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到宋朝的时候，“尚文轻武”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话题，在这个话题中间，“不杀文臣”这一宋朝的朝廷规矩又深被探讨。

很文人对此津津乐道，感叹宋朝对文人的偏爱与尊敬，对于此规矩的来源当然也是了如指掌，即宋太祖在位期间将一刻着“太祖誓约”的石碑锁在了太庙一间密室之中，石碑上刻着三条规矩：

一，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二，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三，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不难看出，太祖誓约中有一条是专门针对士大夫，充满着对他们的保护，同时也尽显偏爱，这一切看上去是挺和谐的。

但，承载“太祖誓约”的“太祖誓碑”真的存在过吗？其实值得我们思考。

关于“太祖誓碑”传说相关记载只有两个，第一个来源于曹勛向高宗上书的一则奏文，奏文的主要内容是传达还在金国做俘虏的徽宗对高宗讲述的“太祖誓约”，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太祖誓约；第二则来源是陆游（此陆游并非我们熟知的陆游）的《避暑漫抄》，其中对“太祖誓碑”有了更多细节的记载。至于后世更多的记载都是以这两则为参考。

不难发现，关于“太祖誓碑”的相关记载都是来源于南宋，而非太祖所在的北宋，并且如此重要的事件，仅仅只有两则不太权威的史料记载，可信力已经落了下乘。

前人对此现象采取了“文本考古”的方法进行探究，结合史料旁证，对史料中出现的相似记载进行追本溯源，再充分考虑史料成书的政治背景，对“太祖誓碑”的存在与否给出了一个初步的结论，即很少有证据表明“太祖誓碑”真正存在过，“太祖誓碑”很可能系后人伪造，只为加强高宗统治。

“文本考古”之法需要庞大的知识储备与对历史真相抽丝剥茧的探究才能得出可靠的结论，其困难繁杂程度不言而喻，关于“太祖誓碑”的真伪考证，笔者不可能也没有精力采用此种方法。在此我们另寻他路，只针对其中一点，即以宋代礼制与“太祖誓碑”传说的主要来源之一《避暑漫抄》中相关记载间的冲突，反应《避暑漫抄》系编者臆想，从而证明“太祖誓碑”根本不存在。

太庙构造与《避暑漫抄》记载的冲突

对于誓碑的放置位置《避暑漫抄》载：“艺祖受命之三年，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

太庙建于太祖元年，沿袭唐、五代“同殿异室”的制度，初始只有四室，面阔十二间，也就是说每室恰好分为三间，分别供奉僖祖、顺祖、翼祖、宣祖四庙，此后太祖一生再没将太庙扩建动工的记载。

到了太宗，增加太祖一庙于宣祖东侧，再在太庙东西两侧分别设夹室，古有记载：“东西夹室外，分为五室，每室二间”，自此，宋朝太庙才开始有了夹室，很明显，《避暑漫抄》中记载太祖时期就将誓碑放于夹室是与太庙的建造过程不符的。

那么有没有可能是后世皇帝将誓碑移入夹室，对《避暑漫抄》作者造成了误导？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伴随着帝皇的不断更替，新帝对必定会扩建太庙以供奉祖辈，其中扩建便造成了夹室的不断外移，倘若誓碑真在夹室中放着，那么如何保证在不断的转移过程中不被别人发现，要知道对于誓碑尺寸，《避暑漫抄》这样记载：“碑止高七八尺，阔四尺余，誓词三行”，很显然如果要移动，保密几乎不可能。

夹室建成之后，主要作用是收纳宝物，伴随着宋朝的发展，宝物越来越多，以至于夹室变得杂乱拥挤，对于夹室的拥挤，宗正寺曾奏言：

“伏缘旧殿六室宝册法物甚多，自来皆于夹室内地棚床架阁，已满。切虑将来真宗神主升祔之后，法物愈多，安置不尽，欲乞于夹室内各置板棚、胡梯。”

很难想像在这等杂乱不堪的夹室，“及新天子即位，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词。”

太庙管理人员与《避暑漫抄》记载的冲突

对誓碑的保密性，《避暑漫抄》如是记载：“虽腹心大臣如赵韩王、王魏公、韩魏公、富郑公、王荆公、文潞公、司马温公、吕许公、（吕）申公，皆天下重望，累朝最所倚任，亦不知也。”

宗正寺作为太庙的主管机构，负责太庙的维修扩建工作，倘若夹室之中真有誓碑，那么在北宋不断扩建太庙的过程之中必然瞒不过宗正寺。

宗正寺的主官早期“以宗姓两制以上充”，担任主官的多是皇室的旁系支属，而到了后期，血缘关系更加疏远，担任宗正寺主官的人员甚至不再用国姓，由此可见宗正寺主官的地位越来越低，如果夹室中真有誓碑，这些旁系低品级的官员都将会知道它的存在，那么赵韩王、王魏公、韩魏公、富郑公、王荆公、文潞公、司马温公、吕许公、（吕）申公，等人竟然对誓碑的存在一无所知，这想想都是件荒谬之事。

以上两点，皆可断定誓碑不可能藏于夹室，礼制中关于供奉祖宗太庙的记载，向来是注重孝道古代王朝关注的重点，所以文中所列举的礼制记载可信度极高，而《避暑漫抄》中的内容频繁与宋代礼制相冲突，结果不言而喻，《避暑漫抄》根本就是作者臆想，从而“太祖誓碑”也根本不存在。

参考资料：

《避暑漫抄》《宋史》《宋会要稿》《续资治通鉴长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