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是明朝万历年间的一代名相。张居正从隆庆六年（1572年）开始，到万历十年（1582年）病逝为止，担任了内阁首辅整整十年。他在任初期，面临的形势极不乐观。明王朝已经度过了繁花似锦的盛世，朝政国事百弊丛生，开始一步步滑向倾颓边缘。

但张居正上任后，立即大刀阔斧进行了一系列“新政”，用积极努力的态度和高超的治国理政之道，试图对危机深重的明王朝来一次脱胎换骨的全面革新，给明朝打了一针“强心针”，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明朝灭亡的步伐，被后人视为“救时宰相”。

在经济上，他首创并推行“一条鞭法”，严厉打击地主豪绅、王侯将相们隐匿田亩、偷漏赋税的恶劣风气，明朝田赋收入大为增加。在吏治方面，他实行严厉的“考成法”，“课吏职，行赏罚”，对官吏进行严格缜密的年度考核，使得朝中官吏尸位素餐、无所作为的作风大为好转。在人才选拔上，张居正慧眼识人，是一代名将戚继光在朝中的坚实后盾。

在他努力下，明朝出现了“万历中兴”的大好局面，国家财政储备充裕，武备强盛，明朝统治危机大为缓解。但由于张居正在位期间，很多措施都触犯了王侯将相、豪绅富户的切身利益，一条鞭法动了他们的“钱包”，考成法更是直接动了他们的饭碗，很多人都对张居正恨之入骨。加之张居正本人也置身于激烈的权力之争漩涡中，因此在朝中树敌甚多。

在此背景下，一些奇谈怪论应运而生。有一个很著名的段子，说是张居正作风奢侈，乘坐的一顶轿子，要由三十二个轿夫抬。这个段子影响力很大，流传很广。

《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都对这个说法信以为真，在作品中绘声绘色描绘了张居正的这顶三十二人抬大轿子的细节，并且信誓旦旦保证：“相信我，你没有看错，我也没有写错，关于这部分，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

追根溯源，这个段子的始作俑者，是明朝史学家王世贞，他在《嘉靖以来首辅传》中第一次写道，张居正有过这么一顶轿子，是真定知府钱普进献给他的，“前为重轩，后为寝室，以便偃息。傍翼两庑，庑各一童子立”，“凡用卒三十二舁之”。

这个王世贞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大臣，历任湖广按察使、郧阳巡抚、兵部尚书，还是明朝著名文学家、学者、史学家。

他是张居正的同年进士，张居正青云直上升任首辅后，王世贞一度与张居正走得很近，但因为在官职升迁之路很不如意，没有得到张居正的提携，两人有了嫌隙，从此交恶。

王世贞怀疑张居正故意给他穿小鞋，心中愤恨难平，认为“此江陵始终弄我也”，从此对张居正有了很深成见。他多次说过张居正坏话，指桑骂槐说张居正有野心，私生活糜烂，“相公情窦渐开，浸耳目之好，恐非宗社之福”等等。因此他说张居正坐轿三十二人抬，可信度大可打一个问号。

万历年间另一个知名学者沈德符，治学以严谨、详实、中立著称。他本人和祖辈父辈都是明朝京官，对当时朝中典故知之甚详。他的著作《万历野获编》中，也提到了张居正的这顶轿子，但只说这顶轿子个头不小，“可以贮童奴，设屏榻者，江陵甚喜”，一字未提三十二人抬轿。如果真是三十二人抬轿，属于典型的热点焦点，他怎会一字不提。

另外，从明朝官制而言，各级官吏大臣乘坐的轿子的轿夫数量，有着严格的规定与限制，绝对不是说谁想用多少人抬轿就用多少人。《明史》记载，“弘治七年令，文武官例应乘轿者，以四人舁之。违例乘轿及擅用八人者，奏闻”。再大的官，也只能坐四人抬轿子，用八人抬已经属于“违例”，遑论三十二人抬。《清史稿》记载，“清初仍旧明制”，清朝仍旧沿用明朝规制，即使是皇帝的轿子，也不过“臾以十六人”。

用三十二人抬大轿，已经超过皇帝的轿子轿夫数量一倍，铁定无疑属于严重的“逾制”和“僭越”，是要杀头掉脑袋的。张居正一不傻二不疯，岂会在激烈的朝中权力之争中露出这样一个大破绽，岂会做出这种图虚名而受实祸、让自己成为千夫所指的蠢事。

综上所述，所谓张居正大轿32人抬之说，纯属戏说，可能性几乎为零，完全是泼在他身上的一盆脏水。张居正并非完人，他也有很多缺陷和错误，但坐32人抬轿子这件事，未免太扯了，的确是冤枉了他。

参考史料：《明史》《清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