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袭警罪变成下一个“口袋罪”》

袭警罪的设立旨在维护警察执法权威，但要避免其成为“口袋罪”需多方面努力。首先，在立法层面，应不断细化袭警行为的构成要件，明确区分一般抵抗行为与真正袭警行为的界限，比如明确肢体冲突程度、主观故意性的判断标准等。其次，执法过程要严格规范，警察执法应遵循法定程序、使用合法手段，全程记录执法过程，这样既保障民众监督权利，也为判定袭警行为提供客观依据。再者，司法机关要秉持公正、审慎的态度，在具体案件中准确解读法律条文，根据事实与证据准确判定，防止滥用袭警罪条文。

作者｜ 许华萍

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博士研究生

自《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袭警罪后，袭警罪的适用一度呈泛化趋势，实践中出现多起将轻微肢体冲突、消极抵抗甚至言语辱骂等行为纳入袭警罪打击范畴的案例，模糊了一般警民冲突与严重袭警犯罪的边界，袭警罪逐渐向保护公务活动和维护执法权威的方向倾斜。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个人自由和公民权利的保障，出现了“口袋化”的趋势。

2025年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关于办理袭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自1月18日起施行。《解释》整体上从限缩适用立场出发，以扭转袭警罪的泛化趋势，袭警罪的认定发生重大变化。

新《解释》如何定义“暴力袭击”？

实行行为，是构成要件的核心概念。如何理解袭警罪的“暴力袭击”，是确定本罪入罪门槛的关键。试举几例：

情形一：警察执法过程中，张三殴打警察，造成警察轻微伤。

情形二：张三打砸警车（车内有警察），造成警车损坏，但未造成人身损害。

情形三：张三抢夺警察所持警械，与警察发生缠斗。

《刑法》中的“暴力”，大体可以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种为最广义的暴力，包括所有对人暴力和对物暴力；

第二种为广义的暴力，包括对人暴力和（对人的身体产生影响的）对物暴力；

第三种为狭义的暴力，仅包括对人暴力；

第四种为最狭义的暴力，仅指对人暴力中足以压制对方反抗的暴力。

袭警罪的“暴力”，首先排除最宽泛的第一种暴力和最狭窄的第四种暴力，但在第二种和第三种暴力类型之间存在较大争议。二者的区别在于，对物实施暴力但可能间接对警察的身体产生物理影响时，是否符合袭警罪的“暴力袭击”？

在《解释》出台前，实践中通常参考2020年“两高一部”《关于依法惩治袭警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规定。该《意见》第1条采取了第二种暴力类型，认为对人暴力和可能作用于警察人身的对物暴力都属于“暴力袭击”。按照这一立场，上述情形一、二、三均属于“暴力袭击”。

但是，该《意见》对暴力程度并未进行任何限制，这就导致司法实践中大量轻微肢体冲突、情绪过激后的应激行为、反抗抓捕时的肢体反射等都被纳入袭警罪的打击范围，袭警罪的天平倒向维护执法权威和警察公务保护，忽视了天平另一端的公民人权保障。

为防止袭警罪成为下一个“口袋罪”，法学界多数观点主张，“暴力袭击”应当仅限于狭义暴力，仅指直接针对警察人身的暴力；对物暴力无论是否可能间接伤害人身，都不构成袭警罪。上述情形中，仅有情形一属于对人暴力，情形二、三均属于对物暴力，不成立袭警罪。另外，有观点在狭义暴力的基础上，附加突然性特征的限制，进一步提高入罪门槛。

《解释》采取了相对折中的方案，将暴力定义为第二种类型即广义暴力，同时对暴力程度进行限制。《解释》第1条第1款将“暴力袭击”区分为对人暴力和对物暴力，并以发生实害结果或具有具体危险对两种暴力类型加以限制。

具体而言，对警察人身实施的暴力，需要造成轻微伤以上后果（结果犯）；对警车、警械等物的暴力，需要达到足以危及人身安全的程度，形成“对人暴力+轻微伤以上”“对物暴力+足以危及人身安全”两种入罪门槛。

按照最新司法解释，情形一中殴打警察属于对人暴力，并造成了轻微伤后果，达到了袭警罪的入罪门槛。但是，如果行为人对自己实施暴力，如躺倒在警车前，不让警车通过，因暴力仅作用于自身，不能认定为袭警罪。情形二、三中的打砸警车和抢夺警械属于对物暴力，如果可能间接对警察人身产生损害，并伴随足以危及人身安全的具体危险，也可能构成袭警罪。如果打砸警车但车内无人，或者仅抢夺警械但完全不作用于警察人身，不能以袭警罪定罪处罚。如果行为人对警犬实施暴力，一脚将警犬踹倒在地，致警犬受伤，按照最新司法解释很难认定为袭警罪，但仍存在妨害公务罪的成立空间。

另外，针对以往饱受诟病的轻微暴力入罪现象，《解释》第1条第2款明确将三类情形排除在袭警罪的打击范围之外，包括轻微肢体冲突、一般性抗拒行为和言语攻击行为。 例如张三准备自杀，在被警察解救的过程中肢体反抗，为挣脱束缚将警察撞伤，不应认定为袭警罪。再如张三前往派出所寻求帮助无果，被警察带离时情绪激动将警察咬伤，该行为系本能抵抗和情绪激动后的应激反应，也不应被认定为袭警罪。以上三种情形不构成袭警罪本应是当然结论，此处明确规定以做提示和强调。

《解释》的出台，终结了部分关于“暴力袭击”的争议；但也伴随着另一种担忧。

针对对人的暴力 ，轻微伤的标准固然直观、简单，有助于明确入罪门槛，统一裁判尺度。但单一结果标准是否可能导致“一刀切”式的司法适用，进而出现唯结果论的定罪倾向，即只要存在对警察人身的暴力行为，同时又产生了轻微伤后果，就一律以袭警罪加以打击。

针对对物的暴力 ，如何判断是否足以危及人身安全，例如行为人抢夺警察手中的警械，在何种情形下对警械的暴力可能作用于警察人身，这可能需要结合行为手段、暴力程度、警械与人身的关联性等因素综合判断。

司法实践是动态鲜活的，上述问题不可能设定确定、唯一答案，只能留待司法实践以警察人身保护和公民人权保障的平衡为尺度，灵活应对不同案例的不同情形。

执法过错是否影响袭警罪成立？

袭警案件中出现的一类情形是，行为人认为警察执法不正当或执法活动存在过错而拒绝配合，因而与警察发生肢体冲突或对警察实施暴力。这一情形的背后，是公民配合义务和执法程序正当何者在先的问题，实质层面更是维护执法权威和要求执法正当的价值优先性问题。

如果认为公民配合义务在先，更强调维护执法权威，那就会认为，即使警察执法活动不具有正当性，公民也应当优先配合警察执法，以暴力袭击方式拒绝配合的，可以动用袭警罪予以打击。如果认为执法程序正当在先，只有程序正当时才能要求公民配合，那么当公民以暴力方式反抗不正当的执法活动，不符合袭警罪所要求的“正在依法执行职务”，不构成袭警罪。

《解释》对这一问题予以了正面回应，整体采取的仍然是区分立场和折中立场，但也体现了强调执法程序正当价值的精神内涵。 根据《解释》第4条的规定，当执法活动存在严重过错和较大过错时，执法程序正当价值优先于维护执法权威价值。警察执法活动存在严重过错的，对行为人一般不作为犯罪处理；存在较大过错的，若袭击行为暴力程度较轻、危害不大，可以不作为犯罪处理。

但是，对上述两种情形保留了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 当袭击行为造成严重后果时，无论执法活动是否存在严重过错或较大过错，仍可以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同时应当依法从宽处理。这也是为什么《解释》在论及不作为犯罪处理时，采取的是“一般”和“可以”，而非“应当”的表述。当执法活动存在一般过错和较小过错时，维护执法权威价值优先于执法程序正当价值。如果执法活动仅存在一般过错或程序瑕疵，不阻却袭警罪的成立，公民应先履行配合义务，不能以暴力袭警的方式反抗执法。

存在疑问的是，如何认定过错程度，“严重过错”“较大过错”“一般过错”应当如何区分？ 例如，警察无证搜查张三住处，张三阻止警察进屋而致警察轻微伤。无证搜查无疑属于执法过错，但系严重过错、较大过错还是一般过错，过错程度的认定直接决定了袭警罪的成立是否被阻却。

另外，过错的判断应当采取何种标准？ “主观说”采取警察个人的主观判断，侧重于对执法权威的维护；“客观说”认为需要依据法律法规进行客观判断，强调执法正当性价值；“折中说”根据社会一般人的理解来判断执法活动的合法性，以一般人立场在两种价值之间进行平衡。

当袭警罪和其他罪名发生竞合时怎么办？

值得注意的是，袭警罪与妨害公务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等罪名可能发生竞合。

首先，袭警罪与妨害公务罪可能出现法条竞合，袭警罪是妨害公务罪的特殊法条。当行为同时符合袭警罪和妨害公务罪，以袭警罪处罚即可。若不符合袭警罪的构成要件但符合妨害公务罪，可以妨害公务罪兜底，避免处罚漏洞。

《解释》明确了两种以妨害公务罪兜底的情形：一是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但未实施暴力袭击行为；二是暴力袭击辅警，不构成袭警罪，但可能构成妨害公务罪。可见，《解释》虽然将辅警排除在“人民警察”的范围之外，但对辅警的人身安全和职务活动并非不予保护，辅警仍属于妨害公务罪的行为对象。

其次，袭警罪与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可能出现想象竞合，一行为若同时构成袭警罪和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从一重罪处罚。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司法实践中很多袭警都发生于醉酒之后。对于醉酒人的刑事责任，《解释》延续了《意见》的规定：“醉酒的人实施袭警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醉酒分为生理性醉酒和病理性醉酒，生理性醉酒属于原因自由行为，即行为人本来具有辨认和控制能力，故意或者过失使自己丧失或部分丧失辨认和控制能力，并在该状态下实施了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不影响刑事责任的认定。例如张三喝醉酒后，误把警察当老虎，对其实施攻击行为，即使实施攻击行为时存在认识错误，但醉酒状态是行为人在自由状态下自己导致的，属于原因自由行为，仍应承担刑事责任。

袭警罪的设立初衷，本是为保护警务人员的人身权和执法权，为警察履行职责、维护社会秩序提供法律保障。但是，如过度扩大袭警罪的打击范围，轻易动用刑法手段介入警民冲突，不仅与预期目标背道而驰，反而可能加剧警民冲突，激化社会矛盾。

袭警罪打击范围的大小，始终是秩序和自由两种价值的选择和平衡。维护执法权威和保护公务活动固然重要，但也不能以牺牲个人自由和公民权利为代价。执法权威得到尊重的前提，是将执法活动限制在法治的框架之内，遵循正当程序，符合程序正义。

“刑罚如两刃之剑”，公权机关对于刑罚权的发动，应当时刻保持克制。和谐警民关系的构建，绝不取决于刑法手段，而是取决于警民双方对于法治的共同尊重和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