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三岁的乾隆寿诞前夕，两广总督紧急向老皇帝递交远在万里之外的“英吉利”陌生国家的来信，说是要给乾隆皇帝祝寿。在信中，英国人以谦卑的口气说：“恳想求天朝大皇帝施恩通好。凡有我本国的人来广，与天朝的人贸易，均各相好，但望生理愈大，饷货丰盈。”信的末尾以极其恭顺的的口气向乾隆大献殷勤，这让乾隆感到十分满意。

在研究“英吉利”这一国家基本情况后，乾隆确认，这是大海之外的洋人，被“天朝大国”的气象所威慑并前来进贡的，这象征“万国来朝”“威服四夷”的传统得到了进一步的广泛承认，为此，乾隆也给出了积极信号，命令两广总督做好接待工作。 其实“英吉利”就是英国，彼时已经是西方日不落帝国，很久以来，他们一直就是大清国的外贸对象，只不过，在大清朝眼里，这个国家的“渺小”可以忽略不计，大清这个自以为“桃花源“，早已经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在所有见面安排妥当后，突然出现一个重大难以达成的意见，按照清朝意见就是英国访问团，马戛尔尼在觐见皇帝时必须行三拜九叩之礼，这让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英国使节非常意外，严词拒绝这一要求。

此后不久，乾隆宠臣和珅亲自出马负责对英方外交工作。英国人对此描述道：“和中堂接见公使的时候坐在正中一个铺着绸缎的高椅上，两旁有四个大臣。”“他们见了外贸也不起立，态度冷漠，语气傲慢专横。”英国人据此判断这是清朝人故意摆出高姿态：“为了表示国家的尊严，他们似乎决心避免以平等的精神回答特使的敬意。”《英使谒见乾隆纪实》最后经过几天谈判，最后双方达成妥协，即英国使节见到乾隆皇帝时单腿下跪，不必把头碰在地上，数月后，当英国访问团留下大量西方礼物和现金武器装备后，乾隆并不觉得如何新鲜，认为这些西洋人只是“奇技淫巧”，来到大清就是赚几个钱花。为此乾隆得出了一个结论：“该国夷人虽能谙悉海道，善于驾驶，然便于水而不便于陆，且海船在大洋，亦不能进内洋也，果口岸防守严密，主客异势，亦断不能施其伎俩。”乾隆对外国人的威胁进行定调，这不要紧，一下子影响力其子孙后代接班人固守成规，缺乏对外国的基本判断，仅仅以为他们只善于在水上而不善于在陆地上的离谱判断，在几十年后，其孙道光，便受到重大这一误判形势的严重打击——鸦片战争。

咸丰花钱买消停

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王朝的大门早已被全面被踹开，清朝代表与英法美俄代表签订《天津条约》，按照条约规定，四国可以派出公使在北京设置机构，以方便条约落实开展。清朝已经承认“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已经形成，但是在内心绝对反感与洋人打交道，他们毕竟是“夷人”啊！不就是擅长“奇技淫巧”吗？然而事实是，清朝已经弱不禁风，但是：“从来外夷臣服中国，入修朝贡，皆事毕即返，不许久留，所以严中外之大防也。”这一传统思维让大清朝从心底反感与洋人打交道，更别说进驻北京设置办事机构。

清朝人这一反应也正常，毕竟几千年来从没有过这样的先例，当听说四国有如此“惊人”要求时，御史尹耕云第一个向咸丰帝陈诉，其所奏内容非常沉痛地说：“臣不知夷人进京后，皇上用什么礼节见他，如果他们总在这赖着不走，又用什么办法赶出去？今天的北京，譬如人身元气虚弱，怎么还能让邪气进一步侵害呢？请皇上千万以宗法自重。”当时看来尹的陈述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可以说站在几千年“历史高度”去看待夷人进驻北京的危害和耻辱。

紧接着礼部尚书又进一步分析其中的最大危害：“一是大清朝从此不再有任何机密可言，凡有举动，芝麻点事都会被洋人知道，紫禁城附近的建筑和禁地都会被洋人俯瞰”。有的更是上疏表示说，如果让洋人进驻北京，等于另外一种形式的占领：“京师岂复国家所有？”关于四国进驻北京设立使馆，整体意见就是等于“亡国”，而大清皇帝与洋人之间的礼仪必将不能达到乾隆与英国交往的“一条腿下跪”，这一大清皇帝的威信将彻底颜面扫地。

年轻气盛的咸丰皇帝在接到群臣意见后，深度认同大家观点，几天后，咸丰下发谕旨并提出处理意见：“此时须将全免税课一层，明白宣示，使知中国待以宽大之恩，此后该夷获利无穷，所许各项，自可全行罢议。”就是说只要外国人不设立使馆进驻北京，那么大清将免除外国人所有关税。

在其眼中，天朝皇帝的威严比钱更重要，并且预料到这个办法会有臣下反对，特意做好铺垫，以此彻底实现其皇帝意志：“即京员或有信函，尤不可稍为摇惑，惟静候内定办法，方能于大局有益也。” 咸丰帝的“大手笔”如果得以实现，那么这笔买卖，必将得到精明外国人的同意，因这笔钱的数目实在太有诱惑了，本来外国人千山万水的打来为什么？还不是为了钱？

然而反对程度之大还是出乎咸丰预料，臣下纷纷上奏表示坚决反对，如果以这样为结果的话，那么大清王朝财政体系将全面崩溃，国家马上就会名存实亡。最适当的谈判办法是：“务以尊崇国体为先，尤以收回利权为要。”负责对外谈判的薛焕则说，免除关税，外国人可能会答应一两年不进京，那么两年之后再进京怎么办？我们还有什么牌可打？说的咸丰哑口无言。 此后反对的折子如雪片版飞到了咸丰帝的案前，本来心力交瘁的咸丰，在如此反对声中，也不得不做出取消关税这样的办法，毕竟皇帝不能让大臣觉得太傻太天真。在朱批中唯有发怒几句：“未见该夷，何以知其势必不行？”最后只能痛骂薛焕真是一个贼子一样的人外，算作出气。

弱国无外交

其实咸丰一朝出现许多让人不解的事情，曾国藩第一幕僚赵烈文对当时要迁都西安也记述了自己的看法：“北京闻已与议和，尚未时分融洽，夷酋欲见恭王不得，因火圆明园，宫殿尽毁，又必欲如前约，驻兵京都。车驾尚在热河，朝议欲迁都西安避之。然夷法国都俱驻公使大臣，各邦皆有，不过欲通知风俗国政，初非恶意，如欧洲俄与英、法世仇，而兵事一息，即互置公使，不独行之中国。”赵烈文可以说对西方外交体系颇有见地，与此同时，他分析西方用兵北京不过几千人，而北京的军队“禁旅如云，何必畏之若此，而出此迁都下策，殊不可解，且彼所欲驻兵国度，以空城畀之，岂能塞其意？我能往，寇亦能往，西安岂天上邪？最后他感叹“朝廷聩愦若此，闻之且愤且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