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订婚强奸案”中，审判长给出了清晰且公正的答复。审判长强调，不能因为订婚关系而忽视强奸罪的认定标准，无论何种身份，只要违背妇女意志，强行发生性关系，就构成强奸罪。不能以传统观念或订婚名义对女方进行污名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的合法权益都应得到保护。这一回应有力地驳斥了那些试图以错误观念为女方定罪的言论，彰显了法律的公正与威严，让人们明白在两性关系中，必须尊重他人的意愿和权利，杜绝任何形式的违法犯罪行为。

本案舆论影响很大，本案审判长在答记者问中，首先否认“舆论干扰司法”的存在，接着说了很有水平的话，“接受舆论监督和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并不矛盾”。

文 | 张彦宗

社会影响很大的“山西订婚强奸案”经过不公开二审庭审，4月16日在大同市中级法院公开宣判，驳回席某某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的强奸罪罪名及三年有期徒刑量刑。

席某某当庭提出申诉。宣判日当天，除了判决结果，人民日报还刊发了本案审判长的答媒体问，详解舆论关切。

2023年1月30日，席某某与被害人经当地婚介机构介绍认识后确定恋爱关系。

5月1日双方订立婚约，次日下午席某某不顾被害人反抗，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山西阳高县法院做出上述一审判决。

经媒体报道，舆论对这起“订婚强奸案”有广泛争论，同情男方的声音很多，对女方行为有污名化谴责。

二审审判长的详细应答，是两年以来官方面对社会关切的最详细回应。据审判长介绍，男方席某某在事前、事中、事后三个阶段的表现，符合“违背妇女意愿”的强奸罪构成要件。

考虑他主动到案接受调查，有悔过表现，且犯罪情节较轻，本来有机会判缓刑，但因为其坚持不认罪，拒绝接受社区矫正，所以二审维持了原判。

审判长的这番解释，打消了很多人对本案强奸证据不足的疑虑，争取到相当大的舆论转向，但仍有部分人——基本是男性网友——坚持认为这样的判决有利于他们口中的“捞女”，会让一些女的借订婚布设勒索钱财的套路。这样的成见很难被以案说法改变。

本案中，被害人曾告诫席某某，成婚前不发生性关系。

后者强奸、得逞后控制女方，都留下被害人强烈反抗证据，包括人证、物证、强拉硬拽被害人的电梯监控视频等。

这些证据对判断此案性质很重要，可有的证据在前期舆论中没被披露，有的在男方母亲单方面披露后被厌女氛围利用并误导。

在此之前，男方母亲极力让外人相信自己的儿子是无辜的，女方骗财不成才报案，直接推动了舆论的厌女情绪。

女受害人一家拒绝媒体采访，以及案情信息披露的不充分，客观上加重了大众的怀疑。

在审判长详细解释后，很多人认为，舆论对席某某一家的同情被滥用了，女方不说话不代表席某某的犯罪行为不存在，以情代法的大众立场对受害者有些残忍，而许多对所谓“捞女”的批判，欠缺事实基础。

比如“女方要求房本加名”，审判长指出，这是女方家属为顾及受害者脸面提出的要求，并不是“以报警为要挟索要财物”。

而且女方在法院立案后就将彩礼退还中介，男方这边拒绝领取——哪怕东西都交到法院，席某某母亲都不接受，却提出返回彩礼的诉讼请求。

另外，法院查明，被害人没有婚史，通过婚介机构两次相亲，第一次未成功，没有涉及彩礼，第二次即与席某某相亲，被害人不存在骗婚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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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的普法点有很多。比如，二审前，男方家属向社会传播“女方处女膜未破裂”等个人隐私信息，让很多人误以为女方撒谎或男方强奸未遂。

对此，二审审判长提到，处女膜状况不能作为认定或否认强奸罪行的依据。

而最大的普法价值则是强调“订婚不等于性同意”这条红线。舆论反响越大，普法越能让更多人知法守法。

有人担心会有不法之徒利用订婚套路来诈骗男性，从诸多骗婚女被惩处的案例看，司法机构对这一诈骗模式有明确甄别与惩罚，这种担忧实属矫情。

与一些忧心忡忡的愤怒男性不同，对于本案的强奸罪判决及量刑，绝大多数女性都持欢迎态度。

女孩子们受到了鼓舞，不仅仅是因为法官替本案受害者洗脱了“捞女”的污名，判决本身还反击了那种以为订了婚或给了彩礼就能“合法强奸”的错误认知，让法律成为女性性同意权的靠山。

本案舆论影响很大，本案审判长在答记者问中，首先否认“舆论干扰司法”的存在，接着说了很有水平的话，“接受舆论监督和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并不矛盾”。

如果说审判长释疑解惑主要是面向公众的，那这位法官对舆论与审判关系的看法值得赞赏——尽管二审结果无法完全平息争议，可只要司法人员恪尽职守，一个有异议的舆论也属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