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老友记第四期:贾康×王巍
直播时间:2024年3月1日下午14:00-16:00
视频转译文字稿整理(具体如下):
话题8:忆年轻时的过往经历,谈中等收入陷阱
贾康 : 这跟每个人内心深处自己的偏好有关系。我也是这个感觉,其实我自己从小在生活中的感受是,我绝对不属于那种特别聪明的人之列,也不属于特别有魄力的人之列。所以才有你一开始说到的我比较独特,一直就在科研这条路上走下来了。莫干山会议上的那些人,真正走这条道做科研的人很少,或者是走仕途,或者是当商人去挣钱了。但往往高风险就随之而来。我由于自己不是觉得特别有什么高智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魄力,内心觉得对研究感兴趣,才走这条路当然也跟家庭有关系,有一定影响。我的母亲特别看重读书,父母他们从小就注意着,不声不响就给我买几本书回来,我现在才体会到他们的用心。从一开始看林汉达的《春秋故事》《战国故事》《西汉故事》,就培养了对历史的兴趣。看《奔向明天的科学》,就知道还有那么多未来的事情,诸如此类。到了文革 10 年的中间,跟着父母到干校,我都已经是正式的青年班身份了,干校成员了,我母亲坚决要求我撤出来——你的身份改为家属,到附近的农村小学戴帽初中班去学习。就是必须得学习。当时那所学校里的教育也很不正规,但我毕竟在学习过程中,知道了还有正负数。对形成一个认识世界的思维,当然这是非常革命性的概念。早些时候,哪知道还有负数?还有一元二次方程?有了怎么开方程的公式,只要背下来这个公式,再碰到这个问题就能解决,诸如此类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间,我自己的偏好,就带着对科研的一种兴趣。到后来,最关键选择的一些关头,我都是选择了继续在科研这条道上走。那么继续往前走,实际上我也是觉得我既然认同客观规律值得探寻,既然认同人类文明应该得到进步,必须关注一些宏大叙事的事情。比如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这本书。这本书是在出版社的鼓励之下,我们推出了,后来被评为当年的中国好书,中宣部主导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一起办的活动,在全国只选了 30 本书,各门类中,经济类只有 2 本,谈现实经济问题的书,当年只有这一本(另一本是经济史的)。
王巍 : 谈到中等收入陷阱,这是一个重要的词汇。中国现在就属于全世界公认的中等收入国家。但是很多国家永远沦陷在里面,甚至退下去了。极少数国家,大概只有几个“小龙”才能跳出去变成高收入国家。我们现在正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到底能不能跳出陷阱,最终走向小康,这是很重要的一本书,因为中等收入陷阱可能是我们这代人最重要一个词汇。
贾康:它作为一个带比喻性概念特点的词汇,实际上反映的是一个全球统计现象刚才您提到的比如亚洲四小龙,是极少的成功者中东方的代表。在前面约70年时间段里,全世界有113个国家,可被世纪银行可比口径认定为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但真正继续向上的成功者只有12个国家,其中就包括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曾经很有势头的“四小虎”,也是亚洲的,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前半期,曾经是生机勃勃,但是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泰国、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这四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现在还没出来,一蹶不振可以几十年拉丁美洲更有一群国家是如此。当然他们各自的原因,还得具体分析。
在中国,当时我们推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是争议背景的。有人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不成立,甚至有人说这是国外敌对势力打压中国的一个概念陷阱,没必要讨论这个。但在我们的基本认识上,认为这是一个战略层面必须考虑的真问题,是必须接受的历史性考验。实话说,现在怎么样啊?现在我们碰到了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严峻挑战。
王巍 : 几十年前,一所很著名学校不说名字了,都说我们在 2025 年就已经将进入高收入了,说这话的人是很著名的经济学家。中国这个最大的问题是它没有前例可循,因为前边跳出来的全是小国,全是依存在全球体系下的岛国或者是依附国家,而中国是一个这么大的国家,是一个大板块,它不依附任何人,而且政治制度还不一样,这个能不能整板块提起,是个巨大挑战。
贾康: 可能网上的一些信息,很多朋友也都接触到了。在 2020-2021 年那时候,大概我们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走到了 12, 500 美元上下,离世界银行跨越标准很接近,后来它调整到 1.3 万多一些这么一个具体的量值,看着也就差这五六百美元了,似乎是唾手可及就上去了。中央在十四五《建议》也提到了,总书记说发展过程中,很有希望在十四五末期,使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达到高收入经济体的门槛水平,这指的就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是 2021 年中央就意识到,出现了三重压力问题, 2022-2023 年,形成国际可比口径的美元,和人民币发生了过去意料不到的人民币方面的较大贬值。结果我们这个水平就没有如意愿中那样地往上走。中国的经济总量,以美元计价,跟美国的差距又有所拉开。所以这形成了带有挑战性质的一个历史性考验。现在,必须争取调动我们的潜力,一定要过这个坎,早一点、晚一点不是实质性的问题,过这个坎,是推进中国现代化必须经受的历史性考验。所以,现在说到这个当年推出的中国好书《中国的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我觉得被实际生活证明,它是有理论联系实际意义的。
话题9:亚布力提出:要有一个基本的经济发展指标
王巍:咱们谈到亚布力。我也注意到亚布力上的发言正式提出来,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基本的指标,经济发展指标,而且还是要尊重GDP这样一个领头的指标。你能不能讨论一下为什么还要回到5%?我们已经放弃这么多年了,不再谈这事了,不断地说我们不要关注GDP,现在你的道理是什么?
贾康:GDP是国内生产总值,是一个把年度内各个要素投入形成的增加值合在一起的指标,在技术性方面,是可以排除各种不同意见形成共识的一个统计结果。这样在技术上保证大家都有共同语言,好像有一把尺子,大家都认这个。这个指标在直观表现上,更多的是反映经济发展上自己跟自己比、自己跟别人比有这个尺子衡量以后的一个态势。直观地说,这些增加值统计出来以后,表现的是经济的景气水平和繁荣程度。但是它同时有明显的局限性,它不能够反映在这个同期(一般为一年,当然我们也发布季度的),经济结构是怎么变化的?经济效益如何衡量?大家关心的那些民生改进的问题、环境优化问题,GDP都不能直观反映,所以它一定是有局限性的。
在前些年,我们粗放发展阶段上的经济起飞过程中,表现为GDP是两位数的高增长,大家觉得欢欣鼓舞,但又带来了一个偏差,就是地方的竞争,被学者称为“政绩锦标赛”的过程中,单一地看这个指标,就带来了很多只强调发展速度而不重视质量、集约型的发展不被重视的问题,造成很多其他的副作用,比如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使老百姓得到实惠的一些事情抓不实等等这些问题。所以,后来领导人专门说,不能再简单以GDP论英雄,这是对的。而后有的地方甚至说,我们这一年度人大会议不讨论GDP增长指标了,后来发现也不行,因为GDP必须形成时间序列,观察整个发展的态势,还离不开这样一个简洁的指标。只是需要提醒我们,并不能只以GDP论英雄,这并不是否定GDP指标的必要性,以及它一定程度的实用性。我们在有GDP指标的同时,要加上其他一些指标,形成一个合理的指标体系,来综合评价发展上的政绩。
回过来讲,现在经济运行中间,我们遇到的是2010年以后,“稳中求进”过程中的一个不断下行。讨论这个下行过程,就更得结合这个GDP指标来看它直观的量值。您刚才提到的,是大家现在都在关心这个指标量值怎么定?那其实已自然而然出来了。领导人说,我们很有希望在十四五末期,使中国人均国民收入达到现行标准的高收入经济体门槛水平——这个人均国民收入跟中国的人均GDP实际上差异不大(因为中国的GNP那个调整的部分比较小)。他后面紧跟着又说,很有希望在2035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那一年,即“新的两步走”的第一个节点上),使中国的经济总量或折为人均的GDP(又是GDP,实际上也是对应着人均国民收入)在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以后,比2020年全面小康之年再翻一番。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哪怕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还得继续往上发展,争取达到高收入经济体里边接近中等的水平。翻一番以后还能上去吗?我们现在如果上了这个坎,13, 000美元以上,那对比美国是什么样的水平呢?大概1/6或者1/6高一点,比最高水平的挪威、卢森堡等,那只是人家的1/10,所以我们还得再翻一番才能够继续对接到2049、2050年实现“中国梦”的梦想成真。这就带来一个保证速度的测算问题,学者一下就可以测算出来了。因为是人均,就涉及人口规模——中国人口规模已经不再增长了,假设人口怎么演变,就是高中低三种假设,测算出来以后大同小异:说到具体百分比,是4.7-4.9%这个区间,15年算总账,年均必须达到接近5%那才行。这也就是GDP要起衡量和引导作用,不用这个指标,你说不清楚明白。我们实际情况怎么样?虽然去年达到了5.2%,但是前年我们只有3%,两年复合平均增长速度为4.1%,这明显滑出了保证速度的合理区间。中央为什么说要维护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实际上指的就是这个事情。一方面我们追求高质量发展,一方面不能忽视以GDP加上其他指标来综合衡量的发展态势中的“保证速度”实现问题。
(未完待续)