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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最早知道孔子，得益于利玛窦神父的两位后继者：蓝方济神父和金尼阁神父。

蓝方济神父所著《大中华王国新见解》及《中华王国、日本、莫卧尔王国新见解》两书，分别于一六○二及一六○四年在巴黎出版了法译本。

随后，一六一五年，金尼阁神父根据利玛窦札记编写的《耶稣会士基督教远征中国史》法文版在里昂出版。

金尼阁的书是为了捍卫利玛窦的传教方式而撰写的，因而不少地方涉及到了对孔子的看法和儒学在中国的地位。不仅如此，他的书还第一次向西方人揭示了儒家经典——四书五经。

1、儒家经典的西传

以这两位神父的书为开端，在此后长达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向欧洲人介绍中国的书接连出现。不管是赞扬还是反对，这些书几乎本本都要涉及到孔子及其学说。

原因很简单，对孔老夫子取何态度早已成为基督教在华传播方式的分水岭。

在那场延续近百年的“中国礼仪之争”中，向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介绍孔子的主要著述有:

由柏应理等四位神父合著的《中国贤哲孔夫子》。

此书包括柏应理神父撰写的序，殷铎泽神父撰写的《孔子传》以及他与恩理格，鲁日满两位神父合作翻译的《大学》、《中庸》和《论语》。书内还第一次刊印了一帧孔子像，并附有柏应理一六八六年已出版过的《中国纪年》一文。

在李明神父所撰《中国现势新志》一书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涉及中国的宗教、道德、传统思想和政体等问题。李明神父对这些问题的描述都有意无意地向西方读者传输了“智者孔子”的信息。

尽管这本书内有关儒家思想的内容，大多转引自柏应理神父的书，但由于它是用法文撰写的，又出版于“礼仪之争”最激烈的时刻，因此比《中国贤哲孔夫子》拥有更多的读者，影响面也更大。

龙华民神父撰写的《论中国宗教的若干问题》，龙华民是利玛窦的继任，在传教方法上，他不赞成利氏的“中国化”，认为儒学，特别是宋代以后的“现代儒学”，是唯物论、无神论，与基督教教义毫无共同之处。

这篇论文原载于多明我会神父纳瓦海特一六七六年在马德里以西班牙文出版的《历史论文集》一书中，是龙华民神父对宋儒理学的介绍。

卫方济神父用拉丁文译介的四书以及《孝经》、《小学》，一七一一年在布拉格出版。这是《孟子》一书第一次被译介成西文。根据法国著名汉学家雷慕沙的研究、卫方济神父的译本是当时最明晰、最完全的儒家典籍西译本，但可惜译文语言过于冗长啰嗦、完全失去了中文原作含蓄隽永的特色。

此书由普吕盖神父译成法文，一七八三—一七八六在巴黎出版。

杜哈德神父编纂的《中华帝国全志》，是当时全面介绍孔子及其思想的最通俗易懂的一本书。在该书第二卷中，有关于《易经》、《书经》、《诗经》、《春秋》、《礼记》的介绍，并附有马若瑟神父选译的《尚书》和《诗经》片断。

本书对四书的介绍是据卫方济神父的拉丁文译本改写的，因此对首次与法国读者见面的《孟子》，做了长达三十四页的详尽介绍。此外，该卷还收有《孝经》、《小学》、《烈女传》的简介、并有对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关系及儒家道德修养方法的详细说明。

在第三卷中，杜哈慈神父又用了近三百页的篇幅，全面介绍中国人的宗教、礼仪、道德、哲学、习俗。

这些内容不仅从实践的角度补充了前文的理论介绍，而且以大量事实说明了儒学在中国的重要地位。

杜哈德这套四卷本的《通志》，在当时被视为是介绍中国的“百科全书”，曾多次再版，并被译成英俄等文。它为整个启蒙时代的欧洲所参阅，影响面广，对向西方人宣传孔子及儒家思想起到了极重要的作用。

一七七○年，法国东方学家德经，出版了由在华耶稣会士宋君荣神父翻译的《尚书》。早在一七二九年出版的《中国天文学简史》中，博学的宋君荣神父就引用了《诗经》、《尚书》、《春秋》等古籍中有关日蚀的记载，来说明中国天文学的成就及中国历史的悠久。一七三九年，他将《尚书》全译本寄回法国，但直至一七七○年才被正式出版。

由钱德明神父主编的《北京教传士关于中国人历史、科学、艺术、习俗论丛》第一卷中，收有对六经（包括《乐经》)的简介和《大学》、《中庸》的较完整译文；第二卷中刊出了北宋周敦颐所绘《太极图》；一七八二年出版的那一卷中刊出了钱德明神父撰写的《孔子传》。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至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前夕，四书已被来华耶稣会士全部译成法文。五经虽较难译，但也有了《尚书》的全译本、《诗经》的节译和对其他几本经书的简介、因此其内容也为欧洲人所了解。

2、源自法国的转译作品

除了由颇通汉语的神父们，直接自原文译出的典籍外，这一时期内还出现了相当一批转译、改写、评述的作品，它们对于向欧洲传播儒家思想的作用亦不可低估。

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有：

拉莫特·勒瓦耶所著《论异教徒的美德》，此书是受当时执政的黎世留首相之托，为捍卫耶稣会利益，反对其敌手冉森教派而作。因此在关于孔子的这一部分内，作者充分利用了耶稣会教士金尼阁神父提供的材料，宣传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只承认一个他们称之为天子的上帝”，以此来支持利玛窦的传教方式。

此外，作者在本书中还大力颂扬孔子及其思想。他说，由于孔子和希腊的苏格拉底几乎是同时代人，他们在世上两大古老民族中都倍受敬重，特别是由于“孔子与苏格拉底一样都使伦理道德具有了威望，使哲学从天上降至人间”，所以人们完全可以视孔子为“中国的苏格拉底”。

拉莫特·勒瓦耶对孔子的赞扬，表面上似乎是为了支持耶穌会士在华的传教事业，而实际上却向欧洲人宣传了一种与基督教分离的道德。

库资所著《中国贤哲孔夫子之道德观》，这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概述中国古代史并简介孔子生平及四书五经；第二部分详细介绍了《大学》、《中庸》及《论语》，并附有从《论语》中节译出的孔子八十条“箴言”。

在书前的《告读者》一文中，作者明确承认：

“本书据龚当信和柏应理神父译成拉丁文的孔子三书而撰。”

事实上，它确实可视为耶稣会神父们出版的《中国贤哲孔夫子》的法文改写本，其重点在于介绍儒家的伦理道德观。

西鲁埃特《中国政府及道德观总论》，这也是-本“主要据孔子著述而撰”的书。西鲁埃特曾在路易十五的宫廷里担任要职，借助作者在政治上的地位，本书在当时颇具影响。

一七五八年在荷兰出版了迪奥盖尔·拉埃斯所著《古代杰出哲学家传略》的法译本，译者名叫肖夫皮。这本书的第三卷中到有孔子画像和长达九十页的《孔子传》，其中包括对《大学》、《中庸》、《论语》的详细介绍和部分孔子箴言。

以上这些法文的转译和改写本，所依据的都是耶稣会传教士的翻译和介绍，但是由于他们并非“礼仪之争”的直接当事者，笔下自然就少了许多论争的火药味；另一方面，这些作者都从未到过中国，对于传统儒家思想和中国文化缺乏有深度的了解，这就使他们的作品难免带有更多的主观色彩。

这样，通过这批作者间接了解孔子的十八世纪读者，接触到的就是经过两次误读之后的儒家思想。奇怪的是，经过这两次误读之后，欧洲人所看到的孔子，似乎更接近了他的原始形态——即那个“布衣”教育家、“布衣”哲人的形象。

3、利玛窦开辟的“孔子范式”

所谓误读，就是指译介者在翻译评介过程中受自身文化修养、语言水平等客观因素的限制，又受主观动机的支配，而对原文所做的有意无意的改动，甚至歪曲。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孔子及儒家经典在西行的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误读。

明清之际，当利玛窦和他的追随者们相维进入中国之时，孔子早已被尊为“圣人”，在中国享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儒家思想在这个泱泱的帝国内，也早已是唯一正统的思想，唯其是非而是非。

利玛窦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看到了这个事实，承认这个事实，然后按照这个事实建构了他独特的传教方法。

我们已经看到，他的“中国化”了的方法几乎从一开头就导致了相当一批传教士的反对。

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如何看待中国人的尊孔礼仪。为了说服罗马教廷和欧洲的同仁们，利玛窦及其追随者们不得不反复强调孔子在华的重要地位，以此来说明他们的“让步”，正是为了促使基督教在华的传播。

最早向欧洲人详细介绍中国人尊孔情况的，是金尼阁神父。他在《耶稣会士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一书中称孔子为“中国哲人之泰斗”，并且做了如下的说明：

“中国最大的哲人是孔子。我发现此公乃于救世主耶稣基督降世前五五一年便已降生，在世七十余年。此公如此长寿，而终其一生竭诚劝导众人注重道德修养，为传播此道，其著述讲学亦非少数。因循此，孔子在中国人中享有盛誉，以致众人皆以为，孔子以其一世的真诚，超越了世上一切至善至美之人杰，此况实为任何别一地域所未见，对此公的交口赞誉，使中国文人从不怀疑孔子论及之每一事，且皆事之以师，唯其是非而是非，不仅文人，国君亦然，经过诸多世纪依然对其顶礼膜拜，然非敬之如神，乃敬一世人，并称为了一切自孔子所获之教益而感激、敬重之。从古至今，孔门后世一直为万人仰慕。国君封世袭族长以尊号，且赐予诸多赏银与特权”。

有的读者也许会问，为何金尼阁神父强调他是被当作人而非神受到尊崇呢？

别看“神”和“人”只有一字之差，其中的奧妙却真是大大的。

按照基督教教义所说，天地万物间只有一个真神，那就是“上帝”，利玛窦创立他在华的特殊传教法有一个前提，就是认定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认识并尊崇一个主宰天地万物的真神，也就是中国古籍所称的“天”，“上帝”，在他看来，这个“天”，这个“上帝”与基督教里的“上帝”可以完全等同，至于中国人祭祖敬孔的仪式，则完全是表达他们对已故先人、恩师的怀念之情，与皇帝祭天的仪式不可同日而语，祭祖敬孔纯属民俗礼仪问题，与宗教并无瓜葛，因此是可以被允许的，至于金尼阁神父在文中强调孔子“人”的地位，正是出于一种自卫目的，不如此他就无法防止反对者的攻击，也难以堵塞责难者之口。

此外，我们还应看到，中西文化对于神的理解也是有差异在金尼阁之后，其他的耶稣会士们不仅严格按照这幅“标准像”来描绘孔子，而且增加了更多的细节，以说明孔子在华享有的崇高地位，进而证明传教士们的“儒化”，“中国化”是正确的。

4、《孔子传》的影响

杜哈德神父的书中收有一篇《孔子传》。

此文原由殷铎泽神父据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写出，此处又改写为法文。

众所周知，司马迁的书肯定了孔子是一个卓越的学问家，但文中仍有不少传说成分、诸如孔子母亲颜氏祈祷尼丘山而生孔子等等。耶稣会士们毫不留情地删去了其中一切可能误将孔子视为神的情节，而只强调孔子是学问家、教育家的一面。

这篇《孔子传》详细介绍了孔子的生平，从他的家庭，童年谈起，一直写到他受的教育，所处的时代背景，他在鲁国碰壁后背井离乡、周游列国，最终弃官从教的经历，他收徒讲学的情况和成果（弟子三千，其中七十二人最能身体力行其道德主张等)，最后写到他的辞世，他死后的举国哀恸等。通读全文，个被奉为万人师表、在华享有独尊地位的大教育家、大哲学家孔子的形象便历历在目。

本文作者还十分强调孔子学说的实用性及孔子言行一致的美德，因而就更突出了这位无权无势，仅凭对道德的执著追求而在华享有盛誉的“有道君子"的形象。

文章一开始，作者就将孔子与希腊哲学家泰勒斯、毕达哥拉斯和苏格拉底做了一个比较，称孔子的“声誉随时间之流逝而愈发显赫，达到了人类智慧所能企及之顶峰。以此而论，作者认为孔子超越了那三位几乎与他同时代的古希腊智者，原因是孔子并不像他们那样试图解释自然的奥秘，或穷究世界的起因，而只是致力于人类道德经验的宣传。

文中反复强调孔子的“所做所为从不与其说教相违”，他的温良恭俭让的性格，他对荣华富责的蔑视，特别是他持续不断注重自我道德修养的行为，使他“以其整个的人具体体现了其著作及讲学中所宣讲之道德规范”，因此才为中国人所敬重，享有万世师表之尊，以致“中国人至今仍视其为大师及帝国设具权威之学者”。

这篇《孔子传》在叙述孔子生平的同时，接触到诸多篇家道德规范，潜如温，良，恭，俭，让，宽，惠，直，贞，戒色，戒得等等。由于作者直接以孔子的作为来诠释这些规范，所以给西方读者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这种与现实紧密结合，使任何一个常人都能实践的道德教诲正是启蒙时代的欧洲人孜孜以求的，我甚至可以说这是儒学对欧洲哲学思想的形成所做的最大贡献之一。

我们不厌其烦地详引杜哈德的书，是因为它对十八世纪的影响至关重要，几平所有的启蒙思想家都在中国问题上参阅杜哈每的书，伏尔泰甚至这样评价它：

“我们只有通过阅读由杜哈德搜集，由当地提供的彼此毫不矛盾的真实材料，才能了解中国。”

我们详引杜哈德的书原因之二是它颇具代表性。

这套四卷本的《全志》，是杜哈德对二十八位在华耶稣会传教士的研究加以综合的结果，因而它最能反映耶稣会传教士主流派在中国问题上的基本观点。

事实上，从金尼阁神父起，至柏应理、李明诸神父，举凡论及孔子与儒学者，无一不把重点放在介绍孔子的道德观及天道观上，而在论及后者时又几乎无一例外地按照利玛窦的方式，去阐释儒家典籍中的“天”，强调“天”的人格神地位、赋予它基督教中“上帝”的意义。这样，在神父们的笔下，儒家天道观就不可分割地与中国宗教问题联在了一起。

5、儒家被宗教化的过程

那么，他们又是怎样向欧洲人介绍中国宗教的呢？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问题，我们先援引一七○○年巴黎索邦大学查禁李明、戈比安两神父著作时谴责的六个观点，从反面来做一比照。

这六个倍遭攻击的观点是：

“（1）中国在耶稣基督降生前的两千多年间，一直保留着对真上帝的认识,；

（2）中国有幸在世上最古老的庙宇中祭奠上帝；

（3）他们祭拜上帝的方式堪为基督徒之楷模；

（4）他们遵守一种如宗教般纯洁的道德；

（5）中国人有信仰，懂谦逊，有内外祭礼，祭司，祭品，具有上帝之精神及最纯之仁慈心，此乃真宗教之完美特征；

（6）在世上所有民族中，中国曾是最受上帝青睐之民族。”

毫无疑义，处在论争中的耶稣会神父们需要捍卫自己在华的业绩，他们满心以为，只要在中国人的“天”和基督徒的“上帝”之间划上等号，那种“中国化”的传教方法就能获得罗马的首肯。

哪知在正统的天主教卫道士眼中，“上帝”的概念是犹太教的专利，岂容别的民族去分享？

索邦大学的神学权威们，气急败坏地斥骂耶稣会士之说为异端邪说，亵渎神明，定罪的证据就是上引的六点，而这六点，确实概括了耶稣会传教士主流派对中国宗教的基本描述，如果我们再对这六条加以提炼，中国宗教就可进一步概括为：

尊崇上帝，崇高简朴的祭礼，注重道德的教义。

这就是启蒙时代的欧洲人所了解的中国宗教。

谁都清楚，耶稣会士们在上述六点中指称的中国宗教实为儒学，儒学算不算宗教？

迄今学界对此并无定论，我们当然也不好去苛求三百年前的洋人。

不过，聪明的神父们自一开始，就十分巧妙地将中国人的宗教严格区分为两类：

儒教——文人的宗教，这是上自皇帝、下至文武百官和儒士们都信仰的最正统的宗教。它经孔子倡导而复兴，也正是在这种宗教中，耶稣会传教士们自称看到了基督福音的诸多启示，竭力加以宣扬和推崇。

除此以外的释、道诸教均为异端邪说，只有下等人才信奉这些迷信的异教。

如此一区分，尽管儒学的正统地位得到了如实反映。但中国文化从不注重俗教分离，具有极大包容性、多元性的特点却悄悄地走了形。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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