危险、迎着更大的困难逆行而上。

他们是一种特殊的群体——敌后间谍。

喜欢看历史剧的人大多都看过《伪装者》，这部以试探对方情报为主题的间谍剧，着实把人性的多面、敌人的凶残、共产党人的忠贞不屈刻画的淋漓尽致。

剧中的明家圈粉无数，明家兄弟天台对决大飙演技，一瞬间透露三种间谍身份令观众大惊失色，他不仅是国民党的间谍、汪精卫伪政府要员，还是一名共产党员！

但是很多人认为，这样的人物根本不可能出现在现实世界，还有网友表示“三重重大身份，这人不得精神分裂？”

可是，历史上不仅真的存在这样的人物原型，而真实情况更让人骇人听闻。因为，他同时兼具五重间谍身份。这个卓越的情报员是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上的一颗夺目勋章。

1931年的冬月，年仅20岁的袁殊接到一名红色特工的通知。上海弄堂里的一家咖啡馆，他们见面了，这次见面是袁殊成为一名中共特工的历史性见证时刻。

这名红色特工就是特务科的总负责人，也是优秀的革命前辈潘汉年，已经在上海地下组织从事情报工作多年。

此次碰面，正是想要挖掘这位优秀人才来加入中国共产党。两人见面，一拍即合，由此，袁殊开启了他的“灰色”生活。

而组织又为何选择了这样一个在情报工作方面没有任何经验的“毛头小子”呢？袁殊又有怎样的过人之处？

和当时很多青年才俊一样，他也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对于新闻史和东洋史有很深入的研究。这也为他今后从事情报工作和抗日工作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他的父亲也是第一批同盟会成员，因此，他从小就接触到了最新潮、最先进的思想，对爱国、救国也有着更深层面的认识。

早在学生年代，他就发表过多篇关于共产党人被迫害的调查性文章，还主创了杂志周刊《文艺新闻》，主要来挖掘和揭露一些社会黑暗现实，声张人间道义，但很快就被国民政府责令停刊。

但他对当时社会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这也吸引了潘汉年等情报工作者的目光，经过仔细考察，他们找到了这位年轻小伙。

他的第一重身份就是成功打入了国民党中统，当时，经表兄的介绍，没过多久，他取得中统信任，就成为了情报股的股长、通讯社的记者。

作为一个媒体人，就会有更多机会参加国家间的重要会议，这让他有机会结识很多日本驻沪领导及其他媒体同仁。

这为他的第二重身份蜕变做好了铺垫，他也由此成功打入了日本的情报组织。

他出马的第一件事便是利用日本驻沪领事的渠道，快速得到了有关中日关税和货币兑换问题的消息，深得吴兴亚信任，将更多的情报工作交给他执行。

另一边，驻沪领事也就得到了更多关于国民党军统的情报，袁殊在他们之间恣意来往、如鱼得水，马上就成为了“红人记者”，在国际上有了显著名声。

但大家不知道的是，这一切都获得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批准和指示，此时的袁殊相当于兼具了三种间谍身份。

利用在国际上的记者身份，他在办报办刊方面就更加方便了，先后创办了两个新闻社和三家刊物，定期举办多种形式的记者座谈会和记者协会活动。

他对新闻业的贡献巨大，他利用新闻报刊不仅团结了一大批青年新闻工作者为中国政事和民生发声，也秘密联系了很多地下工作者，为中共间谍的长期艰苦潜伏和隐蔽工作，做好掩盖和保护。

抗战进入白热化阶段，整个社会动荡不安，他意识到，光靠军统和日本人，他这两边的身份极可能会暴露，乱世年代，身份关系要更为复杂才能更好地潜伏。

于是，他加入了黑帮社会，与杜月笙拜了把子、称兄道弟，这个强大的帮派为他的身份又拴了一道保险锁，在青帮的身份也成为他的第四重身份。

战乱年代，他就在这水深火热中不断周旋、如履薄冰，牵一发动全身，他必须先保护好自己，才能保护好上级组织以及多少革命前辈织好的情报网。

在狡猾的日本人里周旋已是一件极为不易的事情，而只身一人在国民党、共产党和日本人之间隐藏好身份的同时，还要完成各项任务，是非常考验个人能力和胆识的。

而事实证明，袁殊是非常出色的特工，能深得三方信任和重用。最重要的是，无论期间多么危急艰难，袁殊始终没有背叛和放弃过他的最初身份——共产党人。

他始终坚定自己的初心，不忘红色革命，坚守红色底线，但是，命运有时候不能被自己所掌控和左右。

1935年，他不幸被捕，在接受国民党特务的审问时，他不得已供出了好友，这在当时是极为严重的出卖同志的行为，可事后他否认了自己的“出卖”。

他说，这位同志是他的密友，他对她是非常了解的，她的身份虽是地下党，但同时也是著名的演员，是上海名媛、交际花，以她的人脉和能力，可以轻松应对，但却可以保全其他地下工作者。

果然，这位密友化险为夷、全身而退，但是其他地下工作者并不买他的账，认为他有叛变投敌的倾向。

这就是身为间谍的最大悲哀，即使多次身临绝境，但在关键时刻没人会真正理解他。

甚至有时候，面对多种身份，他自己都会出现幻觉和摇摆不定。正如最初把他带到这一行的上级所说：“情报工作者没有什么好的下场，每个人都一样。”

在他间谍生涯中最为紧张的时期要数第五重身份了，他加入了上海军统国际情报组，担任少将和情报组组长。

他长期潜伏在黑暗的边缘，不能像正常的战士光明正大地维护祖国尊严、保卫国家之安危，他只能坚守底线，在敌我不清的道路摸爬滚打，无视那些不理解和谩骂他的人。

情报工作者只有上级命令和执行工作，是不允许有个人的情感流露和委屈抱怨的，他们只能像孤独的勇士，在黑暗里独自前行，没有人偏袒他们，毕竟在关键时刻，为了大局，连组织也会随时抛弃他们。

忍辱负重、意志坚定，他们必须时刻坚守底线才不至于越界泄露组织秘密，立场和利益是他们最大的武器。

他们不怕死，但是他们的死往往是最残忍最难堪的，这是间谍的宿命。经历了20年监狱生活和8年劳动改造后，这位昔日叱咤各个派别的五重间谍，在北京安养晚年。

1987年，一场大雪过后，银装素裹间，他那覆盖着党旗的骨灰盒，被安放在八宝山公墓。

“豪情一生忘生死”，在我们的近现代史上，诸如袁殊一类的间谍无名英雄比比皆是，他们深藏功与名，只为获取更多对我党有利的情报，他们以坚定的立场和热忱的爱国情怀报效祖国。

只有活着才是最大的价值，才能为国家做更多的贡献，他们忍辱负重、砥砺前行，不顾个人声誉，只求换来现世安稳、祖国强大。

让我们为革命年代里，一个个坚贞不屈的情报工作者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