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被免职的三河书记，仿佛成了官场版的现代“阿Q”。他在职位上时，或许有着某种自我满足和虚幻的优越感，一旦失去权力，便如被戳破幻想的阿Q，神态间满是失落与不甘。他曾在那看似辉煌的位置上趾高气昂，如今却陷入被免职的尴尬境地，仿佛曾经的风光都成了过眼云烟。就像阿Q在遭受挫折后只能用自我安慰来麻痹自己，他或许也在试图用各种借口和理由来掩盖内心的窘迫，却难以逃脱众人的审视和评价，成为官场中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典型。

在所主政的城市，偏执地大面积强行推行“色彩革命”，并在舆论场掀起轩然大波，三河市委书记被“下课”了。

如果这位书记被追责，仕途就此中断，那么他大抵创造了一种最蠢的“跌倒”方式——因为“嗜绿之癖”。

能做到县市委一把手这个位置，乃是人中龙凤、马中良驹了，堪为人精般的存在。在城市禁绝红蓝黑而独嗜一绿，可谓昏聩颟顸至极。

执着地干一件在外人看来匪夷所思的事儿，到了荒谬绝伦地步，公众因此急于搞清楚：精明与愚蠢，是如何统一在一个官员身上的呢？

权力任性说，封建迷信说，利益驱动说……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见仁见智。

上述种种，虽不乏各自的道理，但似乎不能完全解释得通，尚未能揭示其深刻潜在的性格和动力。

比如逐利说，不能排除该书记确有此劣行。但现实情境下，在一个经济并不落后的县市，其主官若是动了搞钱的心思，何须通过强行更换店铺招牌这种低性价比的选择，来实现利益输送？

对于该书记搞“色彩革命”的动因，若不甘游弋于舆论的浮沫，不局限于简单化地贴政治标签，能否从一种新的视角，找到更大的阐释空间？

只有当我们不是置身事外做轻率的批判，做赏玩其滑稽与落败的看客，而是在这面镜子里照见世相，“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才算是真正贴近了问题的实质性意义。

笔者一开始是批评该书记迷恋权力审美，这仍未跳出政治叙事逻辑框架。认真思考事件的全过程和内外因素，越来越发现该书记有着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 。

阿Q愚昧无知，油滑而又狭隘，照理说同属于闰土、祥林嫂一类，是被启蒙的一员。

鲁迅说：“还记得作《阿Q正传》时，就曾有小政客和小官僚惶恐，硬说讽刺的是他”；茅盾更是直言不讳地说：“阿Q 所代表的国人的品性，又是上中社会阶级的品性”。

就其国民思想的普遍意义来讲，阿Q精神在其他阶级、阶层里也普遍存在，包括三河市那位原书记，只是表现形式与当年的阿Q 不一样而已。

所谓精神胜利法，就是不正视现实，用盲目的自负自大、自轻自贱、畏强凌弱、健忘忌讳、以丑为荣等种种手法来自欺自慰，自我陶醉于虚幻的精神胜利之中。

权力崇拜是阿Q 精神的逻辑起点。阿Ｑ的革命，不过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 “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 ”。

对于革命，他马上想到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宁式床、钱家的桌椅；想到复仇把和自己打过架的小Ｄ、王胡子连同侮辱过自己的赵太爷、秀才和假洋鬼子统统杀掉。

他还想倒赵司晨的妹子、邹七嫂的女儿、假洋鬼子的老婆、秀才娘子和吴妈，拿不定主意究竟要谁。

三河市前书记的权力崇拜，通过强推“色彩革命”表现得淋漓尽致，即“我喜欢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我想搞多大范围就搞多大范围”，让整座城市商铺招牌陷入荒诞的”调色盘“乱局。

看似不自觉的随机性行为，恰好说明它是一种发自灵魂深处权力支配意识的自然流露。别人欺负不得，小小的个体工商户、治下的大小单位，也欺负不得么？

阿Q的狭隘与保守，表现在鄙薄城里人。城里人把“长凳”叫“条凳” ，他认为是错的；城里人油煎大头鱼，加切细的葱丝，不像未庄加半寸长的葱叶，他也认为是错的。

在三河前书记看来，店铺招牌杂七杂八的颜色也是不忍卒赌、不可原谅的，只有单一绿色并搞成绿油油一片，才是正宗、顺眼的。国际国内连锁品牌的招牌颜色也得变绿，甚至连医院红十字都必须刷成绿色。

阿Q“精神胜利法”的自欺，体现在他不敢正视自身的“癞疮疤”，因此忌讳、痛恨别人提起——只要没人提起，就好像是不存在了。

三河前书记也忌讳红蓝黑，但凡有人提到这三色，大抵会跟阿Q一样采用怒目主义，于是就觉得这三色非同寻常，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印色了。

阿Q有着“精神胜利法”的巧滑，偷了静修庵的萝卜却狡辩说：“我什么时候跳进你的园里来偷萝卜”，“这是你的？你能叫得他答应你么？”——这则是巧滑的“欺人”。

三河前书记治下的城管人员，面对媒体表示：“如果商户不怕麻烦、不心疼钱，可以改回原颜色，自愿。”全网舆论为之汹汹，这种“抗压”的底气和机巧，未必不是来自市委主要领导的旨意。

阿Ｑ的自欺、自大，总是能够取得精神的巨大满足，甚至在被示众、即将被枪毙时，心理上仍然不输，还要喊“二十年后又一个……”，要高声唱道“手执钢鞭将你打”。

说实话，强制统一商铺招牌门头，各地不胜枚举。面对汹涌的舆情，三河方面若及时回应、道歉，舆论早就平息下去了。而该市愣是一直憋着没正面发声，导致舆论持续发酵，廊坊市级层面不得不出手。

“登了不识羞的顶颠傲视着一切”，三河前书记有着必以吾辈所是为是，绝不容他人匡正的气概。并非出于真的无知，只是厚着脸皮硬不肯承认而已，这同样含有阿Q式的自欺、自大成分。

阿Q的自尊或自我肯定取向，不可能通过一种“超常”的方式来达成，于是更倾向于通过某种行为“低常”来进行。

阿Q认为自己所具有的 “优胜”，是试图通过向强者（赵太爷和 “假洋鬼子”）和弱者（王胡和小尼姑）的挑战来显示或建树。这就是 “比较劣势” 原则形成的逻辑。

三河因为特殊的区位特点，具有某些发展的先天优势，但劣势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所以一当有人论及三河的劣势，他们并无真正的 “优胜” 来抵御之。

三河前书记似乎只能通过“见识高” 的 “优胜” ，试图通过大规模且不乏怪异的“色彩革命” ，来突破这种自卑心理的劣势，重建自身的 “优胜”。

“美比不过你，我和你比丑”，丑胜过美，卑污胜过洁净，失败就是胜利。精神胜利法就这样在自己的逻辑里顺畅运转。

“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

从鲁迅先生上述对“瞒和骗”的批判，似乎不难找到三河“色彩革命”终点跟起点之间的逻辑衔接。

厘清了三河“色彩革命”问题的具体指向之后，接下来要回应的是: 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什么，疗救的可能和出路是什么?

回答这些问题很冒险，也很困难。鲁迅的只诊疾病慎开药方几乎是众所周知，我们又何能率尔而对这些问题呢?

阿Q的结局也好，三河前书记的落败也好，给我们以照见自我并开出反省道路的机会。

假如对这面镜子视而不见，那就如《阿Q正传》最后一节的标题所讽刺的那般: 尽管留下了那么多的遗憾，这世界依然照着老例“大团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