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订婚强奸案”二审宣判引发广泛关注。此案中存在两个引发争议的关键问题。其一，对于“订婚”这一概念在法律情境下的界定及与婚姻关系的关联，究竟应如何准确把握，这直接影响到案件的定性和量刑。其二，在双方存在所谓“订婚”关系的背景下，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强奸罪，以及强奸罪的认定标准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应如何适用，引发了法律界和社会大众的深入思考与激烈争论。二审宣判的结果将对类似案件的处理以及相关法律观念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

被网友称为“订婚强奸案”的山西大同席某某案，今天（16日）上午二审宣判。

据悉，该案刑事、民事二审均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此前，该案被告人席某某一审以强奸罪被判有期徒刑3年。

“法度law”注意到，该案定罪核心争议在于是否存在违背意志的插入性行为。有文章认为，审判长强调“处女膜完整性不影响强奸认定”，刻意回避了生物物证缺失及事后清洗的孤证困境。

生物物证缺失包括被害人阴道擦拭物未检出男方DNA，且床单精斑仅能证明性接触，无法直接证明插入行为。对“性行为必然导致处女膜破裂”的否定，并不能反向推导“插入行为必然发生”——二者在逻辑上非充要关系。

而事后清洗的孤证困境则指：法院以“被害人陈述洗澡”解释DNA缺失，但未提供浴室使用记录、水痕检测等客观证据佐证，该陈述仅属单方口供，存在虚构可能。

此事引发广泛争议。北大法学院教授陈永生认为，审判长声称床单上检测到精液，但是被害人体内没有检测到精液，而且处女膜完整，二审法院居然维持强奸既遂的一审判决，太荒唐。

此外，该案审判长接受媒体记者采访的一段话也引发争议。

据媒体报道，该案审判长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席某某的母亲作为辩护人，多次擅自把涉及被害人个人隐私的信息发布到网上，侵犯了被害人隐私权，二审期间法院依法对其进行了训诫。与席某某家人主动爆料接受采访、形成不对称舆论所不同的是，被害人选择相信法律，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谢绝所有上门媒体的采访，拒绝舆论炒作。

对于上述采访内容，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案例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何兵认为：“法官判决后，不应对媒体评论案件。最高法院的法官职业伦理规定，有明确条文约束。这种公开评论，使得法官成为自己判决的辩护人。法官判决以后，必须对媒体保持缄默。判决是法官的权力，评论是社会的自由。”

资深刑辩律师周立新对“法度law”表示，“法官在判决以后还要对自己判决的案件公开做解释，那只能说明他的《判决书》理由不充分，道理没讲清楚。另外，办案法官的身份，正如何兵老师所说，他的所有话只能体现在判决书中。”

媒体此前报道，2023年5月1日，山西大同市阳高县27岁席某某和24岁女子吴某某举行订婚宴，双方签订《订婚收彩礼协议》，男方当天给女孩一半彩礼10万元和一枚7.2克的金戒指，承诺结婚一年后，在90多平方米的婚房房产证上加上女生名字。5月2日下午，两人在婚房发生关系后，女方控告男方强暴。

2023年12月25日，阳高县法院对该案刑事部分作出一审判决，席某某因犯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席某某当庭上诉。

作者｜京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